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发布会暨2013学术出版上海论坛上，一位专家发出这样的感慨：很多年轻编辑追着专家跑，态度是诚恳的，拿出来的东西是不像样的。曾经有一位名家出了一本通假字小册子，年轻人改完，他都不认识了，大部分通假字都改错了。的确，当下的古籍整理，有政策扶持也有充裕资金，但最令老专家们担忧的，是编辑队伍的后继乏人。

　　这些年来，古籍出版发展迅猛，全国二十多家古籍出版社组成了“古联体”。若干年前他们的经济效益颇为不佳，但随着国家对于传统文化出版日趋重视，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从每年170万元增至每年2500万元，3亿元国家出版基金也向古籍板块倾斜，古籍出版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尽管这样，仍不能掩饰古籍出版中的种种危机。在首批公布的 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书目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二十多种图书入围，中华书局紧随其后，名列第二。但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助理田松青透露， 1996年到2000年，古籍出版人才流失严重。这几年，出版社招进了二十多位新人，大多为重点大学古籍研究、中文、历史专业的硕士、博士。但新编辑跟着老编辑至少也要学习3到5年才算出师，真正出成绩大多在三十岁以后。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贺圣遂也介绍说，他们入围的两套书全靠编辑有实力，三位编辑中有两位是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主持全唐诗文整理，他列出了“收徒”标准：掌握著录、流传、版本、典藏、校勘等文献学知识，掌握声律、音韵、典故等诗歌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官制变化、行政举措、祭祀礼俗、人事迁转、地理沿革等唐代历史知识。比照这一标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全国的专业古籍编辑还不到千人。

　　其实，古籍出版所面临的专业编辑培养难、古籍出版人才匮乏的问题早已显现。一方面古籍出版的专业性对编辑的要求很高，另一方面由于古籍整理出版投入大、时间长，不能短时间带来利润，使得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待遇较之其他大众图书编辑要低。因此，这几年，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和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未来，古籍出版仍将处在发展的最好时间段。在本次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邬书林对古籍出版提出了六点要求，其中就谈到“要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进一步完善古籍整理出版人才的培养机制”。可见，人才培养已经成为一个未来制约古籍出版的关键因素。

　　此外，在数字出版时代，古籍出版也面临着如何适应数字出版的问题。这也对今后的古籍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懂传统出版，又懂数字出版，更重要的是懂古籍整理与出版。据了解，在数字出版发达的国家，率先形成赢利模式的恰恰是像古籍整理出版机构这样的专业出版社。他们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来取得稳定的收益。国外的情况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应对数字时代指出了另一条出路：一方面，出版社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保证古籍整理图书内容、质量的稳定和准确，尽量做好自己的文化积累工作；另外一方面，出版社也要十分重视、保护好古籍整理出版图书的版权，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为将来真正形成赢利模式作好准备。

来源：《新华书目报·科技新书目》2013年0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