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数字出版营业收入达1377.88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31%,占当年新闻出版业营业收入1.46万亿元的近10%。这样一组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数字出版产业哪些变化,给业界带来了哪些思考,又预示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7月19日~20日,以“新发展 新举措 新期待”为主题的2012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在京召开。主论坛、分论坛、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圆桌会议、出版集团数字传媒公司发展圆桌会议、首批全国新闻出版单位数字出版部门主任联盟成员会议、贸易签约、成果展览展示等多场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企业、信息技术企业、大中专院校、图书馆等官产学研各方800多人参会。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与几年前业界谈及“数字出版产业”时的兴奋、质疑、观望、迷茫等复杂的情绪相比,如今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和前行的坚定。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司长张毅君,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李朋义,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柳建尧,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主任薛松岩,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魏玉山、范军、张立等出席开幕式。
“平台年”“标准年”加速产业转型 正如孙寿山指出,距离2006年召开首届数字出版年会已过去了6年,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也由“小学生”成长为“大学生”。而2011~2012年,数字出版产业的蓬勃生机,在六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数字出版集群化初具规模,形成了点-线-面立体化发展格局,数字出版产业链日趋健全和完善。2011年,天津、湖北、广东、陕西、江苏5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获批建立,加上之前的上海张江、杭州、重庆、湖南4家,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已达到9家。2011年,这9家基地共实现营业收入419.71亿元,占数字出版营业收入的30.5%,产业集聚效益明显。从基地的发展情况来看,发展战略及重点措施更加务实,定位更趋清晰明朗,差异化、特色化程度有所加强,如上海张江的网络游戏和超算服务、天津和重庆的云计算技术服务、杭州的移动阅读和网游动漫、江苏扬州园区的数字教育(电子书包)和电子(纸)阅读器等等,各地的优势领域已经基本形成。 数字出版产值再创新高,数字出版内容产业获得较快增长。据郝振省在会上发布的《2011~2012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1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收入中: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与手机出版(含手机彩铃、铃音、手机游戏等)占据收入前三位,分别为512.9、428.5亿元、367.34亿元,其余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28.34亿元,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2.06%,说明单纯将纸质出版物数字化而缺乏原创内容,难以在市场中立足。 数字出版平台纷纷涌现,传播渠道日渐完善。目前国内数字内容投送平台已经形成了电信运营商型、技术服务型、文学创作型、互联网门户(信息服务型)、电子商务型五大类型。平台用户数量增长迅速,读者对数字内容需求不断提高,数字内容不断扩充,平台规模不断扩张;重体验,个性化、社区化成为平台发展的新趋势。 数字化阅读方式渐成主流,数字产品消费增长迅速。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九次国民阅读调查》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38.6%,比2010年的32.8%上升了5.8个百分点。 数字出版技术不断升级,数字阅读终端推陈出新。过去一年里,跨平台阅读技术、结构化版式技术、MPR技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内容结构加工技术、云出版服务技术等数字出版关键技术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产业升级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数字终端销量的不断攀升,进一步加速数字化阅读的普及。 数字出版标准进一步规范,数字版权保护全面提升。2011年被业界称为“数字出版标准建设年”。《数字出版标准体系研究报告》的发布,意味着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化的整体框架基本形成。 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立项的4项数字出版格式标准、12项电子书内容标准、手机出版系列标准等数字出版行业标准,目前已全部进入起草、征求意见阶段。在应用标准建设中,MPR出版物国家标准业已出版并发布,被认为改变了国内数字出版格局,有利于规避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
“从内容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转变”成为共识 “如果说数字出版是一场文化与科技短兵相接的遭遇战的话,那么目前的胶着状态、相持阶段是最熬人的,是最困苦的时候。”刘建生的话让与会者“心有戚戚焉”,在他看来,目前必须依靠政府和市场双重效应,才能形成数字出版的新格局、新路径,“只有随着制度创新的深化,改革的深化,政府的手才能渐渐松开”。 在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及数字出版“十二五”规划中,总署统筹规划设计了31项重大工程项目,其中有17项直接属于数字出版项目,涉及11个新闻出版公共服务建设项目,都有数字出版参与介入。采访中不少业者对这些项目的实施充满期待,认为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促进数字出版转型发展。 “从内容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转变”,这是记者在此次年会期间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这也成为出版业在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摸索前行几年后,达成的共识。