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出版商务周报专题聚焦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高标读了专题，从学术出版、融合出版和出版企业转型方面，发表了自己看法。

　　读了上一期《出版商务周报》上关于大学出版社的专题后，颇有感触和感慨。文中所述，有与我心相戚戚焉，也有意犹未尽者，遂胡乱泼墨，权作抛砖引玉。

　　学术出版应为大学出版之主业

　　10年前，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强调“大学出版社为学术图书出版的主要承担者”（《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序言》），虽然这只是呼吁大学出版社回归本来的角色，但仍激起出版界内的热烈响应。

　　毋庸置疑，大学出版社的定位不能忽略出版社前面的定语“大学”，它因植根于大学母体，必然与之有着紧密的血脉联系。包括汲取所依托大学的学术资源，积极传播那些冷僻的专业知识，服务于该大学科研、教学的需要等。

　　近几年来，“国家对学术科研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增大”，出版社切身感受到的国家层面对出版基金和项目的扶持力度在加强。尤其在近年政府反复强调和重视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对外文化影响力的背景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多角度、大力度地助推版权输出和中国文化元素向外传播。很多大学出版社积极响应，深切领会“增强文化自信”的精神，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版权输出上。有依托国家项目借力而为的，也有自力更生深远布局者。

　　版权输出和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政策性利好消息，对于以社科出版为主要方向的出版社而言，是一重大的机遇。从专题报道的内容来看，浙江大学出版社很好地利用了“一带一路”版权输出这一机会，借力而为，且硕果颇丰。

　　以自然科学为出版方向的大学社也能从中获益，但如何发挥各家的先天优势，塑造品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济大学出版社的目光似乎更加高远，主动作为，把国内视野转换为全球视野，将“走出去”变成了“走进去”。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厚重积累包括该社在社科类图书出版领域的巨大成就，其理工科图书的版权输出也做得有声有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多年来高速增长，打造了一批品牌图书，多次入选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主题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国家规划和国家奖项，提升了出版社的影响力，并且在版权输出、“走出去”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学术出版数字化人才从哪来

　　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大学出版社不乏数字化出版方面的成功案例，但其面临的复杂困难和投入产出比，仍不得不让出版社慎重考虑，谨慎而为。

　　如专题文中所述，一是资源是否能顺利转化为可用的内容；二是并非所有的大学出版社都谙熟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技术，尽管部分有“实力”的出版社尝试培养和储备IT人才。

　　笔者认为，资源转化取决于出版人发掘资源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优秀的出版人发掘“金矿”和加工“金器”的能力应该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平庸者守着金山也会“没饭吃”。（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不是将出版社变身为IT公司，而是使用和借鉴IT技术让学术传播能力大幅度增强。基于此，组建“一支专业化的技术团队必不可少”就值得商榷了。可以作为例证的是，若干年前，出版社纷纷将依附于出版社的排版公司剥离出去，降低了成本，也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排版团队”为己所用。

　　转企改制之于大学出版社

　　在全国出版社一刀切地进行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似乎也“理顺”了运营模式。企业化管理模式最大的优势是能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但一些大学出版社或许因此而有走向“营利性”出版的趋势，学术出版的数量和质量均令人担忧的局面与之不无关系。

　　图书出版结构失衡，过分依靠利润占比高的教材教辅是大学出版社的常见病症，对经济效益的追逐弱化了大学出版社对学术出版的追求。外部因素包括学术界的价值导向都偏重于经济利益，因此学术原则和学术坚守必须反复强调。

　　大学出版社之所以为大学出版社，不是因为附庸于大学，出版一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性学术书籍，而是因为大学出版社的产品和出版人身上焕发出的学术气息和精英气质。如果这种气息和气质日渐式微，甚至凋零，商业气息却渐胜，义无反顾地追随纯商业出版社的运营模式，大学出版社就失去灵魂，变得面目全非了。在英、美等国，出版社不是以企业、事业划分类别，而是以营利、非营利（not-for-profit）来划分的，几乎所有的英美大学出版社都属于后者。各大学出版社的母体大学也把他们的主要出版方向定位于学术出版，希望大学出版社成为提升大学学术地位的平台，并将大学的学术成就向公众传播。牛津大学出版社总裁汤姆金斯说：“大学出版社的主要目标不是商业利润，而是它的学术使命。”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7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