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出版文化理性。出版文化理性的实现，是通过出版实践的文化理性导向、文化理性规制和出版人文化理性培育等交互作用而完成的。其中，出版实践的文化理性导向主要围绕出版理念、出版人角色意识、出版效益观等方面展开；出版实践的文化理性规制可从出版实践的理性规制、出版决策的理性规制、出版管理的理性规制等方面展开；出版人文化理性培育主要围绕强化出版人的主体性、提高出版文化社会化程度和增强出版文化理性的自觉意识等三方面来进行。
    关键词：理性  文化理性  出版文化理性

    近年来，以图书内容浅化、俗化、泛化为表现的出版“非文化”、“去文化”现象，成为图书阅读率下降除了网络阅读的替代作用等原因外最主要的因素，有人戏称这种状况为“文化产业缺少文化，内容产业内容匮乏”。对此，出版界有识之士报以极大关注，针砭时弊，献计献策。其中，郝振省先生呼吁重视出版业文化理性，以此增强出版的文化意蕴，提高出版物的文化品位。用文化理性来诊治出版“非文化”现象可谓切中要害。

    文化理性是一种坚持文化存在的文化本体论，也是认同文化对人类认识和活动存在影响的认识论。作为对待文化的态度和行为，文化理性要求我们尊重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律，把人类的社会实践行为与文化的发展规律结合起来，用科学、合理的文化观点指导文化行动。[1]出版的文化理性是反映于出版活动中出版人对待文化的态度和行为，也是文化理性在出版活动中的准则，如同郝振省先生所言：出版业的文化理性是“出版人、编辑人经过长期修炼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决定出版内容感染力和影响力，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决定出版单位品牌和效益，决定出版业繁荣和发展的一种本质性品格”，并将出版的文化理性分为核心层、核心实现层、核心辅助层。[2]笔者非常认同郝振省先生对出版文化理性的界定和申说。受此启发，仅对如何实现出版的文化理性略陈管见。笔者以为，出版文化理性的实现，需要通过、运用出版的文化理性导向、文化理性规制、文化人格理性培育和文化理性自觉等途径和措施，由外部引导、规制，结合内心修炼、培育，形成出版人富于创新性、先进性、有序性、主体性、养成性的出版文化理性。其中，出版的文化理性导向主要围绕出版理念、出版角色意识、出版效益观等方面展开：出版的文化理性规制可从出版实践的理性规制、出版决策的理性规制、出版管理的理性规制等方面展开：出版文化人格的理性培育主要围绕强化出版人的主体性和提高出版文化社会化程度、增强出版文化理性的自觉意识三方面实现。

　　一、出版实践的文化理性导向

    倡导出版的文化理性对出版实践无疑具有导向作用。出版的文化理性导向就是主导出版文化在理念层面上对出版文化所进行的积极而又富有理性的引导。出版文化的理性导向主要应围绕秉持出版理念、强化出版人角色意识、明辨出版效益观等方面展开。

    1．秉持出版理念

    人的行为受理念支配。出版理念是人们对出版的内在本质和外部特征的理性思考和观念把握，是对出版的宏观认识，是出版发展的观念向导。当今，部分出版人似乎忘却了文化理性，如同进行其他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越来越以“创造需求”为能事，不断迎合和制造出读者对出版物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消费需求，通过强调出版物的符号象征意义把读者变为消费者，进而进行编辑出版和传播营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读者变成符号化的“仅仅满足于消费的消费者”[3]，以此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于是“娱乐至死”和创造“消费神话”成为出版业不二的“法宝”。大量跟风书、垃圾书、伪书、抄袭书的出版和盗卖书号等出版“去文化”现象滋生蔓延。对此，出版人必须坚决抵制出版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出版社出与不出什么书不能一味地迁就读者，或制造噱头引导读者消费，而秉持应当肩负起传播和创造文化的使命、担当起社会责任的出版理念，在适应读者需求的基础上对读者加以理性引导，使每个读者都能成为“自由的”读者，而非为无良、鄙陋的图书所裹挟。单纯为了消费而消费，真正让出版成为我国著名学者、出版家胡愈之先生尝言的“民族精神复兴的催化剂”。

