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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的学术使命(第4期) - 《大学出版》2004年度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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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2004年度
大学出版的学术使命(第4期)
范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2006-07-03 15:22:49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4期
在中国出版业整体向市场化、企业化、集团化迈进之时,大学出版何去何从成为出版界和教育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更加热衷商务、关心市场、追逐利润的时候,大学出版将肩负着越来越重的学术文化使命。
大学出版的使命是和高等教育的性质与基本职能紧密相连的。从本质上讲,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基本职能是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技文化和开展社会服务。而大学出版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式履行其学术文化的重要使命。我们知道,美国的约翰?霍布斯金大学第一任校长吉尔曼十分热心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并为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其任职的第五年度报告中将出版社看作是“一所大学最崇高的职责之一”,认为“它能促进知识,不仅仅在那些每日听课者中传播知识,而且能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到1878年,吉尔曼在巴尔的摩已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活跃的出版机构。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怀特对大学出版也格外的积极,他于1869年在康奈尔最早使用“大学出版社”这个术语。而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哈珀把他的出版社方案看作是建构其整个庞大的学术大厦的必不可少的水泥。
正是因为人们把大学出版社看作学术发展的后盾,20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学出版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正因为是以学者的眼光而非仅仅以生意的眼光来对待出版,大学出版人才展现出独到的识见。被誉为“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施拉姆(1907—1988)在出版事业上就曾做出过传奇般的贡献。1947年,他阔别了学习执教达17年之久的依阿华大学,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就任该校校长助理和学校出版社社长。在出版社社长的岗位上,他的卓识使他做了一件对传播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出版信息论的奠基之作,即申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申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原是一篇论文,发表在《贝尔工程技术杂志》上。一次,施拉姆在翻阅资料时偶然地发现了这篇论文。于是,他顾不上其他事,一口气将它读完,并立即决定由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他已敏锐地洞见这篇还默默无闻的文章所包含
的重要价值。申农的论文专业性很强,为使更多的人都能了解和把握信息论,施拉姆又专门邀请数学家韦弗对申农的观点进行注释,使之通俗易懂。《通信的数学理论》一出版,便很快引起学术界的瞩目。这部名著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而且也对传播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今天,申农、韦弗以及《通信的数学理论》已是谈论信息论所经常要提及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信息论的兴起还多亏那位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社长施拉姆及其远见卓识。而作为传播学集大成者的一代巨匠施拉姆,也从申农的著作中得到很大启发,借鉴和改造后形成了自己的传播模式理论。
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学术文化使命,大学出版并不是要躲进象牙塔,它也有必要面向市场、关注读者,力求在文化性与商业性、学术性与大众性之间获致平衡与协调。大学出版需要自己的出版家和出版商。过去,做学术文化的忌讳一个“商”字,其实优秀的出版商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张静庐。他是以刊行杂志和整理出版史料而闻名的。他编选整理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八大本,自5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为学界和出版界所珍视。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这套丛书,定价高达600元,足见其价值。张静庐在1938年出版的《我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坚持认为自己是“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说二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虽都以出版为手段,都要赚钱,但“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正因为他不是仅仅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所以阿英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充分肯定了他在新文化出版上的贡献,并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记张静庐。有研究者更是把张静庐列入中国十大出版家之中。他一生献身出版事业,首创中国现代的杂志出版公司,不俗的文化贡献和经营业绩中自有其先进、独到的经营思想与方略。可见,出版商与书商都以出版为手段,为途径,但追求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前者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后者以获取利润为终极目的。
列举上述中外例证,无非是想说明一个观点:对于出版业来说,经济只是手段,学术文化才是最终的目的。对于大学出版来说,在可能出现新一轮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时候,在急功近利可能蔚然成风的时候,我们还能坚守么?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4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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