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改革的逻辑递进（第1期） - 《大学出版》200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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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改革的逻辑递进（第1期）

郝振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2006-06-13 09:16:17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1期

　1．在目标、任务、指导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方面，要特别强调发展，发展是我们出版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总感觉到在我们这个行业发展问题还是强调的不够。
　发展的理念还没有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没有成为生存的第一需要。各个方面都要体现发展，各种措施都要保证发展，各种思路都要推动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即使在全国军事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仍然强调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发展。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呢?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没有基于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军事实力、文化实力、政治实力，就没有中华民族相应的位置，就没有对于单边主义相应的制衡能力。同理，在国民经济的产业体制和格局中，如果新闻出版产业没有足够的实力或经济份额，就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其重要作用和功能就会打很大的折扣，人家就难以承认你不可替代、不可削弱的重要作用。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也最终取决于产业规模或经济份额。
　强调发展，发展也不能只是一种模糊的质的判断。要有量的概念和时段的界限。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三步走的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应该贯彻十六大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及方法论思想，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战略机遇的发展指标，包括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具体发展指标。过去，不分阶段地讲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无疑是很不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实际上调整了这种提法，认定了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现实，划分了发展的具体时段，及具体时段的发展指标，这不仅仅是一种提法的改革，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更加务实的作风和勇气，更加务实的谋略和作派。出版产业的发展也要借鉴这种重要的方法论思想，把发展目标具体化。
　比如截至2002年，我们的图书销售码洋收入是408亿元，按照战略机遇期翻两番的要求，我们能否把发展指标定为年销售码洋收入1600亿人民币。还有根据网上资料1999年，美国年人均购书50余册，以色列年人均购书64余册，我国人均年购书5册稍多一些，能否根据翻两番的要求，把人均购书指标定为20册左右。再有1999年，美国的人均书报刊消费水平为185美元，当时我们人均为54美元，能否把这个人均水平提高到相应的水平。当然只这些指标还不够，还应制定包含上述这些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只有指标体系还不够，还应有分段实施规划和分阶段实现的发展指标。中国出版科研所根据中宣部和总署要求，开设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版业发展指标体系》课题，将会有利于发展具体目标的制定。
　2．把发展作为主要着力点，就应特别强调以产业属性来体现意识形态属性，以经济效益来保证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实现；同时在分类指导问题上，把重心放在对绝大多数出版单位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上，因为作为产业，必须有足够庞大的企业群做支撑。
　如果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还是采用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只讲两点论，不讲重点论，那就容易把发展理念淹没在其中，淡化发展理念，使得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难有较大的或根本性的突破。这有点类似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还是既要效率，又要公平，两者是半斤八两，不得偏颇，那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良性循环态势。实际上，我们采取的是效率在先，兼顾公平的做法，才有今天这么好的局面。
　另外，从实际运作过程看，也应该更强调产业特性和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关于两种属性、两种效益的范畴或概念的划分只存在于理论分析之中，在现实中，两种属性、两种效益，甚至属性和效益也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离的。就一本书而言，在设计、策划选题时应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在发行营销中，却是经济效益第一，社会效益第二，只有把书刊销售出去，才有可能谈到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弱和社会效益的大小。
　从西方发达国家看，比如美国，它也是以其强大的书报刊、声光电出版物的产业力量来宣传和扩散自己政治主张及价值观念的。美国的跨国传媒公司在广播业、报业、书业、刊业等方面控制了全世界的信息流动和信息流通，以其文化经济学的手段达到其文化政治学的目的。
　为什么应强调，在分类指导中，把出版单位的企业化改革作为重点。只有绝大多数出版单位，定位在企业性质上，按企业化路子进行改制，最大限度采用现代企业制度，才有可能实现产业发展的目标，新闻出版行业的产业属性主要靠这类出版企业来承担、来体现，整个行业的发展任务也主要靠他们来承担、来实现。可以借鉴国家科研院所的办法，率先进行出版单位企业化改制的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开。
