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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为本创建一流——访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

2004-11-23 11:40:17 来源：

　王明舟：1962年生，河北唐山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994年晋升为副编审。工作期间，在职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学院，200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自1994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党委书记、代总编辑、社长职务。策划组织了《未来之路》《联想为什么》《未来时速》“微软公司计算机系列图书”等多部畅销书。《未来之路》一书，被评为建国50年最有影响的100部图书之一，其出版合同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记者：贵社前不久出版了“青少年科学教育丛书”、“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策划人文读物方面，北大出版社可谓引潮流之先，起点很高。业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学术出版单位的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的出版应占相当大的比重。您在一篇谈“出版单位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的文章中提出“大众学术”的概念，能否结合“人文读物的出版”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王明舟：在25年的发展过程中，北大出版社有起有伏，曾引领过风骚，时至今日，它某些方面落后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北大出版社始终坚持出版人所应承载的传播知识、积累文化、服务社会的社会使命。
　我一向认为，出大众学术读物并不有悖于学术出版社的宗旨。评价一个出版社学术影响力大小，不仅要看它出了多少纯学术的东西，还要看它的出版物是否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是否推动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目前我国国民整体科学素养还不高，如何把学术知识大众化，让更多的人具有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基本知识和素养，对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无疑是有益的。尤其对青少年科学精神的培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北大社在人文图书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并有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著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它的出版范围很宽泛，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世界知名学术出版社的声誉。
　还有，如何看待层次和水平这两个概念。普及的东西也有高水平的，从历史和科学的发展来看，许多突破性的成果是学科交叉影响的结果。今天，学科之间的交叉更加密切，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如果深人系统地了解人文科学，就会对他的研究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也许并不直接，但它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方法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现在强调淡化专业，强调基础就是这个道理。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有责任在这方面做得更深人些。最近，我们又推出了旨在提高大学生素质的丛书“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十五讲），丛书涵盖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面向非专业、非本方向的大学生，让他们接触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思想。我们还推出了“北京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丛书”，这套书是由北大知名教授开设的人文教育课程编撰而成，旨在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认知水平。

　记者：北大出版社有许多国家级立项教材和获奖图书，这与北大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是分不开的。北大拥有一大批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充分利用这一丰厚的作者资源，是北大社今后长足发展的关键。在组织教材出版和维护作者资源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王明舟：北大社多年来一直坚持“教材优先，学术为本”的出版方针，非常重视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出版。相对其他社而言，我们的国家立项、省部级立项教材和获奖图书更多一些，这与北大在国内得天独厚的学科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分不开。这种品牌优势更多是既成的、天然的，它为北大社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北大社在教材和学术专著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得力于学校的大力支持。北大没有像其他一些大学那样把出版社当作缓解学校办学困难的“摇钱树”，而是将出版社作为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校对出版社工作高度重视和支持。早在80年代中期，北大就成立了“教材建设委员会”，随着国家对北大教育资金投人的增加，学校也加大了对教材出版的资金投人。现在每年有300万元资金专门用于出版学校规划教材，凡是立项教材，不管面宽与窄，全部优先安排。出版社对立项教材也有相应的投人，从2003年开始，社里每年拨100万元经费专项支持教材出版。经过三方协作，教材工作进展顺利，我们与若干院系进行了全方位合作，并签署了一揽子协议。
　在组织和发挥学校的优势资源方面，有成功也有教训。相当一批非常好的出版资源由于我们工作不到位而流失。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更好地与作者保持沟通，近期学校成立了“专家指导委员会”，聘请北大各学科有代表性的14位专家为成员，这些专家都是活跃在学术前沿、年富力强的知名学者，由学校统一任命。这个委员会不是虚的，它有自己的职责和功能：首先，他们要对出版社学术著作的出版给予指导和建议；第二，要为出版社的发展提供咨询和意见；第三，通过他们联系一批专家学者，扩大出版社同专家接触的视角。学校采取的这些措施，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使本校的出版资源不外流。

　记者：由于学校综合性的特点，出版社自身发展更多地面向学校的学科设置，未能有意识地集中力量深入做好重点学科领域的工作，与其他专业性出版社相比北大社的特色优势不甚突出，针对这一情况您作了哪些调整？
　王明舟：基于综合性大学的天然优势，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占有更多的出版资源，在发展初期，相对领先于其他专业大学出版社，这就是为什么类似于北大社的综合性大学社初期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出版领域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由于书号等资源未能合理配置，在任何一个细分领域，综合性大学社在规模上都处于劣势。资源配置分散、阵线过长的弱点日益突出，优势转化为劣势。
　学校建立出版社的初衷就是为教学科研服务，出版社不可能将精力集中到一两个学科，否则不仅与为学校服务的宗旨相悖，从长远看，也是对可利用出版资源的浪费。怎样既考虑学校的综合性特点，又兼顾出版社的实际状况，我们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采取分步发展的策略，即对有条件、有可能尽快做大做强的学科领域，让其先走一步，加快发展，形成规模和竞争优势。我们确立经济学和法学、经济管理和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优先发展，其他学科采取做好基础、积聚力量、后续发展的策略。出版社将不失时机地调整这一策略，为第二步发展创造条件。
　经过2003年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法学、经济管理发展较快，文史哲在继续保持原有品牌的优势下，进一步扩大了优势，并尝试出版了一些“大众学术”读物。
　出版社的这些思路都是在与学校作了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实行的，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因重点发展一些学科而使其他学科产生受冷落的感觉。当然，这只是阶段性的调整，随着出版社各方面能力的增强，北大出版社最终还是要走全面发展的道路。

