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4日,在言几又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书《“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的作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早先生做客凤凰网读书会、北大博雅讲坛,触摸历史,重返文化现场,对谈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次活动由凤凰网读书频道、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博雅讲坛共同主办。

在主题演讲中,陈平原先生说自己编这本文集,一方面是纪念《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另一方面,这本书对自己很重要,从1984年进京读博士,到北京大学教授,呈现出一个“外省青年”三十年的学术轨迹。媒体更多的关注这本书的报章部分,实际上,这本书还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图像,读图本身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方法;一个是书籍,如《新文学大系》的编辑、作家全集的编撰。
历史研究要重视细节,“触摸历史”强调理性之外的感性认识。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在1999年初春,陈平原先生带领学生重走五四路,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周日使馆没人,这一天的天气如何,这些细节都有可能影响事件的发展。要注意的是,研究必须要有大的思路,否则,细节就是一地鸡毛。弄清楚历史的细节,需要借助报刊资料,但必须要有自己的方向感,要有之前阅读文集、档案形成的思路,否则容易迷失在资料的海洋中,报章只是补充自己思路的工具。

谈到自己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陈平原先生说是既瞻前又顾后,瞻前,是要面向未来,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向;顾后是回顾过往,吸取历史经验,对当下纠偏,力图超越。我们经常谈舆论监督,却很少有人谈监督传媒。五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专门挑《人民日报》的错,错别字、病句等,现在没人做这事了。报章与学堂曾经有很好的结盟,如1917年《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现在,大学与传媒很难有这么融洽的关系了。对于大众传媒,既要介入,也要保持反省批判的立场,发出独立的声音。
主题演讲结束后,杨早先生回忆起从陈平原先生重走五四路的经历,说“五四”在当时,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当“五四”成为一个重要的事件的时候,回忆录是靠不住了,需要利用报刊的报道,进行还原。陈平原先生的《五月四四那一天》,大量利用《晨报》的报导,是关于“五四”最好的论述。当下,读年轻学人的现代文学论文,老觉得缺乏历史感,历史成为文本研究的对象。谈及自媒体,杨早先生认为自媒体门槛更低,知识人办自媒体要更“傲娇”些,把自媒体办成“反媒体”。
陈平原先生回应道,虽然杨早是他早年的学生,但杨早已经“独立成军”,一些网络热点,只是文化研究的对象,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过度频繁的更新换代没有必要,某种意义上,知识也是如此。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是陈平原先生为纪念《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而结集出版的一本新书,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谈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报刊研究的视野和策略、“图像”与文学研究、作为“文化工程”“启蒙生意”以及“文学趣味”的书籍,以物见史,以物见人,以物见文,深入研究了报刊和出版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深刻影响。
【嘉宾介绍】
陈平原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中国散文小说史》《读书的“风景”》《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
杨早
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