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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于盗版现象,业内合法经营者莫不痛恨。管理部门也屡次重拳出击,在清剿盗版上多有建树。但是阳光下也有阴影,利益驱动下,仍然有不法分子打着盗版算盘。作为在业内摸爬滚打多年的出版商,李琳对盗版产业有着亲身感受与切肤之痛。目击和亲历盗版产业危害,李琳在近日投稿本报曝光国内盗版产业链一些内幕,本报选取其中片段编发,以期引起业界人士与读者关注。
二渠道生涯 初见盗版
我最早接触盗版是在1995年。那年正月我租了太原图书批发市场的一个门面,开始了所谓“二渠道”的生涯。 那个时候的盗版书,都还是采用重新排版,再制成胶片或硫酸纸的办法印刷。那些盗版者,一是文化程度较低,重新排出来的稿子基本没有校对就直接付印,如此炮制出来的图书,错别字连篇。二是为了省钱,大部分盗版者都舍弃胶片而直接出硫酸纸清样印刷,字迹模糊。那个年代的盗版书尽管制作粗劣,但还是因其低廉的价格倍受欢迎。 上世纪90世纪年代初,我国的民营书店即俗称的“第二渠道”刚起步,整个中国的图书事业尚处于雏形阶段,图书品种单一,发行渠道不畅,盗版书便趁机大行其道。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书商,几乎都多多少少地卖过一些盗版。那个年代的盗版集散地主要集中在河北保定、山东菏泽以及湖北武汉等地。 我记得刚入道时,曾经有一次,我跟一“老”书商朋友一块去保定进货。那时候的保定地下书刊批发市场生意很火。这主要是因了这里的盗版书闻名全国,各地的书商每天都不断地来这里提货。各地客人只管看样订货,讨价还价。双方一旦谈好品种、价格、数量,你把钱放下走人,货当天就可以通过火车发出去。有的新手,比如我这类的,本来就只带了几千元钱,哪敢随便撂下钱走人?就只等着人家把发货后货票给我,才带着略微有点安稳的心理忐忑地返回太原。三天以后,这批书顺利地到达太原图书市场,可是,货还没送到店里,就被市场管理处临时雇用的那帮老太太剪开袋子全部查获。我刚放回去的那颗心,又悬了起来。市场管理处的那个王主任,原来就是个大老粗,见利忘义之徒。晚上我叫出他来吃饭,又送了他一块华杰表。最后的结果是,罚款300元,书被没收,老高特意交代,以后不允许了。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批盗版书被王主任的一个远房侄子拉走又倒卖给了别人。 我的哲学硕士学位,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图书界是凤毛麟角,但那次被罚的事件,给我留下了耻辱,以后的岁月,我便远离盗版,合法经营。 应该说,中国的民营书业经过二十多年的规范发展,大部分都已经逐步走了正轨,并有了相应的规模和气势,没有几家再去倒腾盗版书了。不过,相应的,一个专门从事盗版书和黑书的交易市场在各地都冒了出来,比如,北京集中在王四营图书市场周围,太原则集中在普国电子城,石家庄则集中在第二图书市场,而郑州大学路上的古玩城更是全国闻名的盗版书集散地,等等,而各大都市大街小巷遍地开花的流动小书摊,则是盗版书集中销售的终端。 其实,卖盗版书的远不止非法流动的小书摊和部分民营书店,连正宗的新华书店也未能幸免。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就告我,他和东北某省的一家市级新华书店经理关系很好,平常见面就是吃喝打牌,只要是他鼓捣出的书都可以发过去卖。盗版书很特别,那是“人人喊打,人人都买(卖)”。图书圈中,早就专门形成一个特价盗版直销群体向学校兜售盗版参考书,老师乃至校长与他们狼狈为奸,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是上海浦东新区一所知名中学的校长孙某,在2000年至2003年,用公款高价为学校购买盗版书,并从中获赃23万余元。退休后,孙某以为自己已顺利过关,没想到几年后被人举报,最终被认定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获刑5年半;而同时,高校盗版课本及教辅图书也开始泛滥成灾,各地高校频频爆出这方面的丑闻。 前些日子,我和一个专门从事非法书籍的旧相识王路聊天,他说他的一个客户找到他店里,告诉他要给一个图书馆配书,让他看着配,要两万码洋的货。王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说:“我这店的书全都没有手续,你又不是不知道。”对方自信满满地答道:“我当然知道,馆长就问我要便宜的书,盗版不盗版的没关系。”我一时语塞。 很可笑的是,这种事还真不少。