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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中国翻译的作品没人看得懂

2010-09-02 08:35:06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2010年08月30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

　2010年8月30日，人大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先生做客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搜狐直播间，与网友一起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权贸易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一些看法。贺社长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图书“走出世界”正逢其时，同时，他也提出了图书输出难的主要原因，除了目前出版机构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之外，还有中国翻译的作品因为没人看得懂，所以成了第三种语言。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直播间里，我们第一位嘉宾是人大出版社的贺社长，我们会聊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权贸易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一些看法。
　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个问题？首先2009年有一个由头，在去年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一项很突出的成绩，在书展中间输出了107项版权，中国一些图书能够输出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人大出版社能够在一次书展输出这么多图书，成为输出版权最多的出版社。首先想知道我们出版社与“走出去”国际贸易发展战略是不是有关系呢？

　中国图书输出难：主要满足国内需求
　贺耀敏：肯定有关系，首先想表达我的感谢，很高兴来到搜狐图书直播间，我非常喜欢看搜狐网，我现在浏览最多的就是搜狐网。我大量的信息都是从搜狐来的。所以首先要感谢搜狐给我提供这样的信息。
　从人大出版社来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把优秀的图书推向世界，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前后人大出版社加强了走出去的步伐，我们去年全年取得了127部图书的输出。这个不容易在哪里？从总量上来说在全国名列前茅，很多人不理解中国图书走出去为什么数量这么少？没有办法，因为出版业整个状况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这样的读者群是我们首先要做好的。所以国内目前很多出版社的工作是面对着国内。
　这个过程中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有必要把中国文化输出。国际社会也有这种需要。我们这种图书“走出去”正逢其时，去年取得的成绩和大背景有关系。我们去年的127本书绝大部分是欧美地区。之前图书输出真正走到世界的很少，有很多因素影响了我们这个工作。现在这个问题在慢慢克服。人大出版社这样做，像您刚才讲的一样，首先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走出去”战略，从走出去来讲，出版社层面是最好的时机。
　第一方面是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对于文化走出去是强大的推动力。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一个是国家的倡导，我们现在可以从各个方面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教育领域来讲我们有那么多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汉语教学在国际上也非常多，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不是华裔，很多纯粹的外国人也能说一些中文，这是很大的变化。
　另外一方面在这样大背景的支持下，国家也有很多项目，“走出去”项目也有一些经费支持。经费支持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尤其是翻译费的支持，图书走出去也能解决一些过去限制我们的瓶颈。
　第二方面是企业的自觉。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企业的自觉。
　我想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需要。过去我们对国外文化需求、国外对中国图书、中国内容图书的需求我们不十分了解。这些年来中外图书业交流越来越频繁，人大出版社每年走出去，我们出访的人员有40到50人次，我们有400多员工，我们平均每年十分之一的员工要出去。这样使我们对国外情况越来越了解，员工自身来讲有走出去的必要。
　从我们接触的海外出版社来讲，他们对我们的图书有要求，希望我们把好的图书输出出去。这样我们也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情况下，人大出版社确立了走出去几步走的思路。现在说战略层面可能有点高。
　首先是要配合学校的发展，我们要把学校最好的成果推出。因为人大出版社背靠人民大学，很多大学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人大也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我们专门确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提升国际化的战略。未来十年间，学校的国际化成果在走出去会有非常大的提升，暑假刚刚办了第二期，请了很多国际知名学者来学校讲课，这方面我们都有硬性指标，要求各个学科都提高国际性。
