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要建立一个商业帝国吗?从出版规模、经营规模来看，国内大学出版社中不乏佼佼者，但是有一家真正步入世界前列吗?哈佛大学出版社规模有限，但是能说它不是一家国际一流出版社吗?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在最近举办的第25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大学出版论坛”的演讲中抛出了一连串问题。
    这些看似“初级”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实则反映了大学社群体特别是中小型大学社在新环境下的“几难”状态和发展抉择，也是各大学社共同关心的“大学出版的功能与责任”这一话题的延展。

　　学术精品胜于规模效益

    面对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在现有评价体系下，在企业化的状态下，不少大学社呈现出了“规模效益型”的发展倾向，但是“码洋规模”的增进并未带来明显利好的发展出路；依托并服务于高校教学与科研，但是多重主客观因素使得真正的学术精品遭遇“难产”，大学社的特性和长处没有最大程度发挥甚至部分被削弱，在国际上难觅中国学术出版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社选择产品结构、产业链条上的多元化发展，但在拓展领域上较难抢占市场话语权……面对如此种种困惑，大学社纷纷“追本溯源”，从“根”上寻找破解之道，再次追问、明晰和强调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定位以及发展定位。
    这从诸家大学社参加近期举办的第25届大学社订货会的产品即可见一斑。在近年来出版的精品力作中，既有反映我国高校教学与科研最新成果的专著，也有体现了教学改革成果的各级各类教材和适应图书市场需求的优秀大众读物。可以看到的是，大学社选题策划中体现出了两个相对较新的特点：一是更加注重系列化、品牌化，如南京大学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传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帝企鹅人格教育丛书”等。二是在围绕专业资源进行市场化纵深开发方面有较好的体现。据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夕聪介绍，该社围绕“海洋”开发的选题已经有300余种，此次重点推介了“畅游海洋科普丛书”和“人文海洋普及丛书”。
    王明舟表示，大学社生根于大学，大学的使命和责任理所当然成为了大学社的使命和责任，大学社在发展中要自始至终坚守文化本位，即便在市场竞争压力和企业发展压力面前也不能放弃一个出版文化企业的价值观。资源决定战略取向，大学社仍要围绕文化教育、学理研究有所作为，传递出影响社会乃至世界的声音。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大学社总生产码洋约200亿，其中超亿元的有40家，超5亿的有8家；总销售收入约100亿元，其中超亿元的有22家。在全国107家大学出版社中，已经具备一定实力基础的不在少数。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蒋东明表示，大学社目前从发展规模上来说层级不一，但是规模并不是“强社”的代名词，在某一领域“做强”才是优化发展的合理选择。也正如大学社社长普遍认可的，“评价出版企业的核心指标应该是社会影响力，而不是经济创造力”。对于大学社来说，在出版领域创造有文化价值的出版物，并且在为大学做好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基础上，进而对大学和大学品牌的发展作出推动性贡献，这才是大学社发展的长远之计。
    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实力很强的大学社也并没有以建立所谓的“商业帝国”为目标，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谋求符合大学社自我定位的深层发展。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例，秉承“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出版理念，正在向“综合教育服务提供商”转型，以学术为引领，以市场为基础，打造知识型、文化型、服务型出版企业，力求做“最中国的国际出版社，最国际的中国出版社”。也可以看到，一批大学社正在为中国学术出版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而努力，诸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一举向爱思唯尔出版集团输出“大飞机出版工程”5种精品学术专著的英文版版权。据了解，该社近年来将专业学术出版置于国际化平台，确立“平台国际化”为出版社新时期发展四大主战略之一，致力于建设交大乃至中国科技成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可以预想的是，一批走在前列的大学社将率先引领一条通往国际一流强社的路，尽管这条路也许会走得比较漫长而艰辛。

　　两大趋势值得思考

    不仅此届论坛的主题为在复杂市场环境下可能出现“迷茫”状态的大学社明晰了发展定位，还有两大趋向值得引发大学出版同仁关注和思考。
　　学术出版前景值得期待。在国家出版基金的基础上，学术出版规范正式提上日程。新闻出版总署近期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这对于身为学术出版重镇的大学出版而言无疑是发展助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出席2012年全国高校出版社社长会议暨第六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会时强调，大学社需要尽早找准定位，也需要审时度势，要引领学术风气，并对如何推进学术出版规范提出了八条措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打好硬件基础；面向全国发表倡议、制定国家标准、用行政力量保证学术出版规范工作、抓好培训、进一步营造良好环境；从体制上进行规范。
    韩建民从另一个角度为业者提供了思路：一是大学出版社从单向服务于教学科研，向推动学科建设、引导学术品牌转变；二是编辑加强主动策划，从学者身后转到学者身前；三是中国学术出版的视野从国内转向国际；四是从片面重视发表论文向论文与著作并重转变；五是从学术出版规范相对较弱，向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学术出版机制和规范转变；六是学术出版从较低的经济效益逐步向较高的利润附加值转变。
    数字转型模式渐显，从25届大学社订货会上集中展示了多种形态的数字出版物这一现象看，也体现了大学社数字转型的趋势和特点。首先，数字出版的相关展示仍然得到了最高的关注度，清华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门户网站和浙江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的体验区成为聚集人气最多的地方。据了解，清华大学社数字出版门户网站文泉书局可进行清华社全品种电子图书的下载阅读，同时也为全国大学出版社提供数字出版平台。目前，文泉书局上线的电子图书品种数已经超过万册，其中包含近3个月最新出版的图书。而浙大社则在着力探索“以重大项目驱动，产学研一体化、社会化应用”的数字出版发展模式，形成了艺术字阅读、数字教育、数字学术和数字营销为核心业务的数字出版发展格局，力求在“十二五”末，数字出版收益达到出版社收入的20％，数字化战略对出版社收入的贡献率达到20％。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傅强表示，产业融合是出版业成为数字出版业的一部分，数字出版产业当前竞争的焦点仍在于创新，创新方向在于内容传播和知识创造。在数字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呈现信息化趋势，大学社在其间可有所作为，如通过协同创新抢占行业竞争制高点、主动参与行业人才培养等。
    此次大学社订货会专门设置的音像电子出版物展区就集中展示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音像、电子制品，如天津外语电子音像出版社主推全面展示中华文化的双语百科全书《中华文化概览》，在中英、中日版本的基础上，今年又推出中韩版，还陆续将推出中俄、中西等版本。据该社发行部主任杨伟荣介绍，这一产品已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网销情况十分好。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2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