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中的编辑角色（第3期） - 《大学出版》20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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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贸易中的编辑角色（第3期）

李建伟

2006-08-14 10:03:43 来源：《大学出版》2005年第3期

　在世界走向“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今天，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各个领域都在不断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中国出版也不例外，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出版国际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版权意识比较薄弱，直到1980年8月，中方组团访美，签订了合作编译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首次以向外国支付咨询费的方式承认了版权。随着中国加入WTO，从2004年12月1日起，外商可以进入中国出版行业的发行领域，开始抢占国内文化市场。与西方百年来形成的成熟的市场化运作经验相比，中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版权贸易可以说是任重道远：近十年来版权引进与输出之比一直在10：1左右，版权逆差超过10倍，且版权引进和输出的地域、品种都较为单一。严峻的现实让我们认识到，版权贸易，无论是文化价值的输出还是从商业价值角度去占领市场，都必须要对版权贸易的本质和出版工作的核心——编辑工作加以深层次的研究。
　版权贸易——一种跨文化传播方式
　版权贸易（注：本文所称版权贸易是指涉外版权贸易）是发生在不同文化群体间以著作权为标的的跨文化商品交换活动。跨文化现在形成一种趋势，应该说与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网络国际化分不开。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又译“跨文化交流”）并不是新事物，有文化就会形成差异，有差异就有交流，于是自然就会有跨文化的交流。但是一般公认的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形成的。其源头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战后想要确保自己所占领的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与自己合作，因此邀请许多文化人类学家专门从事此方面研究。战后，美国为保持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研究得到继续。到了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出版，该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1］同时，伴随着联合国之类的各种国际组织的纷纷设立、跨国经济机构的蔓延、跨地域交流的越来越便利和频繁，跨文化传播研究也逐渐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跨文化交流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跨文化交流可以分为种族间的交流、民族间的交流、国际间的交流，和同一文化内部不同亚文化的交流。从传播范围角度，则可以分为跨文化人际交流、跨文化组织交流，和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2］无论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还是从传播范围的角度，版权贸易可以认为属于国际（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版权贸易除外——同一文化内部不同亚文化的交流）。
　中国和欧美间的版权贸易是“低语境”与“高语境”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代表美国冒险和英雄主义精神的Harry potte系列行销中国，阿来的《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在美国版权经纪人的帮助下推广至欧美十几个国家，这种版权贸易就是跨文化传播的体现。爱德华•T•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语境”（high context）和“低语境”（low context）两种文化类型。高语境文化如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的关联性，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语境文化如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霍尔指出，高语境文化更多地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而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其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3］为了其间实现有效的沟通，版权贸易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美、英、德、法、俄、加六个国是我国版权引进的重点国家。2003年，我国和这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总数为9 121种，占总数的6844％。其中，引进占总数的7271％，输出却只占总数的247％。引进是输出的460 倍，反差如此之大，呈现出完全一边倒的局面。从美英两国的图书版权引进数量超过8000种，占引进总数的6401%,而对两国的输出数只有可怜的7种，占输出总数的086％，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前者是后者的1 144倍。［4］尽管现在中国出版对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很低，但无论如何版权贸易已经用文化载体为两种语境的相互沟通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 
　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版权贸易是同一文化内部不同亚文化的交流。这种跨文化传播有其特别之处——省去翻译二度编码的过程。据国家版权局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版权输出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特别是港台地区。2003年我国大陆对港澳台地区的版权贸易数量为2306种，占整体版权贸易总数的17.30％。其中，引进占引进总数的1323％，输出占输出总量的80.15％。引进与输出之比是2.5：1。逆差数为1 006种，占总数的8.52％。除了澳门之外，就我国大陆对港台的版权贸易情况来看，台湾地区要好于香港地区。［5］我国的版权贸易之所以出现中心在亚洲甚至主要在港台的局面，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和大陆文化同根，属于同一文化内部的不同亚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
　编辑——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把关人”（gatekeeper）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传播学创始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提出的。认为在群体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把关人在信道里可以控制信息流通，可以扣压信息、构成信息、扩展信息或重复信息。［6］
　传播学的另外一位创始人拉文认为，信息总是沿着某些“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或是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决定是否允许信息或商品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而守门人决定选择什么样的新闻，传播什么样的信息，怎样安排传播时机、突出什么、淡化什么等，换句话说，就是信息的制作和过滤都要经过守门人，也就是把关人的筛选。可以通过以下模式进行说明：［7］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来自信息源S的信息M转变成信息(MA、MB、MC)后，再传给接收者R。把关人从各种信息中，按照某种需要，选择出和他的意志相统一的信息加以传播。这个模式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并不是对等的，其差异程度取决于把关人的需要。
　当传播的信息是文化讯息时，编辑就是这个传播过程的把关人。编辑活动与文化传播息息相关,它不仅是选择、优化文化成果的活动,而且是参与建设、整合与重构社会文化体系的活动。编辑者作为编辑活动的主体和编辑过程的控制者,文化传播载体中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编辑选择、提炼、组合和创造出来的。文化传播载体的内容与形式也显现着编辑主体自己的主观愿望、意志和创造才能。具体来说，编辑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把关：首先,编辑活动通过对人类文化传统的继承、吸收与改造,以达到传承传统文化,发展新文化的目的。编辑活动就是以其特有行为方式、技术手段对这些知识经验、档案资料、文字手稿等等原始草创文字进行选择、审理、编排、加工而构筑成为文化知识载体,以继承传统,传承知识,是知识和文化得以留存和传播的重要中介。其次,编辑活动通过编辑出版物这个具体的规范样本,以其文化示范效应,按照符合某些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的标准,去编辑各种信息,通过编辑活动这一传播渠道影响受众,企图规范特定社会的思想、伦理、道德等,以此来反映一定的社会标准和价值取向。第三,编辑活动通过对精神文化创造过程的介入,以引领现代文化发展的思潮,培养受众新的思维观点、思维方法、审美情趣,从而导向受众的追求目标。