日前上网就浏览到了这样一则新闻:“2012年5月31日,南海网就网曝三亚图书馆存盗版书一事进行报道,并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事发后,海南省“扫黄打非”办、省文化市场稽查总队组成的核查小组,对三亚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抽样调查。8月29日,南海网记者从三亚市文体局获悉,经查,被抽样的14种(共15本)图书中,《虚幻战记》《精通英语词汇8000》2种图书为盗版图书;《飞翔的梦》、《血魂山之誓约》等4种图书因出版年代久远,经与图书出版单位核对后仍无法鉴别;其余8种图书均为正版。”显然,“因出版年代久远,经与图书出版单位核对后仍无法鉴别”是托辞,专业人士都明白,只要和国家版权局联系上,认真去查该书版权页上的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该书是否盗版就会一目了然。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相当于该书的“身份证”。
B版走销市场 北京成盗版中心
盗版,业内人士雅称为B版或高仿。其操作流程十分简单,首先是寻找目标,即要盗的对象。其次,找到排版公司,扫描或拍照重新制版,再送到印刷厂,印刷装订,然后就是打包发货。一本小16开300页的书,如果盗版者速度快的话,从选样本到成书出厂,仅需3天时间。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盗版书,和十年前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一,错别字极少,或几乎就没有;二,印刷质量大为提高;三,盗版者出书已不再是某单一品种,而是“集团作战”,全方位、多品种的盗印。 全国盗版窝点最集中的地方首推北京。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盗版的产业链条,制、印、发一条龙,便捷、通畅。首先说制。北京的排版公司很多,足有数千家。排版公司的客户当然也是五花八门,只要你给钱,他们就敢做,不折不扣地按照你的要求执行。一般来说,排版公司都不做出片的活儿,因为制版出片的设备很贵-,何况,为了保险保密起见,做书人都愿意多个环节,所以出片公司就单独存在了。其次说印。北京的印刷厂,数量多,设备好,出活快,从高端到底档,应有尽有。再说发。盗版书有盗版书的网络发行系统,总体而言,是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地。北京能形成一个全国盗版业链条的中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发达的交通运输业。近几年,民营货运的兴起,极大地规避了这个弊病。这些民营货运公司替客户着想,只需出一点手续费就可以办代收款发货或者听电话放货,应该说这对盗版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盗版界有名的女大侠秋燕就对我说:“我要盗你的书,一个礼拜我就能发到全国各地,而且收回全部投资和利润。”她见我似信非信,就瞪着我说,“这有什么难的?哪个盗版的手里不捏着全国各地的客户名?书好卖我才盗印,好卖谁不要呀。书出来之前,我让马仔打一圈电话,发货时就办代收款发货或者听电话放货,谁也坑不了谁,你说发出去的货款能收不回来吗?”在书圈里浸淫多年,我知道这是实话。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书被盗版一事,就问秋燕,有没有办法知道是谁干的?她笑了:“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你在书圈里名气这么大,谁敢明着盗你的版呀?一切都是在悄悄地运行。尤其是发货时,办代收款放货或听电话放货,货运公司又没有要求你留真名字,你查都没法查。再说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谁给他们留真名呢。” 秋燕还告诉我,他们这一行现在也不好干,一是门槛低,造一本书有个万儿八千就能操作,利润空间非常小;二是有些畅销书,一不小心印多了卖不出去,那就有可能赔本。2010年,张悟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开始畅销,大家都开始印,秋燕首次印3000本,两天就卖光了,第二次5000本,不到一个礼拜又卖完了,第三次秋燕就印了8000本,也就支撑了一个月就没货了。秋燕一咬牙,第四次就一下投资印了20000册,结果张悟本被批,这本书一下就滞销了,20000册全砸到手里边了。
