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合作方式的不断深入，中国图书或迎来从“走也去”到“走进去”的新时代。

    日前，在外研社等几家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博雅出版论坛上，图书出版国际化合作的新动向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合作进入深入化

    在出版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很多出版社打破单纯的版权贸易的合作模式，开始探索新的合作路径，如通过合资、独资、以及收购等方式进行国际合作。

    除了传统的版权贸易，出版社多数是通过与外方合作出版的方式进行国际化合作的。外研社属于较早进入国际市场的出版社。据了解，该社每年出版5000多种产品，1000多种新品，其中50％是与国际合作相关的，有些是引进的，有些则是合作出版。该社副总编章思英介绍说：“截至今年10月底已经有391家国外公司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公司是一直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并且是活跃的工作关系。”

    中华书局版权主管王瑞玲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与国际公司的深度合作，这包括单方策划选题、双方共同策划选题，共同进行出版等等。目前，我们比较成熟的国际化合作是与港台合作的图书，方式是将我社的“原材料”拿过去，对方做成满足港台市场需求的图书。其次，我们也与英国、法国等多家出版机构展开合作，出版不同译本的图书，如《格萨尔唐卡研究》已经翻译成中英藏三语、与美国收藏家合作的收藏图书已出版了中英两个版本。

    谈到如何发掘国外选题时，王瑞玲表示，多数还是通过学者专家发现的。她介绍说：“由于专家对某一领域比较熟悉，由不同角度来观察同一事物时，很容易引起业界专家的关注。目前，我们正在与外方策划出版一本有关各民族传统文化时尚的新书，已经找到合适的作者，包括联系到了不同语种的出版社，如果有意与我们合作，可以同时出版不同语种的版本。”

    除了主动引进一些国外优秀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权引入的另一个思路，就是与资源比较丰厚的国外出版公司合作。该社国际合作部主任刘光宇介绍说：“这与人大社的出版地位有关系，这些国外公司把人文社科类的选题优先给我们，特别是教材方面。输出方面，人大社主要表现为五个特点：一是权威学者和权威著作的版权输出，在版权推荐时我们发现这类题材非常吸引外方注意；二是国家重要领导人著作的输出与合作，这些书基本是社会效益，例如领导人李瑞环的书在国内销量非常好，所以版权输出时更多注重社会效益，我们和培生合作出版了英文版，也有俄文版等。三是以英语版本为基础的多语种开发；四是量质并重的合作伙伴架构；五是以重点合作伙伴为核心的联合选题开发与深度合作。比如《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抉择》等，这些书籍基本都是从选题策划阶段就想好了一定要走出去的图书，或者是为了走出去而策划的图书。”

　　开放度成发展瓶颈

    对于国际出版合作，人大社国际合作部主任刘光宇一句话概括：“不管你恨也罢，爱也罢，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王瑞玲透露，合作双方对选题的认可不同是合作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大的方面讲，由于文化背景和思路不同，即便在策划之初达成协议，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仍然有很多问题。比如当一本书的样张出来以后，发现图书排版不是读者想要的。从小方面说，我们的国际化合作中与外方的磨合还不充分，我们在国际化合作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人才缺少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不仅体现在编辑方面上，还体现在语言能力、思路、节奏，以及美编的设计品位等等。

　  “出现上述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编辑的开放度不够。”王瑞玲坦言，不可否认，现阶段很多编辑有机会到国外参加各种各样的书展，但是大多数都没有深入地去了解国外出版行业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说对国外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的作法没能深入的沟通和交流。这也就是为什么港台能够较好的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因为除了他们有比较畅通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路更西化，与国外合作起来更得心应手，图书出版后效果肯定不—样。

  　施普林格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编辑李琰认为，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中国作者不能直接用英文著作，因此国外作者在翻译时就会有很多障碍；再一个是学术语言的表达方式中外存在差别，如在中国很常用的学术语言，在国外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语，这与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异有关。

    企鹅(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珍介绍说：“在与中国出版社合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版方向紧追政策走向，还有人才流动较大，导致出版项目的流失。因此在与国内出版社合作时，我们会尽可能和大出版社合作，同时关注政策方针的变化和趋势。”

　  国外设立分社成热点

　  目前，国际化合作呈现出多种模式，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社等国内少数出版社已经实现在国外本土设立分社，也有出版社在积极筹划设立分社事宜，这将是国内出版社实现国际化的又一重要模式。  刘光宇表示，人大社的想法是从“走出来”到“走进去”，目前版权合作、版权输出的形式比较多，下一步并且提上日程的是能够本土化，同时进一步市场化。将来离开行政支持的“拐棍”后也能够良性发展，这是人大社下一步目标，现在也在为此做着各项工作。

    刘光宇说：“我们原来的社长，现在是总编了(贺耀敏)，他把出版和中餐联系在—起。他总说：原材料是面，但是做成什么形式却有不同，比如馒头、包子。一方面我们社着力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学术研究，是较严肃的学术内容，这就相当于大米或者面粉。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就要探索当地人的口味，是做成意大利面形式还是兰州拉面形式，需要根据当地人的口味来做。这是我们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内容来说，还是跟中国有关的，中国方面的学术内容，人文社科方面内容，尽量用国外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此外，包括外研社，中华书局也在筹划着到欧美发达国家设立分社，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开拓国外市场。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