　记者：为配合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出版社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为目标，在出版高水平、高质量、多层次的创新教材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教材出版您有何总体规划？
　王明舟：教材出版总的来说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立项教材的出版。立项教材又分为国家立项教材、包括北京市在内的省部级立项教材和北大立项教材。我们工作的核心是做好学校立项教材的出版。2004年出版社确定了近140种教材的立项，其内容涵盖了主干基础课、主要专业课和选修课。怎样在继承总结前人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与当今学科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学科间的交叉较好地融合，以充分反映当今北大的学科建设、课程改革和教学水平，是教材建设的重心，也是出版社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是与校外合作教材的出版。在充分利用本校学科资源的同时，广泛吸纳社会优质资源，北大社同国内一流的兄弟院校，如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都有很好的合作。利用校外的优势学科补充本校某些学科领域资源的不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这种合作已初见成效。
　第三是服务于社会的教材出版。在为北大教学科研服务的前提下，出版社还应担负起社会服务的职能。全国有1000多所大学，只有100余家大学出版社，许多地方院校的办学条件、教师水平、学生状况与北大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做好二类本科院校的教材建设，包括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都是我们社会服务的内容。将来的北大出版社要建成一个服务于不同层面的高等教育教材出版基地和重要的学术著作出版基地。

　记者：从1984年北大数学系毕业至今，您在大学出版社已有20个年头，目睹了大学社的起步、发展和繁荣。随着出版社改革步伐的加快，出版业作为产业要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出版社面临严峻挑战。您认为目前大学出版社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最大问题是什么？
　王明舟：出版业的改革，从长远看，肯定会对整个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中国的出版业还按以往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惯例去做，就不会有大的发展。作为一个产业，国家给予这么一个政策，能够让它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这是一件好事。在转制过程中，既要看到出版物的商品属性，又要看到出版物这个商品有别于普通商品的特殊性。一般企业在遵守国家相关法令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出版业不同，它有更高层面的行业道德和约束，所以国家采取分类指导的方法非常好。我觉得在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这两个中间还存在一种既有公益性质又有企业要求的出版单位。对一些以学术和高等教育发展为出版方向的出版社能否采取一种新的政策支持。由于所依托的资源不同，改革的前景也不一样，如师范类大学社和北大、复旦这样的出版社情况就不一样。
　北大社要办成什么样的出版社，发展到多大规模，这是许多出版社在改革中共同面临的问题。有一点很清楚：北大社不会按一般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民族的发展为使命。我认为目前的对出版社的评价机制不够准确、完整，对不同类型的出版社应提出不同的要求，从管理方式到支持条件上也要有所区别，国家应尽快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制定出个性化的方案。
　北大社要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不考虑构成的简单的规模扩大，我们更看重所出图书的内容涵量，我们要建立与北大社称号相适应的内容涵量基础上的规模。如果北大社不能为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支持，不能准确反映北大教学科研的成果，即使规模发展到100个亿，如果让餐饮、服装、花卉养殖等占了主体，我认为北大社办的就是失败的。比如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外大学出版社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不是以规模大小来决定的。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规模不大，但没有人认为它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这是因为它出版了与哈佛大学相匹配的图书，出版了一大批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一流作品。衡量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不能仅看它的码洋，还要看它所出图书的知识含量。所以，一定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
　与好的地方出版社、老牌出版社相比，大学出版社还处于劣势，经营管理普遍薄弱，市场竞争力不足，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空前的。因此，怎样转制是一个值得深人探讨的问题。

　记者：北大历来是引领中国思想的先锋。北大出版社的发展一方面要与学校的发展主旨相一致，另一方面还肩负着传承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特殊使命，这就意味着，北大社的发展不仅要立足于北大的发展，还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吸纳中外最新的思想和学科资源。对这一问题您有何考虑。
　王明舟：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翻开中国近代史，我们会看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有一年“七一”参观党史纪念馆时，我感触颇深：一所大学能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史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恐怕世界上还绝无仅有。北京大学是国内第一批进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院校，作为这样一个高校出版社的社长，我深感压力的巨大。
　在传承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方面，北大社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如何充分利用海外的资源优势，如何把我们的文化更好地推介到国外的主流市场，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北大社在对外合作和版权贸易方面一直遥遥领先，积极引进出版国外经典的、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优秀教材，目前已引进教材版权500余种，输出教材版权200余种，版权贸易的品种和数量居国内出版社的前列。北大的学术著作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法学类图书成为美国国家图书馆的必藏图书，80年代开始出版的“北大数学丛书”被美国数学学会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买下了相当一部分的版权。中国加人WTO，给出版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们应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准备在美国建立一个分支机构，以对外汉语教学为突破口，让更多的外国人学习中文，通过学习中文，让他们更真实、准确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中国感兴趣，通过这种文化输出和传播影响世界。在与国外合作的同时，出版社还应考虑民族文化的安全问题。进攻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通过民族文化的输出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来源：《大学出版》2004－02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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