黑书也是盗版 质量不差正版
严格意义上来说,黑书也是盗版书。所谓黑书就是冒用某一出版社名义和相应的版权页印制出的图书。只是这种盗版并不直接侵犯出版社的权益,没有影响到某种图书的经济效益。 做黑书的人,一般都是在道上混了很长时间,对图书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或者做书人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目前市面上流行的黑书,一般人根本无法鉴别真伪。甚至专业人士不去查国家版权局的颁发的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他也不敢轻易断言真伪。因为比较上档次的黑书,所有制作工艺和印刷流程完全和正版一样。 前两年,很多出版社买套号,就是一个书号可以出10-20本图书,只要定价页码相同,能套在一个主题里,这些书就可以正式出版。一个套号标价3-5万元不等。全国大量买套号著称的几个出版社主要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等。各地经销商也不是傻子,我要卖你的书,你得给我开具出版社相应的发行委托书,以备市场检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要么在外面找人刻一个假公章,要么干脆直接找电脑公司临时搞几张假的发行委托书——反正我们这个社会什么假东西都可以制造出来,各地文化市场的这些执法人员,就轻而易举地被糊弄过去了。 这类书出笼多了,出版社开始感到不安了,于是就查。当然,北京王四营图书市场是重点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都先后派人来调查,可叹的是,当他们尚未走进王四营图书市场时,早有一多半门市部关门溜之大吉。所以只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做黑书的人也分三六九等,财势大的老手一鼓捣就是几十本,而且他们还有策划,内容也精雕细凿,还有一至三校,堪称专业,只是缺了个书号而已。可是由于选题贴近市场,书也就卖得特别好。譬如,2006年前后,一套现当代作家文集,包括《余秋雨文集》《路遥文集》等四十多种文集就流行到了市面上,很多正规书店都进来堂而皇之地公开销售。据行内人士分析,该“书商”一年多就赚了个盆丰钵满。 财势相对弱点的,就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每次三五本地制印。这一批人,很多小学都没有毕业,由于自身素质限制,他们只能是凭着多年炼就的市场直觉来做选题。他们都是在全国各地地摊、书展或零售方面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资历书业人员,对书的标题和封面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因而这些黑书的标题都很吸引人,封面也通过设计公司设计制作得非常漂亮。可是,翻开里面的内容就惨不忍睹了。 某些排版公司看到这种情况,就灵机一动,直接从网上给他们下载文章最后攒成一本书,或者把给作者或出版社打印的稿件略微改头换面,再换个标题,就以稿酬加上排版费双重的价格卖给他们,至于作者的名字,你随便选用。我有一次到我以前一个“徒弟”(他曾经在我山西的黄河书店里干过一年)那里串门,我看到一本《生活小窍门》,很厚,我随便一翻,就发现里面240——340页之间缺页,我就说他:“看你造的这垃圾书,缺胳膊少腿的。”他“呵呵”一笑:“我是故意那么做的。 卖盗版书的这帮孙子贼精贼精的,他们老问你多大的开本,多少页,按书的厚度跟你搞价。我这么一做,中间虽然缺页,可是内容并不少,还能连上,电话上和他们谈,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500页。反正他们接货时也不细翻。等到发现了,早把钱给我打过来了。”
二十年亲历盗版 感悟和理解