　第二是把国外关注中国内部的图书推出去。中国人民大学的特点就是在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法律、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这几方面我们出版重点领域的图书希望介绍出去。这几年我们集中在这几个领域，努力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三到五年之内，跟国外重要的出版社建立紧密合作。这种合作我们有可能使图书通过这种紧密合作系列化、规模化在国际出版界展出。我梦想在七八年以后，我们出版社在美国、英国、欧洲有自己的分支机构。我们已经有十年这样的设想，在人大出版社九五发展规划里，就曾经想在国外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这也是我们十二五的设想。
　主持人：是很宏伟的蓝图。刚才您说到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包括我们这样几步走的战略，建立在世界对我们的需求提升的历史时期。以去年127种图书为例，什么样的图书会受到国外的关注呢？
　贺耀敏：我们分析了一下图书“走出去”的特点，国外对中国内容的需要，整体来讲他们是比较迷茫的。国外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少。有过国际交流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美国去得比较多，很多美国人他们好像了解中国，但是对中国是一个整体概念，中国是由13亿人组成的每一个个体都不相同。但是他们理解我们就是一群东方人。所以他们对图书需求比较迷茫。
　人大出版社是这样做的，我们把中国的一些政治家的图书推出。比如像过去出版的李瑞环的《务实求理》、成思危的《论中国金融》、李铁映的《改革、开放、探索》，去年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曾经把李瑞环同志的书和李铁映同志的书送给德国的友人。现在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就是在对中国不了解的情况下产生的。我觉得把我们这些前领导人的著作介绍出去，对于他们了解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西方对中国一直存在着妖魔化的认识。因为他们可能不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丑化我们，这个很正常要通过沟通让他们了解我们。我们这几年、今天下午我们要跟配生教育继续签李瑞环今年要出版的一本书。也是想把优秀的图书推出去。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把介绍中国经济文化的书推出去。特别是人大出版社，我们的经济管理方面的一直很好，所以也想把这方面的东西推出去。比如说蒙代尔的东西，他就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约请国际，让他们了解中国经济政治究竟是怎么样。他们对这个需求很强。这次经济危机中国都是受损失比较小、恢复比较快的国家。有人研究这方面，有人说之所以受损失比较小，因为开放程度比较小，不尽然。所以中国有自己的成功的地方。海外的经济学家对这方面很需要了解。
　所以我希望他们了解中国金融家、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怎么做的。我们过去一味强调学习国外、如果没有华尔街的强烈投机心理，这次金融危机不至于这样严重发生。所以对西方也不能过于相信。我们在做的李晓西教授的《宏观经济学中国版》，我们想把理论支持、宏观经济的做法通过这样的书介绍出去。这个书将在西方主流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中国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写得第一本在西方主流世界流行的经济教材。
　我们去年专门出版了研究中国工商管理的一系列的书，也走出去了。
　主持人：以前是我们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经济学。
　贺耀敏：我们最开始和西方接触，我们比他们紧张、我们比他们显得恐惧，似乎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个过程持续了很多年。在整个对外开放过程当中，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局促不安，好像经验都在他们那里，好像他们都有很好的做法，现在给我们很多启示，很多企业发展得很好，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管理办法。
　东方的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比西方很多企业更抗风险，这些东西是什么？有人归结于是中国的儒家学说、有人归结为中国的家庭结构。西方对这个很重视。
　而且人大出版社是把哈佛商学院教材第一次引进的，这个工作我们一直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哈佛也对中国案例需求非常高，我们在协助他，能够在哈佛的案例中展现。我曾经在哈佛讲过，在目前中国的发展进程当中，目前的世界格局当中，如果一个学商科的学生没有接触过一个中国案例，他的学习结构不完整。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学商科的学生不了解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的管理，我觉得很荒诞。
　第三是文化宣传，我们走出去做得比较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几年出了很多优秀的图书，我在前天论坛上曾经简单表达自己的想法，中国人国际旅游非常多，有人估计每年国际旅游近千万人次，在人员交流背后是文化交流。很多中国人在美国、纽约大街走的时候，不仅仅是中国人在走，而是中国文化符号在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那里展现。所以有很多人想了解这方面。
　今天下午我们将要跟剑桥大学出版社签中国美术这套书。我们要在西方世界出版，这是我们感觉非常高兴的事情。我想讲一线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接近五百年前成立，关于中国问题的书出的很多，像李约瑟的书，因为我专业的需要，这种书在二十年前我就在读。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李约瑟之迷，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像《剑桥中国史》这方面的书确实做得很好。我们把这套书推给他们也是双方共同的选择。