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李朋义表示,该集团未来的目标是打造集教材、资源库、作业系统、测评系统、教学工具、在线学习平台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产品,针对高校存在的问题与学习环境需要,提供个性化服务,打造全国教育出版网络运营的主平台,发展成为教育出版全面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与服务商。他还预测,在未来五年,中国的教育数字出版市场将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教育出版领域和国际的合作是非常广阔的。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坦言,“曾侥幸地认为少儿出版是受数字出版大潮冲击最小的一块安全岛”,随着对数字出版理解的改变,中少总社近两年在数字出版转型的“顶层设计”上迅速发力,在完成资源库建设的同时,推出中少数字图书馆,建立电子图书制作平台,稳步做好市场开拓工作。目前中少社已经开始电子书销售,即将完成“少儿快乐阅读平台”一期建设工作,数字出版语音智能玩具已经开发出来,具有良好销售前景。 数字出版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展,为数字内容的投送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力推利用有线电视网推广农村电视阅读,数字出版向农村拓展。长江出版集团将图书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使用相对普及的有线电视网络,探索出一条数字内容传播的新渠道。 就在年会开幕当日,龙源数字传媒集团与《读者》杂志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读者》进驻龙源期刊网,这是《读者》杂志首次授权第三方平台发行数字版。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在数字化方面一直坚持自主开发和出版,此前曾推出过电纸书,近日刚刚宣布将推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多款电子产品。向第三方平台开放是《读者》全面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源数字传媒集团董事长、龙源期刊网总裁汤潮表示,将争取在2013年底使《读者》在龙源平台的数字发行量超过300万。
政府企业协力应对新挑战 未来5年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出版毕竟是一个新产业,新问题总会伴随新发展而出现,新挑战也总是与新问题相伴而生。 一是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中出现产品形态单一、生产与市场、投入与产出存在距离等新问题。尽管目前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已认识到数字出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一改过去消极观望的态度,开始积极投入出版数字化建设,但现有投入绝大多数集中在建立数字出版小平台和既有内容数字化两个主要方面。数字产品形态单一,生产与市场需要之间差距较大,数字出版收入在出版单位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高、投入与产出比较低成为困扰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新问题。 二是产业发展进程中,核心技术研发相对落后,商业化应用开发不足。受访者认为,在以触摸技术、显示技术、传感技术、识别技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为代表,引领信息产业,并对数字出版领域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核心技术方面,我国的研发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核心技术落后,软件创新不足,致使数字硬件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生产环节上,又陷入代工、仿制、拼成本、恶性竞争的落后经济模式,这与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三是国外大型数字企业向国内大举扩张,数字出版企业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谷歌、微软、雅虎、脸谱等国外大型IT公司相继介入数字出版领域;苹果、亚马逊等既有的数字出版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大肆扩张;培生、企鹅、爱思唯尔等跨国出版集团,数字化转型成效斐然,这些行业巨头的快速成长与扩张,对国内数字出版企业形成极大压力,让我国数字出版企业的成长期与机遇期也变得极为有限。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柳建尧结合近期出炉的世界五十强出版集团榜单,分析了这些领先企业数字出版发展态势,认为传统出版商和网络信息服务商互相渗透、融合的趋势加剧,出版商在数字内容和服务领域的联合是未来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的一种有效模式;出版集团在依托内部的基础上,应更重视信息技术平台、数字出版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服务。 四是数字出版产品创意创新不足,管理运营体制、科学研究范式面临新的形势变化。为加强对产业的管理、明确产业的发展方向,新闻出版总署于2011年分别就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和网络出版服务等三方面分别进行调研,研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与指导意见。据孙寿山透露,总署正在加紧制订《国家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管理办法》、《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和《数字出版内容平台建设指导意见》、《手机媒体出版服务管理办法》、《数据库出版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学出版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游戏审批管理细则》等,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发布,不仅会完善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法律法规建设体系,而且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数字出版平台和网络出版的发展指明方向,将为进入成长期发展阶段的数字出版产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2-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