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宇宙视域下,古籍出版机构、数字藏品平台通过自主开发、合作开发等模式,推出各类古籍数字藏品。由于政策、技术、内容、品牌等因素的加持,古籍数字藏品如雨后春笋般袭来,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它的到来让曲高和寡的古籍在出版、发行、保护、装帧设计等方面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赋能古籍出版“活”起来。
关键词:古籍出版;数字藏品;出版融合;元宇宙
古籍当中蕴含着先哲们丰富的智慧,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但古籍本身的晦涩难懂,让无数读者对它望而却步。如何“活”化古籍?如何让年轻人爱上古籍?这些都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从2021年《典籍里的中国》热播,成为现象级传播产品,到202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再到2022年4月11日,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古籍正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
古籍数字藏品是众多数字藏品中的一种。数字藏品的概念源于非同质化代币(Non Fungible Token),简称NFT。NFT实质为存储在区块链中不可交换的数据单位,任何形式的物品都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给其贴上专属的数字凭证,从而成为数字藏品。而古籍数字藏品是以古籍为素材,运用数字化网络技术构建的,富有创意文化特征的新型古籍数字出版物。与传统藏品不同的是,每件数字藏品均拥有独家的身份编号,无法篡改或互相代替,因此无论数字藏品通过网络转发或转卖多少次后,它们的归属与真实性均可得到记录与核实。
现阶段,国内数字藏品市场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据《光明日报》文章指出,2021年发售平台共销售数字藏品总量超456万件,发行量市值1.5亿元左右。另据头豹研究院估测算,2026年我国数字藏品市场规模将达到300亿元。 与此同时,古籍衍生品行业也着手数字化布局。2022年2月25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签售我国首个中医药古籍IP数字藏品《本草纲目》(明万历金陵胡承龙刻本)。2022年5月15日,中图云创、中国电信、童趣出版联合发行的国内首款科技古籍《天工开物》系列数字藏品。
元宇宙视域下,如何更好地开发古籍数字藏品,让更多的人阅读古籍,爱上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古籍数字藏品的形态及开发现状
(一)古籍数字藏品的概念与特征
1.古籍数字藏品的概念
古籍数字藏品,顾名思义,是传统典籍与数字藏品的融合。笔者认为,古籍数字藏品是以古籍为素材,运用数字网络技术构建的,富有创意文化特征的新型古籍数字出版物。这里所提到的“古籍”是指广义上的古籍,包括现今出版的古籍类图书、1911年以前整理出版的图书、考古发掘出的古代图书等,涵盖在各类媒介上复制或印刷的古代汉字内容,如甲骨、金石、竹简、丝绸、纸张上的汉字内容等,其记录了清代及以前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先进成果。
2.古籍数字藏品的特征
古籍数字藏品作为数字出版的一种新形式,其与生俱来就具有数字性和商业性。除此之外,其与区块链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古籍数字藏品还具有稀缺性、唯一性、可追溯性等。
(1)唯一性
每个古籍数字藏品都与特定区块链上的唯一标识和所有权信息相对应,这些代码一旦生成便不可更改,这表明每个古籍数字藏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同的收藏者之间无法获得两件相同的古籍数字藏品。
(2)稀缺性
古语云:“物以稀为贵”。大部分古籍数字藏品都是限时限量发行,且每一件藏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稀缺性。这份稀缺性也为古籍数字藏品用户增添一份保障,越来越多的行业、资本涌入这一赛道,势必会让数字资产的升值,最终呈现出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3)可追溯性
通过区块链技术,古籍数字藏品的交易可以得到记录、追溯,使各参与方安全透明。同时,每一件古籍数字藏品上都有独特的链上代码标识,正是有了这串代码,使其可以自由流转,实现终生追溯,并杜绝藏品出现假冒伪劣现象,保障其版权和所有权。
(二)古籍数字藏品的产品形态
1.古籍衍生品类
古籍出版物中所涉及的装帧形式、插画、内容情节等,均可作为衍生品类数字藏品进行发行。古籍的装帧形式类型多样,受历史原因影响,部分装帧形式将近失传,如果将古籍装帧形式做一套数字藏品,可谓意义重大。同时,针对古籍当中的精彩内容,也可用数字藏品的形式展现出来,拉进与年轻人的距离。
 图1-1 甲骨文“北图4453”
