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许多大学出版社教材销售持续低迷，不少出版社反馈甚至还不如疫情期间的销售。面向未来，教材市场管理越来越严格，高校教材供应进一步放开，高等教育教学模式进一步变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少，教育出版的不确定性增强。本文通过分析“教育出版”的本质，理解其技术进化路线，探讨教材编辑应该如何适应高等教育出版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教育出版；本质；技术进化；展望

　　2023年是疫情恢复之后的第一年，众多耕耘高教出版的出版社期待教材会是触底反弹的一年。然而不到年底，通过一年中发货最大的秋季学期教材销售来看，今年许多出版社教材销售持续低迷，不少出版社反馈甚至还不如疫情期间的销售，整个高等教育出版市场前途未卜。面向未来，教材市场管理越来越严格，高校教材供应进一步放开，教学模式进一步融合变化，人口红利减少，教育出版不确定性增强，教材编辑应该如何适应教育出版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教材编辑的出路在哪？

　　一、高等教育出版的趋势

　　教材市场准入和宏观管理更加严格。由于教材涉及国家下一代人才的培养，知识传播不能放松对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近年来国家把教材建设提高到“国家事权”的地位，成立专门负责教材工作的国家教材委员会和相应执行机构。2019年底，教育部集中印发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三个文件对各个层次的教材编写和选用提出了更加明确和规范的要求，同时出台《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规定“境内教材确实无法满足需要的”才可以选用境外教材。这些文件明确了高校主体责任，强调“谁编写谁负责”“谁选用谁负责”，“凡编必审”“凡选必审”。2022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的通知中再次明确指出：坚持统一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对应课程必须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整个行业相关出版社不断加强教材产品的排查和监管，着力调整产品线出版方向和教材编辑工作流程，适应国家对教材工作的宏观管理。

　　高校教材供应进一步放开。2023年不少常年供应教材的经销商发现，越来越多的高校放开教材统一采购，允许学生按照教师指定、学校审核通过的教材自行购买，尤其是大一年级以上的学生，传统以学校统一采购招标订书机制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实，这种转变一直在进行，只是之前发生在部分学校以及个别年级，当前逐渐有扩大化的趋势。由于国内教材市场鱼龙混杂，不少网络平台正版和盗版教材并行销售，二手书市场良莠不齐，不少校园复印店也成为“侵权”现场，网上屡禁不止的非法电子版本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放开统一征订之后的教材市场如何保障出版者的合法利益成为教育出版人的现实困境。

　　新一代受众的学习变革。2023年高校新生中“05”后成为入学的主力。在新媒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们接受媒介技术习惯的变化，导致在阅读和学习倾向中引发不同的行为。2016年，国际著名教育出版机构麦格劳希尔教育公司实施了一项大学生使用移动电子设备和数字学习技术学习的偏好和意见调查，调查发现，大学生喜欢并经常使用数字学习技术，认为数字学习技术有助于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包括做作业、准备考试和做研究[1]。受众需求的变化使得教育出版者必须考虑学习对象的新需求，调整教材的内容呈现方式和销售渠道，考虑运用多模态形式和网络渠道来制作和发行教育出版物。与此同时，国内疫情之后，厦门大学一项研究发现：“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投入、学习时间及学习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线上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投入不足，学习时间大幅缩减，线上学习效果总体上出现中等幅度偏离常态的现象，学习质量堪忧，学习损失严重”[2]。在这种媒介转换和教学方式调整之际，教育出版自身如何调适成为教材编辑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

　　二、透视教育出版的本质

　　1.深刻理解出版的本质

　　通常意义上，出版一般被看作“编辑、复制作品并发行作品的活动”，编辑、复制和发行成为出版的三要素。这从某种角度上是将出版作为一个整体活动进行的过程行为分解，当然三要素的确是出版活动的关键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版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更多新概念被用来解释“出版”，其实“复制”这个概念也是从“印制”而来，毕竟印刷时代，印制更贴近图书出版的实际，但数字时代以来，复制在更广意义上取代了“印制”与单一媒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出版内涵中相对贴切的表达。“发行”的含义也在被某种程度上被“传播”所替代，当然传播在更广的范畴之内表达了出版“公之于众”的本质目标。李晓丹等在梳理了出版史上的各种“出版”概念变迁之后，基于一种传播过程的视角，将出版本质理解为“对知识、信息等精神产品进行专业化运营和传播的一种社会化活动”[3]。

