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021年8月末，我把一些县乡治理随笔依据县乡政策落地的主题汇编成一本约25万字的集子。贺雪峰老师看后认为很有出版价值，且应尽快出版，让我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任晓霞老师。

　　任晓霞老师多年以前曾与我一同参加过在四川绵竹农村的集体调研。她毕业后，多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与我们团队联系颇多。我跟任老师联系，和她提到有一本关于县乡治理的随笔集，想请她评估是否具备出版价值。起初我还担忧，因为这是随笔集而非专著，乍听之下里面可能有一些敏感内容，这或许会让她感到棘手。然而，她拿到集子没过几天就联系我，说这本集子很有出版价值，这使我对于这部集子的面世增添了信心。

　　《县乡中国》选题在出版社通过后，我们便展开了长时段合作。书稿整理阶段，任晓霞老师从编辑角度，就书稿的目录、可读性等提了一些建议，我们讨论达成了共识。后我花了一些时间对书稿进行修改与整理，再将其发送给她。书稿进入编校流程后，她和我就书稿的体例、文字、内容、书名、序言、宣传文案、推荐语等方面展开了频繁互动。

　　确定书名颇费周折，我传给她时暂名为《大国县治2：县乡体制》，不符合出版社的标准。任晓霞和我都拟定了十多个书名，两人反复商讨，都觉得不太满意。之后我的朋友提出了《县官与现管》这个书名，任晓霞觉得这个书名可作为主标题，但还需一个副标题来呈现书的主要内容。后来给出的意见是《县官与现管：县域治理现代化》。但又觉得“县官与现管”不很妥帖，人大社编辑团队和营销团队经过充分讨论，最终确定书名为《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这个书名虽平常却有独特之处：县乡既是中国社会的底色，也是中国基层治理的基础，用县乡中国作书名简洁明了，且富于想象空间。

　　书的宣传工作是琐碎而又漫长的。王海龙老师和任晓霞老师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营销团队，一起把《县乡中国》的宣传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使《县乡中国》在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鉴于《县乡中国》出版后市场反响良好，我便将编著的《县乡的孩子们》书稿交给了任晓霞老师。这本书是业内首部关于县乡教育的经验之作，主题关乎众多县乡孩子在起跑线上的公平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且为纯经验作品，可读性颇强。《县乡的孩子们》问世后，虽未如《县乡中国》那般热销，但在学术领域有一定影响，我在多个教育学的学术论坛上听到发言人提及此书。

　　两本书的出版历程，宛如一场“学术马拉松”：从《县乡中国》框架的调整，至《县乡的孩子们》案例的补充，任晓霞老师一直同我携手同行。身为作者，我深知要将一部仅有粗略逻辑、由调研随笔汇编而成的书稿，打造成一部在读者眼中不杂乱、非随意堆砌且具备体系性与整体性的“专著”，会耗费编辑团队无数的心思与精力。任晓霞老师作为《县乡中国》的策划编辑，以近乎严苛的专业态度投入书稿的打磨工作，其修改意见常精准到标点符号。她逐句斟酌术语的准确性，甚至对田野调查里的细节反复查证。多少次她在凌晨发来微信询问书稿中表格数据的来源、案例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在《县乡的孩子们》里，她对“留守儿童”章节格外用心，使学术研究更富人文温度。人大社的团队，从封面设计到宣传策略，旨在让“好书走进读者内心”，“被更多人看见”，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学术表达的公共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凭借专业和热忱，在大众与学界之间搭建桥梁，让曾经局囿于象牙塔的县域研究迈向公众视野。每一场推广、每一次校对，都是对思想的再度打磨与阐释。我时常思索，一本佳作的问世，从来不是作者一人的功绩，而是作者与出版人共同孕育的成果。正因为有这样的同行者，学术才得以步出书斋，与现实交流，与时代共鸣。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年代，能沉下心来雕琢一部真正有深度的学术作品实在难得。他们以专业为笔，以责任为墨，书写着出版人的使命。一部部厚重的著作，由此焕发活力，延展至课堂、田野以及公共讨论之中。这种幕后的辛勤劳作，或许不常为人所见，却一直支撑着思想的传播与知识的延续。他们的工作，是让思想穿透纸张，触及更广大的人群。每一场策划，每一次修改，都在默默彰显着出版的价值。

县乡中国书系

　　正值人大社70周年社庆之际，我想对人大社的老师们表达感谢：是你们让《县乡中国》从单本书延伸为“县乡中国书系”，把学术成果打造成图书精品，使其从书斋迈向公共领域，实现了学术的社会价值。期盼未来与你们继续同行，书写中国县乡的深刻变迁。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