衍生品类是古籍数字藏品的1.0阶段,多由古籍出版机构、数藏平台合作开发完成。开发机构可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助推古籍的影响力。2021年12月,由国家图书馆全资企业北京国图创新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联合杰外动漫集团旗下杰外文化出品的古籍科普IP“甲骨文渊”,与支付宝达成合作,在支付宝平台上线两款付款码皮肤——“璇花”与“玉絮”。两款付款码皮肤限量发行共计40000份,在上线当天每个时段的份额仅1分钟便被抢购售罄。“甲骨文渊”系列数字藏品对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文物“北图4453”及“北图4454”拓片进行了二次创作,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结合现代国潮美学设计,用创新方式让甲骨文融入日常生活,是古籍衍生品的典型代表。
2.跨界数字藏品
跨界数字藏品是古籍出版业与其他行业强强联合推出的新型数字出版物,是古籍数字藏品的2.0阶段。古籍出版物本身就是一个大IP,这些IP有巨大的市场机会,一些有价值的出版IP会被多次开发利用。如果再与其他行业的经典IP进行联合,或会有不错的市场收益。
例如,2022年2月,我国第一个中医药古籍数字藏品《本草纲目》发布,并于2月28日开启预约,3月6日正式开售,发行量一共10000个。此次发布的古籍数字藏品原型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所馆藏的《本草纲目》(明万历金陵胡承龙刻本)。
 图1-2 《本草纲目》明•金陵版数字藏品-金
 图1-3 《本草纲目》明•金陵版数字藏品-木
古籍数字藏品《本草纲目》在行业内首创“用户共创、算法生成、逆向铸造、完全随机”创新铸造玩法,藏品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每种限量发行2000本,采用盲盒方式分多期发行,用户通过完善生日,提交十二生肖属性,最终进行藏品铸造,十二生肖属性以用户提交为准,首次创造了“稀缺性由用户决定”的发行策略。
3.古籍数字藏书
数字藏书是一种更适合古籍出版业传承的新业态,是古籍数字藏品的3.0阶段。“数字藏书”应由数字藏书票版权所有人和图书出版社授权,数字藏书票作品本身以及实体图书在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区块链版权服务平台“知信链”确权认证,生成“区块链数字产品”和“区块链实体图书产品”在网络出版后,成为“区块链数字出版产品”,在链上发布有限数量的实体书。用户可以使用数字藏书票和有限的实体图书进行阅读、研究、传播等。他们还可以在元宇宙中构建自己的图书馆和藏书阁,在那里可以分享、体验、阅读众多书籍。
数字藏书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藏书票。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国际上通行在票上写下“EX-LIBRIS”,表示“属于私人藏书”。藏书票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财产,与藏书章有异曲同工之处,被人们誉为纸上宝石、微型艺术。
 图1-4 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古籍数字藏书
例如,2023年4月,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推出《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博物志》等古籍数字藏书,以数字藏书票+实体图书打包售卖,用户集齐该系列数字藏书票并完成信息登记,将免费获得一幅志怪系列数字卷轴画。
(三)古籍数字藏品的开发模式
1.自主开发模式
自主开发模式是古籍出版机构为数字藏品开发专门设立的团队,从前期的市场调研、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再到中期产品上架,后期的产品运维等,均由该团队独立运作。因为数字藏品与出版文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大部分古籍出版机构文创团队与数字藏品团队几乎是在同一部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9年4月成立文创部,主要致力于各类文学优质IP的创意产品开发,并打造了全新出版文创品牌“人文之宝”,让历史与文学可以被触摸,传承人文瑰宝。
2.合作开发模式
合作开发模式是为了弥补自主开发模式下,古籍出版机构在技术、创意、营销等方面的不足,通过合作的方式减轻古籍出版机构在产品开发上的压力,从而创造出更优质的古籍数字藏品。
 图1-5 古籍数字藏品《天工开物》「乃粒耕耕」「乃粒秧秧」
例如,2022年5月15日,由中图云创、中国电信、童趣出版联合发行的我国首款科技古籍《天工开物》系列数字藏品正式开售,上线4小时售罄。中图云创自2019年开展“5G新阅读”以来,旨在通过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方式,将5G、虚拟现实、超高清等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出版物,形成以实体图书内容IP为基础的新型数字内容,为读者带来互联网3.0时代下的全景沉浸式阅读体验。
二、古籍数字藏品开发的优势