　　出版外延的扩大需要进一步探究出版的内核，仔细考察三要素，王勇安教授认为“编辑、发行是出版的特有属性，规制化复制才是出版本质属性”[4]，也就是规制化的复制行为才处于出版活动的核心地位，代表着出版的“核心竞争力”。这种“规制化”行为本身一方面是出版者在编辑过程中采纳了外界（包括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等）形成的稳定共识，逐步规范了信息甄别、离散信息的提取整合等原则，另一方面则通过复制把达到标准化程度的“认识”扩散出去，既保证一定稳定可靠的信息质量，也方便信息的传输和留存，使更多“不在场”或者“隔世”的读者参与信息整合、迭代升级的过程，这样碎片化、个性化的信息集合慢慢形成了稳定的价值和认知输出——也就是知识的传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复制行为进行规制化知识信息生产是出版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人类知识生产系统化、文化传承稳定化的保证”[5]。

　　借助于规制化复制介入的知识生产逐渐使出版自身成为一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形态，伴随产业的发展成熟，整体配套产业发展一系列媒介的创新、制度的完善和观念的出现都成为出版进一步稳定、系统开展知识生产的保障，出版因而成为整个社会体系中知识传播的核心推动力量，“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产业诞生成熟之后，出版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知识的存在方式”[6]。

　　进入数字网络时代，传媒、出版和教育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知识传播领域，开始不断促使知识生态圈发生改变。这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产生方式，也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甚至改变知识的应用方式。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知识产品模糊了出版物与其他知识产品的界限，如今互联网上的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已经交织在一起。就大众出版而言，新知识产品和传统书籍之间的关系“源于书、大于书、优于书”，即内容知识来自纸书，覆盖范围大于纸书，用户体验优于纸书。[7]

　　以“规制性复制”为核心竞争能力的出版应该如何基于自我特色的内核上，在这场知识传播革命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呢？“冰山结构”提出一个出版产业如何看待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的构造范式，“知识服务作为信息蓝海‘冰山’之上部分，而海面下庞大的知识生产体系则是其坚实的基础”，整个知识传播的体系中，没有稳定而可靠便利的“知识生产”，知识服务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响应迅速、针对性强的知识服务，知识生产也将是一潭死水，“服务与生产一体化协同创新，才是出版知识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同时也是出版产业正在经历的一场革命”。[8]

　　2.“教育+”的影响

　　教育出版显然在整个出版行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是出版活动在“教育场景”中深入持久相互调适的结果。“教育+出版”的终端产品就是教材。教材受两种过程决定：一种称教材为教学的载体，一种称教材为一种知识商品；受两种行为影响：一种是学习行为（课堂教学行为是学习的一种方式），一种是知识生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又统一在知识传播场景中。

　　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了一个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单纯强调知识传递性的教学方式已经远远不适应社会和教育的发展趋势。涉及教学改变的微观基础——教学设计核心的系统科学基本内容已由原来的“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发展到由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为代表的“新三论”[9]；综合“面向全体学生的掌握学习理论、以问题为中心的首要教学原理、关注高阶思维养成的深度学习理论、促进记忆保留的主动学习理论”[10]的混合式学习方兴未艾。

　　学校教学以课程的形式进行组织，教材是课程内容的必要载体。在传统教学背景下，纸质教材与课堂教学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否参与组织学习活动和学习过程。纸质教材只展示教学内容的知识表征和教学活动的计划安排，但它需要依靠课堂教师教学活动来组织实现。未来更多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方式之后，课程内容本身不仅要呈现传授知识的内容，也需要在学习的不同阶段进行跨媒介的活动推进，也就是教材本身既要充当知识的“容器”，又需要成为知识学习的“智能连接系统”，主动根据不同情况在获取、理解、拓展、纠错、应用、测试等不同学习环节之间“智能”跳转。