    2．强化出版人角色意识

    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出版人的角色意识主要是指出版人对自己所从事的特定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等的认识和理解，并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与态度。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代出版人亟须强化对“出版人是文化人”的认同，要在深刻认识、准确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的基础上，努力寻求传统与现实、本土与世界的交融，主动承担起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文化的历史重任。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化市场化、产业化使出版的文化角色不断淡化、商业气息日益浓烈的当下，出版人作为文化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一方面必须坚守和担负起国家意识形态的守卫者与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的文化责任：另一方面。出版人也要适应读者多元化的文化需求，积极研究、介入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活动，发挥图书作为深度文化载体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大众传媒过于娱乐化、媚俗化的倾向予以抵制与反拨。此外，出版人还应担负起培养和提升读者阅读习惯的文化责任，使人们身处网络时代而安享如缕书香。如今出版的产业性一面越来越被人们所强调，但无论如何，其文化禀赋和内容本性永远不会变。我们不能眼睛只盯着出版的经济作用(硬实力)，还必须对出版所产生的文化和思想价值(软实力)给予足够的重视。

    3．明辨出版效益观

    目前，对于图书出版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类评价指标。转制后出版企业常常以经济指标来论英雄，经济指标在它们看来是刚性的，出版的文化品质、贡献因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有人仅将文化作为实现经济目标过程中的“点缀”。这实际上体现了某些出版人价值认识上的缺失。我们认为，衡量一种出版物文化贡献的多少，对一个出版人能否出好书的价值评判，也应是一种明确价值导向。出版转企改制后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完成经济指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所担负的文化传播、传承的社会责任。为了保证出版文化价值的实现，当前迫切需要构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出版的文化价值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总体原则是指导出版产业的发展应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中心，以民族文化根基的培育和弘扬为基础。否则，出版物失去文化独特性和创造力，其文化价值显得模糊、混乱，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也达不到传承文化的目的。也就是说，失去文化根基的维系，单纯追求“码洋至上”、“印数至上”，根本不可能成为出版产业发展不竭的动力，更谈不上出版业所应承担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如此，丧失文化内容的出版业和其他物质产品生产行业也就没什么区别。为此，应将出版的文化理性追求与商业利益追逐有机地、一贯地结合起来，以文化理性为本，以商业利益为用。抓住当前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培育大众健康向上的出版文化消费趣味，使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化为出版业长远的发展动力。否则，我们也许可能一时得到了市场、码洋，但却永远失去了出版业长久发展的根基。

　　二、出版实践的文化理性规则

    出版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出版文化理性规制的制约和保障。出版的文化理性规制，是指通过建立健全或完善有关出版行为的制度、规范和程序，实现出版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出版的文化理性规制包括出版实践的理性规制、出版决策的理性规制、出版管理的理性规制等三方面。

    1．出版活动的文化理性规制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出版活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文化理性的规制。出版实践中的规制是由各种制度体现的。制度是文化理性的产物。文化理性对出版企业制度模式的建构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出版企业的文化理性渗透至规章制度中，并决定企业制度的存在方式、运行模式。出版制度的制订决定于出版机构管理者的文化自觉、文化素养和文化取向，管理者的文化自觉、文化趣味、文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制度制订的方向、原则，并对机构全体成员文化理性的形成具有示范、推进作用。在出版企业里，制度执行得如何，取决于出版管理者及其成员的文化理性：没有文化理性，价值观背离，使命感不强，道德水准不高，出版机构的运行往往是扭曲的、低效的。因此，在出版实践中要坚守出版的文化理性规制，以文化理性指导制度设，以制度执行固化、发展文化理性，两者同步推进，不能分裂。目前，出版企业在并购重组中的“集而不团”现象，多是由于原来各出版机构的文化和价值理念业已形成，再要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理性就要花费一些时间和气力进行调和、融会。

    2．出版决策的文化理性规制

    现代决策科学认为，人类的决策行为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性质和强烈的主观色彩。对不同的决策者而言，同样的目标中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或价值。目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决策者对驱使他去完成某种目标的那些主观价值和效用所能意识到的程度，而这正是引导其目标行为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决策认识活动中，决策主体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出版企业的决策内容是其文化价值观倾向的充分体现。出版管理者在作出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尊重出版文化创新、倡导提高出版物文化含量等问题，而并非单纯地、一味地为“做大做强”而去兼并重组、多元经营等，以获取经济效益为最终目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出版业的文化本位。