　《中国美术》这套书在中国做得很好，这是世界美术史其中四本，讲中国美术，从先秦讲到近代，这样的描述非常好，它的特点是文图并茂。我们在共同讨论的时候，他们的总编辑一眼看到这个，觉得很好。我相信这个书出来会在西方世界产生一定影响。中国历史非常丰富、这些都是我们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
　我们把中国学者方力天教授《中国佛教文化》进行出版，这个对西方非常重要，佛教信徒在世界上的数量不亚于基督教和天主教，尤其他讲中国佛教，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有一个变化，现在佛教的主体部分在中国，真正现代佛教比较发展的是在中国，包括台湾省，在台湾省甚至已经把佛教理论发展成为了一种企业管理的理念。这也是我们输出的重要方式。
　最后方面是文化、语言学习类的。现在这方面需求特别大。我也有我的困惑。我们现在都发现国外很多人学汉语，就学很基础的。所以我们的书出四册第一本很好卖，到第三、第四本没人买了。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困惑。但是也有很大的市场，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华裔、华人、华侨，有人说有五千万，他们下一代需要学习，所以也要提供可供他们学习的教材。
　还有很多想来重要发展的人，也需要学习汉语。人民大学有八所孔子学院，他们也有自己的需要。
　从我刚才的介绍你可能看出来我们的走出去主要停留在学术类比较多，研究报告、学术类偏多，真正畅销书系列还没有听说哪一家出版社做得很好，因为畅销书一定要有文化背景，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东西会感兴趣，我不相信。
　西方人并不像我们关注他们那样关注，所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文化交流才能解决。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中国出版产业报告也推出了。中国出版产业报告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出版业的主要读物，我们连续出了两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主持人：听了您的报告，觉得和之前做的不是特别一样，之前做版权的就是这边出了一套，跟对方洽谈，双方经过互相的介绍就推出，刚才您的介绍当中有很多共同策划的选题、共同合作的一些，是不是人大社在国际合作的方法上跟以前有一些不同呢？

　培养职业化的版权经理人
　贺耀敏：人大出版社的“走出去”，我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做到很好，还要继续努力，虽然拿到了国家很大奖励，而且是重点出口企业，每年都是被国新办表彰，但是自身来讲这个空间还很大、还需要努力去做。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从企业层面确立走出去的战略，而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十分重要。走出去绝对不能作为农贸市场的交易，必须作为一个企业的战略。必须要有长远战略，必须要有专门化的队伍和机构。我们有国际合作社，过去人很少，八年前的时候只有两三个，现在是六七个，而且还有外国员工。我们有一个外国员工在那里，你可以跟他进行中文交流。他是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在我们那里做兼职的工作，这个很有必要。他会比较了解怎么把书介绍出去。我们要做简介，我们每个青年学生找工作，简历写得别人不爱看，如果熟悉企业的人改一改就会让简历很精彩。所以要有专门的队伍和机构。
　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要培养职业化的版权经理人，如果走出去不落在这样的基点上，走出去会比较空，搞一个国际书展大家去，之后人们不会把这个工作作为目标，要有稳定的职业经理。
　主持人：有的网友不了解职业经理人做什么，在国外的重点图书都有专门的代理人跟作家联系，替作家把书介绍给各个国家的出版机构，但是这种工作的人在国内比较少。在两三年前探讨过职业经理人专门做过这个话题。当时有一些人尝试进行这样的工作，但是现在来看还是没有很好的发育。您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原因吗？
　贺耀敏：职业版权经理人团队的成长需要大的社会环境，首先需要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这样会带动他的成长。我做职业版权经理，应该有相当的回报，不是说十分丰厚，但是应该和他的劳动匹配。中国目前数量太少的情况下，不足以养活他自己。
　另外还有企业自觉度。对于很多大的出版企业来讲应该培养职业版权经理人团队，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对于我们真正走出去会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
　我们现在有很多大的国内出版集团，但是真正有几个出版集团在培养团队版权经理人，真的很少。
　我们要有一批队伍，要有特质，有很好的语言基础，能够进行交流。另外要熟悉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还能够熟悉作者、作家。这也很重要。还要有善于沟通的技巧、意识。按说这是高端、高素质的团队，他应该有很好的回报。坦率来讲我们很多出版社也很小气，觉得做这个就是和你分享一点，这个团队很难成长。
　但是我们出版社觉得应该培养这样的队伍，所以在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团队，这样中国图书能够走出去。中国很多图书在编写的时候不完全是为了走出去，你要知道它怎么改造，共同和作者进行改造，让它能够华丽地转身、走出去。要让外国人能够理解。
　主持人：国家现在推出走出去战略，在行业当中还有很多问题，现在还不是大家能做得非常好、有经验的行业。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战略了，您觉得目前我们在政策上还有什么扶持产业发展的地方？