近20年来,作者、读者、出版人、书店经理的这些特殊身份使我和盗版书的各方相关人员多多少少都有所接触,我对盗版书为什么能大行其道也自己独到的感悟和理解。 从盗版者角度看,利益的驱动是其最主要的动力。只要可以挣到钱,良心、道德、法律,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从作者的角度说,盗版虽然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表面上他会慷慨陈词,大加斥责,内心里或许还窃喜不已。盗版书最起码还证明了他的书有人看,有一点价值。所以,很多作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后,最初都是狂喜,而且想方设法要买回属于自己版权的盗版书,既是对自己成果的一种证明,也是向朋友和他人炫耀的资本。并且象台湾作家李敖说的那样,“被盗版”对作者来说还是一种“荣幸”, 要不是有盗版书,他的名气也难以传开。 从出版社和出版商的角度来看,谈“盗”色变,大斥其不义,对于盗版者你无可奈何,你追究,你就得花出相当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查证、去打官司,但无数的这类案件已经证明而且还在证明着,这种所谓维权的做法,是一种比较愚蠢的费力不讨好的行为。 从读者角度而言,大都是一种包容甚至纵容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个读书人没有买过盗版的。曾经是书店经理并对盗版书深恶痛绝的马国兴写文章说:“那时,我对盗版书是深恶痛绝的,不时现炒现卖,向读者指陈其利害:盗版商克隆出来的书,其成本仅限于印制运输环节,所以售价低廉,不过其侵犯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任由其发展,必将危及整个出版业,而买卖双方构成了交易市场,购盗版书和买孩子没什么区别,都是违法的,切不可助纣为虐。离开书店后,我的心态平和了许多,闲逛已经名不副实的旧书市场,再见到买盗版书的人,自己甚至觉得,他们倒比不看书的人可爱呢。我有时也会驻足盗版书摊,了解一下其流变:有盗版商将手伸向了畅销的杂志,逐期翻印;有盗版商将自己的产品一一塑封,不给你鉴别的机会;有盗版商对原书进行了整理加工,比如将连环画合在一起,横十六开的一页容纳了原书四到六页的内容——这当然失去了口袋书的便捷味道,不过也算是一种‘创新’吧,颇受欢迎,可原来的出版社怎么就没有这么做呢?” 我也买过不少盗版书,尽管其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喜欢看他们的装帧设计并且琢磨他们的选题,并且实话说,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启示和灵感,这对我从事的出版策划工作确实起到了有一定帮助作用。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深受假货危害日深,对之深恶痛绝。相比较而言,“假书”可能是危害最低、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特殊“假货”。读书人在大街小巷碰到这类书摊,都是饶有兴趣地驻足翻阅,有需要者就掏钱买下来,然后又恋恋不舍地走开。谁都认为经营盗版书是犯罪,但是又没有谁会真正把这些人当作犯罪分子对待;谁都认为盗版书不该买,可是遇到心动的图书又没有谁不去买它。盗版书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既爱之,又恨之,爱恨交加。正是有了这些成千上万庞大的读者群,中国的盗版书不但是屡禁不绝,甚至有燎原扩大之势。 中国是有把“偷书”只当作“窃书”的广泛社会心理基础,盗版书虽然是人人痛恨的假货,但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它还存在着它的立足之地。 近20年来,虽然中国的著作权法和版权法逐渐制订了完备的法律条款,但中国民间知识产权的意识还十分薄弱,老百姓也不可能一下就有那么高的觉悟。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打击盗版,真可谓路途漫漫、阻力重重,谈何容易!
作者简介 李琳,笔名李麟,1967年出生,山西襄汾人。文化学者,资深出版人。为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山西经济报·现代周刊》特约编辑、《高新技术经济信息》杂志社社长兼常务副主编、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兼驻京办主任。主要作品有:《黄土魂》、《一舌定乾坤》、《临终岁月》、《东方人与西方人》、《走向博士》、《人生笔记》、《智慧锦囊》、《走好人生棋局》、《牛津大学凭什么出名》等。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2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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