　　学习行为发生的场景不断在延伸。教学不仅发生在学校课堂，也发生在家庭和工作场所，跨越国界和网络空间。它也跨越了传统的生活阶段。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工作场所的培训环境比其他地方更有利于学习，这可能是因为工作环境为嵌入实践练习和情境化技能提供了更多机会。
作为知识传播中心的知识本身也在进一步发生变化，1996 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各种知识进行分类，即知识可以分为知道是什么（Know What）的事实知识、知道为什么（Know Why）的原理知识、知道怎么做（Know How）的技能知识和知道是谁（Know Who）的人力知识。 知识不再是客观的被认识对象，科学知识也有主观的特性，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知识，更需要培养学习者发现知识、认识知识和吸收知识的能力；知识不再是确定不变的，它的合理性也是相对的，知识从其形态看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知识系统始终处于更新状态，更需要培养学习者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在各种场景中吸纳不同知识的能力；知识不再是基于学科壁垒封闭发展的，更多基于现实问题的发现，以及跨学科素养的综合视角，如何获取相应的知识需要与不同的教学方式进行搭配。一种强调师生、生生在合作和对话基础上的探究型知识传播方式逐渐进入学习者的视野。

　　3.教育出版的技术进化路线

　　从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的认知论框架中，教育出版的最终目的是要搭建一个“客观知识的世界”，建立一个“主观世界”间接认识“物理世界”的一个渠道。媒介技术在创造“客观知识的世界”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本质常项寓存于现代技术对出版活动实现介入、融合、演化和发展的全过程，不仅融合了出版基因，还使得出版技术之本质反映着现代技术之本质，从而沿袭着现代技术的‘装置’常项，我们可称其为‘出版装置范式’”[12] 。出版中主要的装置就是媒介技术，一种“装置”带来不同的编码和解码方式，以及相适应的制度、观念、文化等构造“范式”，媒介技术的变迁带来整个知识传播场景的变化，也从而导致场景中间学习行为和知识生产行为的变化。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反映知识传播场景中间知识产品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场景中的元素一直在变化，尤其是媒介。从口传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到数字时代，教材一开始强调增强知识传播场景中的生产元素（知识内容的保存、复制与传播），后来随着教材与载体媒介以及教学理念的相互互动，教材越来越倾向模拟整体学习的场景，服务整个知识传播场景。这个还原也是通过教材知识的多元化表征来实现的，从一个静态的知识记录到一个动态的知识再造（对个人而言，是将已存的知识转为个体的知识，对于个体而言是知识的增量），这个多元化的教材知识表征也是充分利用不同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完成的。教材不断随媒介变化，实际也是在更多程度上，借助媒介技术的包装，还原人在真实环境中的学习场景，一步一步，从简单的模拟一个维度的表现，到更复杂的模拟一个多维度接近真实的学习场景，这样教材便从对学习情境中一个因素的还原发展到构建一种模拟师生之间融合多种教学要素的学习场景。

　　教育出版的媒介技术发展史也可以看作“作为教师的人”——知识传播者“身体”如何在场的历史。人类一开始限于知识表征和媒介技术的贫乏，只能实现传播者个体的身体从传播知识的实践中分离出来，比如文字让语言从面对面说话的场景中脱离出来单独进行时空传播。随着媒介技术的逐步发展，媒介对人的延伸，使不同媒介技术对教师个体不同的器官进行了替代或强化，这样一来，教师借助媒介的“身体”在场，不再是单纯的部分身体器官参与的知识传播，而是各种人体与人体延伸的器官组成的媒介智能系统参与的知识传播，这极大改变了教学理念、学习行为等知识传播场景中的非固定特征因素，形成了不同教材对“身体在场”知识传播场景不同程度上的模拟。从口耳相传、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到数字网络世界，知识的表征符号让人类的感官一步步从单感官的信息传递，到整合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一体化的整体“身体穿越”，近年兴起的“元宇宙”也为融合“身体在场”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景。教育出版借助“人工智能”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模拟私人教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全方位的教学过程，这是对传统教材的极大超越，因为这个“标准的数字化老师”实际上结合了跨越时间和空间无数教师的“显性知识”，同时又可以借助于网络空间无数教师和学习同伴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基于真实场景的教学过程带来的“缄默知识”，从而完成在“数字化教师”陪伴下的个性化学习。

　　三、教材编辑的展望

　　教育出版的困境还在持续，这是发生在出版媒介转型期（各种新旧媒介并行）“客观知识的世界”建造中“硬技术”和“软技艺” 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时刻，出版业围绕教育出版领域的知识生产和服务还缺乏更多结合出版核心竞争力的创新举措。“数字革命”的狼一直在教育出版的“草原”虎视眈眈，它在草原上追赶着奔跑最慢的那只羊，它使教育出版市场的技术门槛越来越高，弱小的羊已经逐渐在草原消失，跑在前面的羊也逐渐强大具有了“狼”性，但距离最后成为下一代教材的质变还有一定距离，教育出版市场在变化，相邻的市场在出现，数字化革命继续在开辟新的道路，广大的教材编辑在知识生产和服务的视野中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1.纸质教科书成为各类资源的目录索引和活动指南

