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作为“出版大国”却在媒体上被诟病不少，这是有原因的。一是，我国年图书出版品种为37万种，居世界第一，是美国的2倍，但库存却高达 800亿元。二是，图书销量不断增长不假，但从2005年到 2011年只增长了 4%，而同一时间段内出版品种的增幅是66%，反差巨大。造成“出版大国”这个尴尬的原因有多方面，阅读欲不振、出版浮躁等当然首当其冲。不过观察可以发现，尴尬的导致虽有“阅读欲不振”等软性因素的作用，但也有一些硬性的制度因素多少脱不了干系。笼统梳理之下至少有三：

　　一是书号制度。众所周知，现在书号制度与其最初的设计目的已经严重走偏了，变得不尴不尬。正因为现在弄到书号太容易，使得图书编辑制作变调，就像车间生产流水线一样乐此不疲，品种数量连年攀升乃势所必至。书号制度在设计之初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图书这种特殊商品的品种数。初始采取的是核发制，每个出版社都有配额。可以说这样的设计有利有弊。利是因书号限制，出版社在搞选题策划时能够珍惜，慎之又慎，多走精品路线。弊是肯定约束了出版生产力，使之得不到有效释放，当然也就很难迅速走向出版“大发展大繁荣”。现在采取的是书号申领制，大大放宽，见稿给号，出版方不再担心有书稿不能出版，这使得出书品种数以几何层级增长，见怪不怪。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让当初的书号制度意义大失，走到了一个极端。按理说对书号的约束是必要的，把握好度即可（虽然这个度不好把握），但现在索性没有度。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但凡容易得到的必不加珍惜，它导致了出书像车间生产螺丝钉一样随意。其实现在的书号申领不能说没有度，但只对民营公司有，对正规出版社实质上不设限。但是只要民营公司想要书号，还是异常容易，或者直接买，或者以“合作出书”的形式间接买。所以总体而言，书业出书已经不存在书号上的限制。书号真正回归到了它诞生之初的本原———为编目所需。当然，其变种也是沦为了一种商品，一两万元一个。一方面申领不受限制，一方面又可以买卖，书号这种商品的奇特性可以说是空前的。以此制度背景，怎么会不造成出书种类失去约束呢？再与阅读欲不振相映衬，库存猛增就是必然的结果。

　　二是图书寄销制。正因为图书这种特殊商品是寄销的，书店规避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风险，才使进货可以少动脑筋，卖不了还有后路———退回去。在一些图书订货会上，动不动就会爆出某新书被各大书店订走了多少万册。但是业内人士知道，这发行量与销售量是两回事。书店当然可以为出版社和图书捧场，但捧场容易，书卖不出去，出版社还是得拉回去。书店要担的是经营利润的风险，不用把货压在手上，这也是图书印量有时虚高的原因之一。有图书寄销制在，按需印刷实现的难度就小不了。而严格来说，按需印刷之“需”指的是书店之需还是读者之需？这两者差别很大。目前的库存比重，据业内人士分析，刨去教材，每卖掉1元码洋的大众类图书，需要以1.77 元码洋的库存为代价，这不能不说有图书寄销制的“功劳”。然而，图书寄销制作为库存因素之一却是不容易规避的。

　　三是书店准入制（参见《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我国的书店准入门槛相对较高，比如书店负责人的专业技术资格、书店的营业面积、注册资本等都必须达标。如果要建立全国性的图书连锁企业，注册资本不能少于1000万元，直营连锁门店不能少于10个……这些规定会让一些拟入者望而却步，这也是我国书店数量不足的原因之一（当然，书店数量不足的原因中，网店打压、房租和税率负担等占了更大层面）。书店的铺货空间本来就有限，再加上书店数量不足，使每年生产出的天量图书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有限，这必然影响到销售。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魏玉山透露，其中，有大量图书只是完成了从印刷厂到出版社（书店）的库房再到废品回收站的“旅行”，都没能与读者见面，是名副其实的“死书”。“死书”的存在与书店网点少、可铺货空间小不无关系，背后则难免有书店准入制的影子。其实若分析可知，书店准入门槛较高对高库存的影响其实有两方面：一是，书店数量少，造成图书整体铺货面积小，会使天量图书的销售受阻。二是书店数量少，会使城市的书香氛围不浓，对群众阅读欲的影响也不容小视。阅读欲不振，就难以根本打开图书销售不利的局面。然而，准入制的放宽是能让人看到希望的。此外对书店税率的放宽上，据悉出版管理部门也在酝酿。

　　为处理高库存，采取打折销售的办法很多出版社并不看好，因为以如今图书品种更新之快，旧书打折必然会影响到新书销售，因此对不良库存进行销毁就成为很多出版社采取的措施。图书出版经过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印刷、营销推广等环节后，大量库存的出路却只有销毁这一条，不能不令人心痛。造成图书不良库存的制度因素大多是硬性且不可避免的，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多给库存图书找出路。图书毕竟不是食品，没有严格的“保质期”，办法总会想出来的。

来源：《图书馆报》2013年05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