(一)内容优势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我国古籍数量超过5000万册,浩如烟海的典籍给予古籍数字藏品无尽的创作源泉。这些典籍的载体或是木铎、或是石刻文书、或是竹简、或是线装书,以各种学派为基础,涵盖了一整套文化和学术体系,如汉代儒家经典、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史学等,还有与之对应的先秦诗歌、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歌、明清小说等。
除了人们薪火相传的古籍,还有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文物古籍,这些古籍通常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我们能见到最早的成熟汉字,主要用于占卜当时的国家大事。甲骨文通常被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早期的出版行为之一。2022年4月位于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围绕卜甲、青铜器、瓦当、竹简、陶器、玉石等文物为设计灵感,上线了甲骨文动态区块链数字藏品,分别为《国泰民安》《吉人天相》《天下康宁》《降福无疆》《永宝用享》和《长生未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无论是经久不衰的传统典籍,还是考古发掘中的文物古籍,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无数创作者的灵感之源。同时,藏品也可以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促进当代社会和未来的发展。
(二)品牌优势
品牌建设具有长期性,而古籍这一物质形态在我国出现了三千多年。考古资料显示,我国距今最早的出版行为出现在商晚期。从先秦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书,到两汉时期的竹木简牍、帛书,再到印刷术时期的纸质图书,可以说古籍本身的品牌优势自带流量。
古籍数字藏品主要诞生于出版机构及数藏平台,截至目前,国内数字藏品平台已超过700多家。其中,7家有央媒背景,超过20家有国资背景,超过25家有上市公司背景。这些数藏平台无论是背靠央媒、国企还是上市公司,本质上都属于品牌延伸。将原有品牌已经建立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拓展到新产品上,凭借原品牌的市场影响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古籍数字藏品上所展现的原有品牌LOGO,也容易引起人们对品牌美好印象的联想。
 图2-1 我国数字藏品产业图谱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出版社585家,其中古籍类出版社41家, 这些出版社长期以来形成的品牌权威、信誉等,不断支持数字藏品的推广与发行。因此,出版社开发数字藏品更容易形成品牌效益。例如,2022年8月,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该社首个数字藏品《地图上的古城成都》,并在阿里旗下数藏平台“鲸探”上线。限量发售的10000册藏品,在推出后2分钟内售罄,场面十分火爆。
(三)政策优势
2022年4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古籍机构积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发挥科技保护和支撑作用,推动古籍保护关键技术突破和修复设备研发,以全面提升古籍保护工作的质量。为提高古籍的普及程度,应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媒介,形成立体化的古籍传播体系,实现古籍的大众化传播。这使原本束之高阁的古籍出版领域,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在大众推广普及层面,古籍也借助着新技术、新传播手段焕发出生机。
2022年5月,《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开发数字文化消费新场景和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数字文化新体验。同时,提出要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数据收集、处理、交易、发送、呈现等领域培育市场力量。2022年8月16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其中提到,为了促进数字版权的发展和版权业态融合,鼓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和单位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版权保护体系,以加强数字版权的保护。这实际上是引导和鼓励文化企业运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改造和升级产业链,促进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现代化,重塑文化发展模式。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使得各个行业能够通过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等方式产生新的增长动力。