　可不可以这样说，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体制创新，其核心就在于对出版单位的普遍改制、转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绝大多数的单位定位在企业性质上，然后在出版企业普遍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整个出版业改革更为根本，更为基础的东西。如果谈及目前正在运行的试点或非试点，包括集团存在的问题，恐怕主要还在于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就有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补课问题。
　3．国有出版企业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然要涉及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一定程度的产权人格化将不可回避地提到改革的基本的和首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这主要是针对分类管理中的拟进行企业化改造的出版单位而言的。既然绝大多数出版单位要进行企业化改革，那就自然而然地必须采用现代企业制度，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就首先意味着产权制度改革问题，因为“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要义。
　从理论上讲：体制改革的核心和敏感神经就是产权问题。体制创新、体制改革首先是经济关系的创新和改革。马克思说过：所有制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有人做过统计，从马克思到哈耶克，从马歇尔到凯恩斯，从科思到诺思，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不认为产权关系是最重要的，产权改革早晚一定要发生，不以主动形式发生，就是以被动的形式发生。我们的一些出版单位之所以没有达到设定的改革目标，其主要原因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触动，客观上也不好触动。因而面临着改革难以推进的困境。
　产权改革怎么进行?可以分两个层面，首先是产权多元化，即投资主体多元化。过去我们规定试点出版集团的非编辑环节，可成立经营性公司，同时非公资本不得介入，发行集团可绝对控股，印制集团可相对控股等，我觉得根据十六大精神、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目前的改革实践(早超出了政策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可以逐步扩展到所有出版企业单位，不仅限于集团；可以扩展到所有渠道的资本，特别民营文化公司的资本，不再设置不合理门槛；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生产、流通环节，不仅限于非编辑环节。当然，为了保证导向的正确性，不致于影响大局稳定，可借助法规条例的作用。须要指出的是，产权多元化与导向正确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反而更有可能形成良好的保障机制。产权多元化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能较好地解决政企不分、政企难分的问题。
　为了确保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确保改革的稳步推进，可以做出绝对控股的规定，尤其是在编辑出版环节。与此同时，可考虑把经过考查，有诚信纪录，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文化工作室或文化公司整合进来，这样有利于出版企业实力的增强，有利于国有、民营的彼此的优势互补和劣势互堵，管理机关也可以根据产权整合后的出版企业资本规模和编辑队伍，发放书号。由此，担心民营书业企业在导向、税收、回款方面的问题可以大大缓解或杜绝，民营担心国有出版单位的朝令夕改、政出多门的现象也可得以扼止，管理机关发放书号也感到较为踏实。在主管主办单位的关系有所松动，和国家编辑人员的考试准入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中央的出版企业可以兼并地方出版企业，地方出版企业也可以兼并中央的出版企业。当然要先做试点，稳步发展。
　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面是可以尝试一定程度的产权人格化，也有人叫做期权激励约束政策。就是想办法，让出版企业的管理者、领导者、经营者、中层技术和经营骨干，甚至满足一定条件的职工享有一定的产权份额(即股权)，同时也通过这一定的产权份额来实现对管理者、领导者、经营者、中层骨干及职工的持续而又长期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使他们对于财富积累具有较长时期的冲动，和对于承担资本投资的风险抱有深深的慌恐。
　为什么要实现这种人格化?这是类似于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中一种责任追究制，事实证明，板子不能最后实实在在地打在自然人的屁股上，这种责任追究往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从理论上讲，强调一定程度的产权人格化，提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坚持与回归，是拉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关系对生产力要素中人之要素特别是管理才经营者和技术骨干的反作用，推动出版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逻辑上的必然选择。从实践上看，为什么我们的出版社多为几十个人，几百种书，几千万码洋，年复一年，基本上处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特别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基本上生产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只要不出事，能够实现软着陆，就感激不尽了，那还想什么发展问题，这就是体制的弊端。一定程度的产权人格化，恰恰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如此，一些这些年发展起来的出版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由一两位主要负责人牵头形成的骨干队伍，如果不解决这些人与出版企业的经营纽带，只强调政治责任感问题，就有可能由于这些主要当事人的退休或变动，使为数不少的享有一定盛名，初具规模的出版单位，很快衰落，这对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会构成威胁。如果采取适度的产权人格化，不仅对于他们管理经验，管理资历及管理和发展资源都是一种很好的保持、继承与发扬，而且对于出版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有较大价值。
　如何实施这种产权人格化呢?前提是产权明晰，否则其他无从谈起。小一点出版社可以按照所处的位置和所担负的职责确定股权的大小、多少，可以自己拿钱入股形成自己的产权份额，也可以在年终分红或奖金分配时留下一部分转为个人期权，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这种股权份额对于个人来说，也许不算小，其股权份额带来的收益数额，也许不算少，但在整个产权中的比例，在整个收益分配中的额度却很小或很少。就这避免了所谓私有化的指责和对于私有化倾向的担心。据了解，业内的轻工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已经取得初步的经验，值得关注。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1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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