　　围绕纸质教科书建立的教学资源大厦会越来越华丽，大型教育出版机构会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和物力，以便在教材选用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然，配套的资源包括扩展的内容、核心知识点微课慕课视频、测试练习、自我评估都会在网上发布。当线上积累的资源数量越来越多，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体系越来越完整，更新越来越频繁，纸质教科书和在线交付内容之间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尤其依赖过程探究的学科会成为数字化的突破口，纸质教科书将成为师生使用在线资源的目录索引和活动指南。

　　2.课程知识平台和学习服务平台的融合

　　已经有不少老师基于网上搜索的教学素材建立自己的定制化课程学习网站，这种在线课程文本已经初步具备体系化、直观化、灵活性统一的数字教材特性。结合在同一个平台开展直播录播、评价反馈、课程捕捉等其他教学功能的使用，教师完全可以在线上组织起来一个集学习管理、知识多场景学习、学习数据收集、分析和反馈的一整套教学流程。这种线上模式的商业化规模化推广有赖于提供一种易行的版权授权以及平台的统一学习服务功能。结合在线知识生产和学习服务的平台凭借动态、多源、个性化的服务功能，结合人工智能和人工教师的相互融合，可能打破国内教材版权保护无法解决的“侵权”困境。

　　3.跨场景的学习空间融合

　　各种应用场景成为学习行为发生的入口。除了传统的课堂学习场景，其他移动学习、游戏学习、工作学习场景、项目学习场景都在慢慢建立，跨越不同场景的学习平台，不同形态教材在各个场景之间“起承转合”，共同形成个性化的多场景的学习空间。基于场景内部的固定特征、半固定特征，不同特性的教材形态进行组合配置和匹配，共同适应场景非固定特征不同参与人的角色和行为变化。学习者是不同场景的联系纽带，传感器接收和保存不同场景的学习数据，定位系统不断对场景进行实时分析，学习平台的中央处理器结合学习数据和场景分析，推送适合学习者在此刻的学习模式和学习内容，共同完成对学习者的全方位智能引导和服务适配。

　　4.服务提升：基于定制教学过程的教学服务解决方案，整体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和数字素养能力的提升

　　将来的教材一定是一种教学服务产品，不是某一种形态教材的“进场与离场”。需要基于特定教学场景和教学对象，建构起个性化的教学服务解决方案。服务是一套“以物为媒”或者“以人为媒”围绕教学过程建立起来的行为体系。它会将知识的单元更加细化，更贴合用户需求，不追求大而全的统一模板，采用颗粒度更小的灵活的组合定制方案，只为“有用部分”付费。这种定制服务的主体，有可能是教师，也有可能是学生，还有可能是教学机构，甚至培训企业，围绕用户不同的知识需求和服务特点，通过不同知识内容的组合和“包装”，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由于多模态信息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学生的认知世界中，需要着重在解决方案中突出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对各种素材保持“符号与事实”间的理性“追问”，“尽信书不如无书”。数字素养能力的培养也将有机融合在解决方案中，成为各门学科的“底层”应用工具。

　　5．潜藏着的新商业模式

　　“羊毛出在猪身上”，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可能被来自其他行业的竞争者创造出来，不再基于新形态教材的本身销售获取利益，通过平台积累的流量产生其他的收益分成方式。知识产品的显著特征就是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相对于增长的使用人数，需要同比增长的服务投入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完全可能形成一种“爆款”知识课程平台，对于使用平台的学习者而言是免费的，因其成本已经通过极大的注意力价值被第三方买单了。

　　6．私人定制数字化陪伴老师

　　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方方正正的教材已经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存在。它利用传感设备感应我们的情绪状态，它利用物联网技术随处展示可以表征的知识形态，记录我们的学习体验，分析我们的学习数据，引导我们的学习习惯，教材将成为我们的私人定制数字化老师。它不再将我们的生活教育与知识教育分隔开来，它会根据我们进入的场景推荐不同的学习模式，及时安排不同的学习步调，VR、AR、人工智能让我们感觉在真实的任务和情境中学习。我们会与它交互，基于它与更多的学习同伴交互，它会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伙伴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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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