各类政策文件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对古籍对数字藏品的重视。在后疫情时代下,古籍数字藏品在振兴文化、带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优质的古籍数字藏品能够给人们的精神世界以正面的引导,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
(四)技术优势
数字藏品是在区块链上进行铸造、流通的,它吸纳了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不可分割、不可复制的特性。因此,数字藏品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区块链技术的逐渐成熟。区块链一词最早出现于2008年,学者中本聪在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中提出。由于比特币的设计自带无法适用于多场景应用的痛点,以太坊初创版白皮书《以太坊:下一代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平台》横空出世,2015年以太坊正式启动,区块链技术进入2.0时代。由此,诸多区块链与项目逐渐落地,区块链生态逐渐繁荣。
国外区块链多为公链,强调去中心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与竞争,以太坊与比特币仍处头部地位,在数字藏品这一区块链技术重点应用领域,以太坊马太效应显著。而国内数字藏品主要基于联盟链,联盟链的接入都需要系统的认证,其去中心化的特征没有公链显著,但是有助于在我国目前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阶段开展监管,同时有限的节点同样给联盟链带来了极快的交易速度。现阶段,国内为数字藏品提供支持的联盟区块链有:人民链、数中链、知信链、腾讯至信链、蚂蚁链等。
目前,国内古籍数字藏品正处于1.0阶段,虽有技术加持,仍然乱象丛生。针对古籍数字藏品带来的风险,社会各界正积极应对。2022年4月25日,国内首家全合规数字版权交易平台“稀识”正式发布。针对数字文创从业人士和平台用户关心的版权问题,该平台上铸造的数字产品都将直接接入国家版权保护平台,为创造者提供版权申请以及确权服务,让拥有者真正获得版权保护。
2022年7月6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科学技术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区块链版权应用中心编辑出版的《数字藏品应用参考》(以下简称《参考》)正式发布。《参考》明确了数字藏品平台应该具备的资质,为我国数字藏品逐步迈入2.0时代奠定基础。2022年10月17日,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广东中科智能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泰和泰(广州)律师事务所联合发布国内首个《发行NFT数字藏品合规操作指引》2022版,以期为发行NFT数字藏品服务的行业提供客观、守法、合规、有序的指引。
元宇宙视域下,技术的加持让古籍数字藏品有了硬件支撑,而应用参考与操作规范让古籍数字藏品拥有了软件配套。正是软硬条件的不断完善,让古籍数字藏品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数字藏品赋能古籍出版“活”起来
(一)古籍图书出版:有效保护创作者和出版机构的权益
从古至今,图书盗版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行业顽疾。与其他图书相比,古籍图书因具有文物属性,在历史流转过程中具有较多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一旦流入市场,不但损失了创作者和出版机构的权益,而且会对文物收藏市场带来不良影响。古籍数字藏品中的区块链技术,或能改变古籍图书盗版的乱象。区块链技术因具有去中心化、可追溯性、不可篡改、开放性和透明度高等特点,可以有效解决古籍出版物存在的盗版侵权、版权所有者维权难、版权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减少版权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 根据《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对于一般的文学艺术作品,《公约》规定的保护期是作者的生前和其去世后的50年。该期限为作品保护的最短期限。”虽然善本古籍的创作者已经过了作品最低保护期限,但是无数的派生古籍创作者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袭来。由于出版周期、营销推广、版权等问题,这些创作者的权益往往会受损,古籍数字藏品的到来或能改变这一现状。针对派生古籍出版物,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取数字作品的相关信息,大大提高数字藏品的认证和追踪效率,可以在作品流通的过程中为版权方创造收入,同时也可以保护创作者的作品不被滥用。