　贺耀敏：大的出版业肯定需要国家大力支持，给出版业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出版业发展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在前不久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学习，胡锦涛同志专门有一个讲话，关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锦涛同志的讲话对我们有很大的作用，对全国出版业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从走出去一个角度讲国家可做的事还是很多的。
　首先就是搭建比较好的桥梁，中国出版业目前状况比较分散，小型出版社偏多、真正大型出版社比较少。尽管通过政策的作用在集团化，但是在集团化过程当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时候可能因为集团化而使出版业发生问题，像我过去讲的，不要搞了一堆大的出版集团，结果他们都变成了房地产企业。但是有时候也很无奈，比如说大的出版集团上市之后，究竟是为股东服务重要还是实行总署的政策重要？他们面临着很难的选择。所以国家要搭建国际交流的桥梁。
　其次是人才培养。人才队伍的成长除了自身努力、行业呼唤、政府的支持包括教育系统的支持非常重要。没有这样的队伍很多事情很难落实。这一块像我们刚才讨论的职业经理人成长。
　第三是翻译，这是所有走出去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国内翻译的作品，中国人读不懂，外国人也读不懂
　主持人：翻译问题现在好像还是比较突出的？
　贺耀敏：非常尖锐，我们出版社曾经遇到过，国内英语很好的教授翻译的东西中国人读不懂，外国人也读不懂。他们创造了第三种语言。这个很痛苦。所以我有时候感觉一个很好的翻译是很好的介绍。包括我们过去读西方名著，是很好的中文翻译把原著展现出来了。既是把原有语言翻译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翻译队伍如何培养，也是很大的问题。走出去的都是我们的文化精品，我很期待，呼吁国家给予支持。
　主持人：感觉现在做翻译的人，比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的人数量多了很多，但是素质不够高。我们特别缺少能够达到信达雅的地步。
　贺耀敏：很多文化作品确实需要文才，我们在向世界介绍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开始介绍出去的东西很低档，以后很难再介绍出去了。比如说莫言的作品，如果开始翻译出去的水平比较低，那今后再介绍，国外可能就认为莫言的作品不太好，不再会愿意出版。
　我们出版社近几年一直在做，一定要有外国译者参与，他对这方面一定要有基本的了解。你也不能埋怨这些译者，他对过去不了解，但是说明我们的翻译工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主持人：刚才我们和贺社长人大出版社的一些做法，以及对走出去战略的做法以及一些忧虑，我们非常关注这一届BIBF上，人大社带来哪些好书，有一些大型的签约活动，其他的活动能不能和网友分享？
　贺耀敏：很高兴参加北京国际书展，我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搭建了很优美的平台，我们也带来了近些年出版的优秀图书，我们要跟剑桥大学签出版《中国美术》的协议，是把最中国的东西介绍出去，所以很重要。
　第二是和培生教育关于李瑞环《务实求理》的出版。
　第三和麦格劳－希尔签一个合作战略。前不久我们也是去国外拜访了他，我们的合作框架是希望共同来寻找适合世界、其他读者的中国话题来进行主动筹划、主动策划来出这些书。这是我们这次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一本书一本书进行合作，希望这本书延伸开来，使很多书通过这个平台走出去。我们推进了一步。我们跟很多出版社表达了这个意见，我们共同策划这本书。
　从这次带来的书来讲，首先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介绍，人大出版社这几年出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图书，希望这一次在展会上，能真正就产品来进行研讨，很多图书都可以进行改造，争得了作者同意，可以进行改造。也安排了国外出版商和作者见面，让他们直接见面。看看有没有可能让书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人文大系，我们把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最优秀的人文社科类的图书出版，比如说关于中国文论、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很多优秀的图书若干章可以抽出来，把它变成可以走出去的读书。
　另外我们很高兴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它很知名，人大附中最近推出了16本书，其中10本是校本教材，培养创新人才等等，任何基础教育在国内国外都遇到了问题，它比大学教育更具有相似性。另外是教育理念的一些图书，希望找到国外教育的合作伙伴共同谈，看看能不能往前推进。
　此外音像制品也有一些，有很多涉及到中国文化、中国武术、中国医学等等，也可以跟国外出版商谈、进行改造。我们立足合作，我们愿意改造我们的作品，使他们愿意出版。今年上半年到现在，走出去基本意向的有50多种，后面有法兰克福书展，那是一个重头戏，我们前后会去七八个人，我估计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有几十种会签约。我对今年的“走出去”抱有热望我也很期待。
　主持人：感谢贺社长跟网友的分享，欢迎网友来关注北京图书博览会，人民大学精心准备的精品图书，祝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贺社长能够实现你的宏图大略。
　贺耀敏：感谢、感谢，希望和搜狐能够更加紧密地合作，希望你们保持中国第一的影响力。
　主持人：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请贺社长到我们的演播室，分享好的图书、好的感受。
　贺耀敏：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主持人：我们的访谈到此结束，各位网友再会！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2010年08月30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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