　由此可见,编辑活动在精神文化的创造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其被赋予的把关功能,一方面催生、倡导新的精神文化的产生,另一方面又发现、选择新的精神文化的精髓,缔构精神文化的大厦。
　版权贸易中的编辑——跨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被学术界称之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之理论大师的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制码/解码》（Encode/Decode）一文中提出了受众解读文化信息（书中以电视为例）时可能出现三种立场，它称之为“三个假想的解码立场”（又译“解码地位”），即著名的“霍尔模式”(Hall model)：一是“支配一字线霸权立场”，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者的“专业制码”立场完全一致，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二是“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这是大多数受众的立场，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传受双方处于充满矛盾的协商过程；三是“对立码”立场，受众能看出传者信息的“制码”，但选择的是自己的解码立场。［8］“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意义不是传送者 “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被传送后并不等于被接受。传者的解释并不等于接受者的解释。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观众(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有关民族志观众的研究从经验层面为“霍尔模式”提供了论证。［9］霍尔模式之所以有三种解码立场，就在于编码者和解码者都各有不尽相同的社会背景结构。国际版权贸易正是不同文化结构之间的交流，而且其传播过程有着特殊之处——二度编码。正因为信息的目标受众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所以版权贸易的目标就是要使多种文化在冲突中达到融合，形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与并存。版权贸易是由传者编码到目标受众主动解码的跨文化传播，其过程如表二所示：
在版权贸易过程中，编辑要对传者发出的文化载体先于目标受众解码，然后对解码出来的意义再次加以编码，最后由目标受众完成最终解码，这是一个完整的版权贸易过程（如果传者、目标受众双方分处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有时就需要翻译进行二次编码）。这时，编辑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身份：先是作为传者的受者，对传来的符号进行解码，这就是理解。然后又作为目标受众的传者，把从传者那里理解了的意义进行编码，编成目标受众可以接受、理解的符号，这就是表达。在这个模式图中我们不难看出，版权贸易中的编辑就是跨文化的传播的“把关人”。
　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把关人，版权贸易中的编辑主要是通过选题工作进行把关，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据现有报送资料统计，上报选题结构上大小类别反差较大，引进对象日益广泛。２００５年引进版选题共６７３７种，其中社会科学类选题５６１６种，占总量的８３.３６％。自然科学类选题９２０种，占总量的13.65％。品种的覆盖面很广，基本覆盖了所有的领域。但选题在大类别和小类别上都存在巨大的反差。大类别中，社科、人文科学类选题占绝对优势，而自然科学类选题则相对欠缺，社会科学类约为自然科学类总量的６倍还多。今年的选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１．引进内容及种类的局限。２．选题重复问题较为突出。３．跟风现象在引进版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４．版权引进工作意识、导向意识、文化意识和政治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面对版权引进选题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加强编辑的选题把关。
　那么是什么影响着编辑的把关（选题）呢？“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是影响编辑在版权贸易中把关的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10］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它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
　编辑在版权贸易中始终要把受众放在第一位才能保证跨文化传播的实现。首先，选择的文化信息要实现受众“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翻看中国2004年版权引进类畅销书，无论是风靡全球的少儿畅销书明星《哈里波特》与漫画大师的经典之作《丁丁历险记》，还是发生从睡前故事到旷世巨著的演变的《魔戒》三部曲和成年人的寓言和童话《吉米绘本》，无一例外的是满足了目标受众的娱乐渴求心理。其次，编辑在版权贸易中要重视 “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审美客体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中国的版权输出主要是在亚洲且重点为港台，就是因为这种跨文化传播成功地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使目标受众的解读变得更容易，对文化信息的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同样，CEO的圣经《捷克韦尔奇自传》等经管类图书的畅销则正是符合了中国需要商业管理经验的现状，实现了目标受众对成功人士商业管理经验的近距离观摩，其选题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人都渴望成功的社会文化心理。
　美国通用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曾说：“文化是属于这个时代最有挑战力商人的最大蛋糕！”［11］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19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20世纪是以经济,到21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出现文化单一化的局面是一种现实的危险。所以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向世界势在必行，中国的版权贸易必须加大力度，中国从事版权贸易工作的编辑也必须有着清醒的“把关”意识：以受众为重，实现不同文化群体的跨文化传播，实现世界文化多元化共存的健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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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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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转引自：常燕荣论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J］ 湖南大学学报， 2003，(3)：10
0—103
［2］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51
［3］爱德华•T•霍尔语境与意义［A］ 史蒂夫?莫藤森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野
［C］北京：1999 ．32—49 ．
［4］叶新，2003年我国版权贸易统计分析［J］．出版广角，2004，（9）：46—50．
［5］叶新，2003年我国版权贸易统计分析［J］．出版广角，2004，（9）：46—50．
［6］罗杰斯．传播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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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74．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向勇．北大文化产业前沿报告［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1．

来源：《大学出版》2005年第3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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