(二)古籍图书发行:开辟新的发行渠道
古籍作为一种小众图书,其接触的群体比较有限。古籍数字藏品的到来,或使古籍图书的受众面有所扩大。根据艾媒咨询数字藏品数据分析,当前数字藏品备受青年消费者的青睐。古籍与数字藏品的融合,是古老与时尚、传统与新潮的碰撞,它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古籍本身,从而为古籍图书开辟新的发行渠道。
古籍出版物发行指的是,出版单位将出版物以分销和其他方式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它也是形成出版物从生产领域流向消费领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古籍数字藏品的到来,一方面能够加强出版机构在网络发行渠道上的投入,尤其是出版单位在网上开展的直销模式,另一方面增加了古籍出版机构的间接发行渠道。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古籍出版机构积极入驻社交媒体,如微信、快手、抖音、微博、B站等,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开展古籍出版物的宣传营销。比如,中华书局官方抖音号,其直播内容如同一档文化知识类节目,这种符合其品牌特性的图书推广方式收获了大批忠实用户,因而在粉丝增长数和产品销售额上都取得了丰厚的收益。无论是直播营销、社群营销、新媒体影视营销还是竞赛营销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与古籍图书的曝光率。
与此同时,古籍数字藏品通常以数字资产或数字+实物资产的形式在线上发售,交易流程清晰,流通量大且效果良好。那么,古籍图书可利用数字藏品的发行方式,将纸质书与数字周边资产化,融合为全新的产品进行发售。比如,可以将古籍数字藏品与古籍图书进行捆绑销售,用一个价格买到两个产品,从而达到1+1>2的效果。这样做不但是对古籍图书发行方式的创新,也是出版业盈利模式的创新。例如,2022年4月23日,成都时代出版社精选出我国最早的围棋对局记录——《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经过精雕细琢,首次推出了具有收藏价值的图书数字藏品——《弈藏》围棋古谱。 该藏品分3款:传奇款、稀有款和普通款,数量分别为10枚、60枚、2930枚,共3000枚,每一枚都对应实体书籍权益。
(三)古籍图书保护:建设智慧化古籍存藏空间
古籍属非可再生资源,因此,古籍保护工作备受政府重视,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影印或整理的方式来保存古籍。但古籍多为写本书或印本书,受自然环境影响,容易虫蛀、风化、腐蚀,再加上古籍载体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古籍的生存和传承举步维艰,而古籍数字化则成为时下古籍保护的一剂良药。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有学者提出古籍数字化,即利用信息技术将常用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换为数字代码,从而支持古籍数据库的建设。
当前,我国古籍数字化可分为三个阶段。1.0阶段是依靠微缩摄像和扫描设备,出版者通过对古籍内容的摄影或者扫描,并以图像的形式保存到光盘上予以发表。这一时期,检索和阅读功能还相对不成熟,体验感有待提高。到2.0阶段,在进行古籍影像化的同时,重点针对古籍内容,建立古籍影像与文本之间的索引关联,既可实现全文检索,也可对原有图文作出对照和复制摘录等,大大提高阅读效率。 3.0阶段,古籍内容形式发生变化,每类古籍数据库产品均具有适合其内容的资源分类,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
古籍数字藏品的到来,将会进一步推进古籍数字化纵深发展。通过区块链技术,数字或实体古籍被制成数字藏品或数字藏书。一方面,无数册残破古籍,通过数字化手段得以复原,并经过上链等形式走入千家万户,有利于小众古籍的传播。另一方面,设计师将古籍进行二次创作,以激活更多的数字文化遗产。在保护古籍的同时,又延长了古籍产业链,助力“古籍热”的到来。例如,2022年6月11日,灵境•人民艺术馆与敦煌工美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艺述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天歌神韵 神化轻举”敦煌飞天壁画数字藏品。该藏品一共精选了4幅作品,分别是《反弹琵琶伎乐天》《起舞飞天》《散花飞天》壁画修复版和再创作版《寰球共此仙乐:反弹琵琶伎乐天》。该藏品的发行是文旅融合创新的持续探索,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新技术,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全球共享。
 图3-1 敦煌飞天壁画数字藏品
与此同时,古籍数字藏品更会给予古籍海量的储存空间以及优雅的阅读空间,而这背后需要元宇宙技术的强大支撑。元宇宙技术是一种将现实世界虚拟化与数字化的综合性数字技术,同时它又与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新技术相伴相生,能够实现古籍海量存储和虚拟阅读空间内读者感官全方位联系。 这种连接致力于在线实现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效果,让用户在虚拟空间中感受到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感官效应。 未来,利用元宇宙、区块链等技术确权、联动数字藏品的图书,建设智慧化古籍存藏空间,并营造优雅的阅读空间,给予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
