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数字出版不仅包括以文字内容为核心的“出版”，还包括网络游戏、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以及手机彩铃、彩信等方面。它产生于出版方的“被读者需求”，但是到了现在，数字出版的“变被动为主动”已经受到了重视。

　　被动需求，促生了早期数字出版产品

　　虽然数字出版最近数年开始火热，但是，早在这个定义明晰之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不少数字出版产品。只是当时的阅读终端主要靠计算机来实现，对配备设施有着很多具体要求，推广范围与时下的数字出版相比还相距甚远。这类产品最早出现在一些教育出版社。这是由于教辅类出版物往往有互动的功能，通过数字媒介，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据吉林教育出版社毛文武主任介绍，该社1998年出版的《青少年素质教育丛书》，已经配备了让读者可以从电脑上看到、听到该书内容的光盘，读者还可以通过光盘在电脑上对图书内容进行摘录、选择、判断等操作。这种实现了人机交互功能的出版物，就是我国早期的数字出版产品。

　　在以文字内容为主的数字产品出现之后，读者对以图片为主的漫画产品的数字出版需求也逐渐浮现出来。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业务部总监赖春晖介绍说，漫画行业的数字出版早期出现在欧美地区。在亚洲地区，日本的传统漫画产业一直发展非常好，直到近几年数字出版盛行，传统漫画产业出现了大幅度滑坡，于是对数字出版提高了重视。他们将原有的黑白作品进行上色，制作成数字版，再对数字版漫画作品进行销售。这种以旧出新的形式，所取得的效果也有待数据验证。

　　在国内漫画作品的数字出版方面，漫友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步较早———在2010年开始出版单行本漫画的数字版。在起步阶段，公司对自身产品的数字转化比例占一半左右，也曾遇到过终端接收模式不匹配的情况（在手机、平板电脑上显示不完整或有偏差）。“现在，我们的产品基本实现了同步———纸媒出版的同时，数字产品也实现出版。”赖春晖总监谈道，“而且对于一部分新出版的作品，我们在初期就将其制作成新媒体终端所接受的形式，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

　　主动选择，什么运营方式最适合自己

　　对于出版机构而言，一般会采用两种形式来运营数字出版：自建运营平台；与运营商合作，共同构建运营平台。
　　一个运营平台的构建，对设备、技术、人才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赖春晖总监介绍说，漫友文化投入了很多的人力与物力构建了自己的平台———91AC华语动漫数字出版门户———它也是国内首家获得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动漫数字出版网站。虽然公司数字出版部分年营业收入增幅在 100%以上，但是由于初始基数比较小，运营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现在才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

　　现在市场上，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京东网、当当网等都为出版机构提供了运营平台服务。提供的合作方式也比较丰富，可供出版机构灵活选择。这种合作模式避免了前期投入的压力，出版机构管理起来也较为轻松。所以，也有很多出版机构选择了与运营商合作的模式。

　　合作的模式虽然省力，也不一定尽善尽美。作为最早一批掌握数字出版技术的专业人员，毛文武主任难免对这种合作形式产生顾虑：“运营公司的专业人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了解编辑业务及编辑人员的构思，比如编辑希望突出什么内容、哪些部分用哪些形式表现更合理等。内容与技术的脱节有可能影响到数字产品的表达效果。还有，数字产品需要不断优化、升级，按读者需求进行改进。而作为运营公司，他们往往是在固定时间内与出版方合作，更多考虑的是在有效期限内利润的最大化，反而很难将读者的真实需求反馈给出版方，所以在售后服务过程中容易出现不足。”

　　而自建团队、独立运营平台的漫友文化公司则避免了这样的问题。“虽然为了构建数字运营平台，我们投入了很大的人力与物力，利润回报周期也很长，但是，这个平台给了我们很大的便利，”赖春晖总监介绍道，“现在，我们公司相当于数字产品生产方，自己生产电子出版物，并在平台上进行销售，而当当、京东、亚马逊等运营商则成了我们的各级分销商。这种产销合一的电子产品出版模式避免了二次投入，也为公司将来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所以，运营平台是自己建构，还是选择与运营商合作，是个很重要的决策。每个出版机构都有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一定要综合多方面因素来进行思考。

　　数字出版≠出版数字化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不少人认为数字出版仅是单纯地把出版物内容由纸面转移到屏幕上，这种陈旧观念促生出一批空有“数字出版物”称谓的“伪数字书”。这种流于形式的数字出版，它的过程可能简单到仅扫描并上传到终端，如果这样，仅能称其为“对出版产品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这样连基本的检索功能都实现不了的产品，如何算作数字出版物呢？

　　毛文武主任认为：“真正的数字出版，绝不是简单的字面阅读，它将实现更多功能，比如搜索、摘录、资料共享、选项推送、在线交互、时时反馈、人机对话等。当然，这注定会是个漫长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那么，数字出版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是否能取代传统出版呢？

　　“‘数字出版是否取代传统出版？’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将来没有哪种出版形式能够脱离数字出版的范围！”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执行院长陈丹教授指出，“现在，即使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出版机构，它的出版流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数字出版方面，比如数字制版、数字印刷、数字营销。真正的数字出版必然是个‘大出版’的概念。在这个‘大出版’的环境里，很多东西并没有明显的边界，比如编者与作者、比如书籍与报刊，最终的区别可能只在终端不同而已。电子出版是出版行业发展中的必经之路，它就像系统的升级一样，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取代的关系。”

　　赖春晖总监也同样认为数字出版是对纸媒市场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在未来不久的时间里，或许如娱乐、消费等方面的杂志和图书有可能跳过纸质出版环节，直接实现数字化；但经典作品的纸媒市场并不会消失，只是70%以上会实现电子出版物的同步销售。”

　　对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

　　无论是传统出版业还是新媒体出版业，都无一例外地有着同样的需求———人才。由于出版行业时效性为先的特殊性质，对新生力量的需求十分迫切，设有相关专业的院校无疑承担了人才培养的重任。

　　早在2008年，北京印刷学院就设置了数字出版专业，成为国内首批设置该专业的高校之一。北京印刷学院作为以出版为特色的传媒类专业院校，一方面综合自己在工科、艺术、管理、编辑出版等方面累积的教学经验，围绕技术、艺术、管理等方面，合理调配师资力量，设置教学模块；另一方面邀请同类高校，以及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就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研讨，形成了基本稳定的、包括“人文”、“技术”、“营销管理”三个方面的教学模块。“3+1”的教学模式，又保证了学生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到出版社和各出版基地进行“实战”演习。

　　除了学校对学生进行主动培养，很多出版机构也会主动与高校联合，进行“人才定制培养”。

　　“‘人才定制培养’，就是一些出版机构在校设立实验室以及各项奖学金，引入一些正在运作的项目，师生与出版机构人员共同进行研发。这样不仅为出版机构培养了适合他们需求的人才，而且也完善了出版机构的产品，”陈丹教授介绍道，“电子工业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等很多出版机构都采取这种形式，充实自己的人才储备库。”

　　校方对专业的主动建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学生，也就是未来的数字出版专业人才而言，同样需要主动学习。

　　“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专业来培育人才。”陈丹教授认为，“一个学校对各个专业有相应比例的界定与规划。尽管现在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的就业出现了‘供不应求’的趋势，作为高校也不能就此盲目扩大该专业的招生规模。我们还可以寻找很多方式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比如对该专业的部分课程实现开放选修，以及适当在其他传播学专业中增设数字出版方向的教学内容。作为有志于在数字出版方向发展的学生，也应该主动把握住学习的机会。”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4年07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