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期间，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相关领导，以及专家学者和中外出版界知名人士出席论坛，参与交流。与会专家分析了国际学术出版的新趋势，总结了各自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阐述了中外出版商走出去的新战略，特别注重走出去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鼓励和支持走出去的政策建议和路径选项。
  
    原创学术精品力作是“走出去”的基础
  
    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指出，当前学术出版面临由数量向质量提升的过程，出版人要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通过跟踪最新学术前沿，以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以及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出版规律的把握，推出一批高品质的学术出版物。另一方面，学术出版“走出去”还需要国内国际学术出版商的联合协作，实现共赢。这也是举办学术出版“走出去”论坛的目的所在。
    据介绍，总局对学术出版“走出去”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引导、鼓励更多的国内外出版社参与其中。“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作为国家级重点工程，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总局将进一步加强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充分运用国家出版基金、“经典中国”等项目，为学术出版“走出去”助力。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徐艳国认为，我们的学术出版“走出去”，首先要有学术精品，拿什么走出去？走出去是要展示我们中国学术发展的成就。不是简单的走出去，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出版走出去，其实背后是中国的学术走出去。就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和提炼，能够打造一批融会贯通的著作，让世界都能听得懂、能够接受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们的范畴，我们的表述，才能真正走出去。
    励德爱思唯尔集团中国区政府关系总监张玉国也认为，学术进步才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基础，否则我们做的工作都是无本之木。近年来，中国的科研实力上升飞快，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都显著提升。从2004年左右开始，过去10年里中国的学术论文发表量迅速攀升到国际第二，仅次于美国，大概占全球全部学术论文的15%左右，美国占20%左右，这里说的学术论文有两点，第一点是经过同行评审，第二点是英文的学术论文，中国上升都是非常快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从质量上看也是如此，与过去相比，被引用的次数也有了大幅提升。
    关于如何打造学术精品力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从开发选题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说，学术出版要紧紧围绕科技进步，围绕我们产业的优势来做，如果没有科技创新，没有好的产业优势，出版业谈学术出版“走出去”无疑是吹牛，假大空。反过来讲，实践者先行一步，出版界没有能力用语言来组织好，用渠道推送出去，贡献给世界，那就是我们的无能了，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例子。
    比如，中国高铁应该是现阶段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它集成了 43000项关键技术。我们的车速达到350公里之后，远远把世界第二位抛在后面，但是这方面没有看到中国的学术出版。再比如大飞机项目，邬书林说，当年中央决定商用大飞机项目落户上海，我们和出版社商量，要组织相关选题，反映我们在大飞机上的创新与成就，但时至今日，选题还是没有出来，令人遗憾。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德耀建议，搞好学术出版“走出去”，出版社一要注意培养出版社的境界和视野，提升我们编辑的策划能力和运作能力。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科学问题，是当代科学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个时代的节点，这些研究的过程当中出版社要有品位，出版社要有一种认知感，要敏锐地掌握我们在学术或者科技出版当中的要素；二是要注重学科的交叉。他讲了一个案例，有一位国内著名的科学家，他说也许青藏高原是我们人类的摇篮，这牵涉到很多方面的研究，人口、地理、环境、时代变迁。西藏是世界的隋唐，也是人类的化石，所以某个课题的研究会变成很大的课题。这方面出版社要去开拓；三是协同合作，高校出版社之间可以以联盟形式进行选题策划，一起繁荣，每个出版社都在繁荣中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之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外研社等国内出版社负责人则就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据上海交大出版社社长韩建民介绍，该社依托中国特色和交大优势学科，与国际出版商共同策划出版原创高水平著作，很多项目都在策划当中。上交大自然科学出版走出去要多一些，近几年，他们加大了人文科学出版走出去的力度，像东京审判、诺丁汉的中国校长、教育思想史等选题。
    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做法大同小异，厦门大学是我们国家孔子学院的南方基地，所以该社在实施对外汉语教材工程，编写汉语的国别化教材，现在已经出版了越南等国家的汉语教材。他们还与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在开发一个汉语教育的平台，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吸引海外的学生来学习中国的汉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除此之外，他们还与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合作，共同撰写学术著作。外研社对外输出版权方向有两个，对外语言和人文社科。该社的《走遍中国》应该是世界汉语学习当中最主流、最重要的一套教材了。外研社副社长范晓虹说，在版权贸易上，过去国内出版社以引进为主，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与国外的出版发行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这也为走出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必须指出，近几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出版界都非常重视学术出版“走出去”工作，在取得不小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困难与挑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将困难和挑战总结为 5条：首先，学术成果评价机制比较弱，学术著作评价缺乏科学依据和标准。其次，学术出版缺乏出版规范和标准，出版体例很不统一。第三，学术出版机构注重经济效益，相对轻视学术效益，出版界想要成为爱思唯尔那样的专业出版巨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的问题是学术出版的销量有限，经济回报有限，没有形成良好的商业模式。第四，学术出版水平不高，原创性不强。最后，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不足。
  
    开辟顺畅的渠道是“走出去”关键
  
    现在是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学术出版“走出去”要有精品力作，同样要打造畅通的渠道。目前，学术出版“走出去”一般有两个主要的路径，一是与国际知名出版机结构合作，借用他们的渠道；另一个是构建自己的渠道。徐艳国坦承，从长远来看，我们高校学术出版要走出去还是要构建自己的渠道，有了自己的渠道，走出去才有更大的主动权。
    爱思唯尔、施普林格、麦克米伦等国外出版巨头与国内出版机构都有很好的合作，像爱思唯尔与科学出版社联合成立了一个做期刊服务的公司。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爱思唯尔还将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办一个文化与出版的论坛。施普林格在北京、上海和香港都有分公司或代表处。从国内的出版社来看，以外研社为例，目前，该社在全球有四百多位国际合作伙伴和二百多位国际作者。中外出版机构通过合作打通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通道。当然，在这方面，自建渠道要少一些，大多还是借助国外出版机构的渠道。
    范晓虹说：我们的学术出版“走出去”真的是在借船，借这些已经有悠久历史，在学术出版的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当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机构的船，借渠道，借平台，借资源。国际合作假如只是很浅的借船的话，最后一定是受制于人，我想接下来外研社做的事情可能也是一些借鉴吧，为我们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合理的学术出版联盟提供一点借鉴或者做一些试错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更好地用好这些学术专业出版平台。他们都有相当的体量和影响力、渗透力，我们和这些公司也都有合作或者正在进行合作。我们会用好这样的平台。
    范晓虹说：另一方面，外研社也在做一些有特色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的优势，打造多语言公共服务平台，数字出版服务平台，对外翻译与传播平台，文化创意产业高端人才培训平台。同时我们积极落户海外，比如说我们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海外的公司，这件事做好了，不仅是为我们外研社自己走出去提供助力，也希望这个平台可以服务于国内出版界。
  
    讲好中国故事是“走出去”的目的
  
    围绕本届论坛主题———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机遇、挑战和路径”，与会专家深入分析国际学术出版的新趋势，总结各自在中国学术“走出去”过程中的经验，阐述中外出版商“走出去”的新战略，特别注重“走出去”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提出鼓励和支持“走出去”的政策建议和路径选项。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让我国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通过出版的渠道走向世界，更好地发挥中国学术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好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展示中国的优秀文化。通过走出去来展示我们中国的改革发展的成绩，特别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学术出版的走出去。大家都认为，出版界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这样的渠道不断地打造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能更好地凝聚起来，这是出版的责任，是学术的责任，也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的目标所在。

来源：《图书馆报》2014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