(四)古籍装帧设计: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
古籍的装帧美表现在其在艺术设计、工艺等方面,融入了各方面的元素,如在手抄书盛行的古代,书法艺术贯穿古籍始终。古籍图书的版面更是展现了中华民族审美的基本特色。将古籍的装帧形式之美融入古籍数字藏品和数字藏书上,再结合现代人的审美,可能会是今后图书装帧设计的发展方向。例如,2022年5月,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四川数字出版传媒与数字中国链、知信链推出《刘墉带你看宋画》系列数字藏品,这也是国际知名画家、作家、教育家、演讲家刘墉先生的美学新作。这本书是一本融合实体图书与数字资产的限量珍藏产品,它由区块链限量实体书和区块链限量数字藏书票组成。该书的装帧设计素雅大方,尽显宋韵。全书的设计遵循宋代审美气质,外封素净雅致,一个大大的宋字下,蕴含着宋画的雅致。对传统装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继承宋风雅韵,诗意书香的同时,又不失现代的简约之美。
古籍数字藏品的到来,给予了图书装帧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设计者有了更高的要求。图书装帧设计不但要简约大气,还要有文化内涵、更便利阅读。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传统古籍的装帧形式去探索新的创意。现今我们看到的古籍装帧形式大都以线装书为主,它是将写好、印好的书页进行一面对折,折边朝左余幅朝右,形成书脊,再加装书皮,用线将书页和封面进行装订,订线需露在外面。我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有很多种,其中最早出现的装帧形式是卷轴装古籍。到了宋代,随着纸质蝴蝶装图书的盛行,卷轴装图书渐渐退出了书籍装帧的主流形式。 除此之外,古籍装帧还有折页装、旋风装、梵夹装、缝缋装、金镶玉等形式。这些装帧形式所蕴含的“东方文化意境之美”,是传承流变的源泉。
例如,派生古籍《海错图笔记》装帧设计精美,采用缝缋装。缝缋装最早见于敦煌遗书,失传于宋代。现如今随着纸张的厚度和硬度的提高,经得住线缝和翻阅,缝缋装开始在派生古籍、国学经典类图书中崭露头角。 《海错图笔记》封面主色调为藏蓝色,再加上烫金书名,整体看来,古朴典雅。同时,还配有《海错图》呆萌动物肖像为腰封,是传统与新潮的碰撞,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
 图3-2 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海错图笔记》
结语
古籍数字藏品作为元宇宙时代的弄潮儿,它将晦涩难懂的古籍借助数字化技术“活”起来,以扩大数字资产的共享价值,促进古籍推广传播。在古籍图书出版、发行、装帧等方面,也会迎来新的变革,实现数字资产、知识内容的再塑。
但古籍数字藏品作为新生事物,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在监管上,由于各类监管的缺失,致使版权保护缺失,私下炒作,权益保障等问题层出不穷。在内容上,同质化严重,难以展现古籍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古籍内容传播来说,由于古籍出版机构技术能力有限,加之资本关注不足,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数字藏品,古籍数字藏品发展相对缓慢。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监管上,法律法规制定要本着法治逻辑与区块链技术相协调的主线,同时,官方、行业协会、平台方三方合力,构建藏品价值评估体系,从本源上避免更多的乱象。在内容上,集中优势古籍出版资源,主动接轨年轻人的需求。在古籍内容传播上,古籍出版机构需要加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还要转变营销方式,重视私域流量建设。
古籍数字藏品只是元宇宙世界中的一颗小行星,伴随着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与古籍数字藏品有关的古籍出版业将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底面世的ChatGPT,或会给古籍数字藏品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可以预见的是,古籍数字藏品的发展现在只是开始,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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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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