    3．出版管理的文化理性规制

    现代管理经过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之后，进人了以文化管理为主导的阶段。科学管理强调的管理思想的科学化、方法的数量化、手段的电子化等刚性要求，运用于出版活动，更多地强调外在的监督与控制，是作为专门的出版组织机构所倡导的管理底线，即要求出版人必须做到的。对于出版这一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对于出版人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意识与自我追求的职业群体，这种管理模式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情感和谐和内力驱动，很难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对出版活动施以文化管理，更多强调的是出版人所从事的出版活动所具有的价值观、理想信念与道德的力量，强调机构成员内心的自觉与自律。因此，出版业的文化管理不仅对“经济价值进行管理，还要对其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实施管理，并以此对企业的宗旨、发展目标、战略决策、组织架构、人才队伍等进行全面的管理。文化管理并不只是管理企业的文化，而是用合理的社会人文价值去管理企业。包括以人为本的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学习型组织管理、价值链管理在内，均属于文化管理的范畴”[4]。对出版机构来说，文化管理即以培养、塑造、发展出版人核心价值观，确立为社会文化奠基的出版理念，充分发掘、创造独树一帜的出版文化，将个人的发展与出版机构的发展并联接通，形成共同愿景，通过建设科学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激发出版人内在驱动力，形成卓越的团队力量，最终实现个人愿景与集体愿景的契合与达成，从而为出版者个人发展奠定理念、精神、品格等基础，为出版机构可持续发展培育文化理性的基因。

　　三、出版人的文化理性培育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文化人格就是文化落实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规范和行为规范，是主体的文化生存活动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取向、性格结构、思维方式等。因此，出版人在出版活动中所形成的价值取向、性格结构、思维方式等出版人格，是出版文化理性的重要组成和衡量标准。出版文化人格的理性培育主要是指通过提高出版人的主体性、加强出版文化社会化的实施和增强出版人文化理性自觉意识等实现塑造富有文化理性出版人的目标。

    1．提高出版人的主体性

    出版人的主体性是出版文化理性培育的关键。出版人的主体性是出版人在出版实践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出版人主体性在出版功能的实现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出版人能够理性地审视自己的动机、愿望、需要、意图，把社会要求转化为内在需要，继而成为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而非异己、外在的约束力量。因此，出版目标最终能否得以实现，出版人主体性的发挥起关键作用。提高出版人的主体性，是出版人文化理性培育的重要途径。

    2．加强出版文化社会化

    出版文化的社会化是一定社会的出版理念、精神、准则在出版实践中不断成为出版人自觉文化的过程，以及出版文化发挥功能和实现程度。出版文化社会化的内容包括出版文化观念形态在出版人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性、普及性，出版制度、出版规范体系在出版活动中得以实现的有效性，出版组织机构、出版设施的社会适应性和完善性，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出版文化作为出版人观念、行为的指南，指导出版实践。出版文化社会化的途径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出版教育、出版理论研究、出版实践活动的信息传播等。通过出版文化的社会化，出版组织成员形成独立的出版意识，明确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逐步成为具有文化理性的出版人。

    3．增强出版人文化理性的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认知，是文化理性的重要内容。出版文化的理性自觉，是指出版人对出版活动的理性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出版人自觉意识到这种信念和准则，并主动将其付诸出版实践，进而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5]出版的文化理性自觉首先表现为“自知之明”，即对自己
所属的出版文化既有历史自觉，又有现实体认。重视经世致用、劝善惩恶、注重公共利益等出版理念等向来为我国编辑出版人所坚守，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出版文化积极的发展方向，这些都值得当今出版人发扬光大。同时，作为当代出版人，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只有在出版实践中不断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创新，才能使出版的文化理性体现现代性，实现创造性。此外，出版改革的最终得以实现，仍然体现为出版文化的彻底变革；更进一步说，必然是出版实践中包括传统、经验、习惯、常识等在内的自在的出版文化与以理性思维方式为特征的自觉的出版文化的交互作用和同步转型。因此，出版人的文化理性自觉是出版文化变革的保证。

    参考文献
   　 [1]王平．文化理性：学校教育文化传承的现代诉求[J]．教育科学论坛，2010(6)．
  　  [2]郝振省．关于出版业文化理性问题研究[M]//出版文化理性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0．
   　 [3]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80．
   　 [4]聂震宁．以文化管理推动出版集团图书选题创新[J]．编辑之友，2007(1)．
   　 [5]杨军．试论出版文化自觉[J]．编辑之友，2009(5)．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