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管理学的第二个百年之门——“东方管理学派著系”出版手记（第1期） - 《大学出版》20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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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管理学的第二个百年之门——“东方管理学派著系”出版手记（第1期）

2007-04-23 09:36:17 来源：《大学出版》2007年第1期（总第53期）

　与近代科学史上诸多的重大事件均与出版物密切相关类似，经典意义上的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亦是以美国人泰罗（Friderick Tayloy, 1856～1915）于1911年公开出版《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为标志的，此书的出版宣示了管理学正式独立于学科之林，故而学界也把1911年称为现代管理学元年。在此之前的176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版了《国富论》（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同样也奠定了近代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与管理学都以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的出版来标志一个学科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从学科发展史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无论是在1766年还是在1911年之前，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实践、经济思想与管理思想的探索，都可以上溯千年以上了。
　管理学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应与现代工业在我国的出现是同时的，因而管理学在众多的学科中，是最为年轻的学科之一。苏东水教授领衔主编的“东方管理学派著系”，把这一年轻的学科置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著系一经出版，其理论突破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赞同与质疑并存，争鸣鹊起。

　“东方管理学派著系”选题提出的初衷
　1997年夏，德国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总裁与中国大区代表来复旦大学出版社访问，在谈及双方的合作意向时，他们期望能找到一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并有现代意义的著作，精选精编后由他们组织翻译出版，介绍到国际的图书市场上去。Springer是一家以出版数学和医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与期刊见长于世界出版业的大型跨国公司，当时复旦社在这两方面的著作并没有多大的积累，要选出精品且还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就更非易事。在一次非正式的偶谈中，笔者提及了以复旦大学文科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领衔的团队，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当时Springer的代表们就表示了对此抱有的极大兴趣，初步的合作意向很快就定了下来。
　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源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到了20世纪初，历经百多年的持续发展，资本的积累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空前水平。随着以资本积累为人类社会财富主要表征的凸现，企业在强烈的扩张期望驱使下，其规模也同样在不断的扩张之中。各类大型产业组织对目的在于提高效率的管理追寻，十分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早期发展。企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效率和利润的提升欲望，既为现代管理学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也深深地给现代管理学的早期思想和理论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目前管理学界一般把分别以泰罗和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一般行政管理理论，视为早期现代管理学的主流学派，但应该说这两者之间差别少于共性，本质上有着明显的“重物不重人”印记。在更快更高的财富积累目标促动下，如何提高现存企业生产作业的效率，就成为早期现代管理学研究的起点。应该看到，从泰罗开始的早期管理学虽然有鲜明的“重物不重人”印记，但不等于说他们就忘却了人的存在、遗漏了人的作用，实际上20世纪的现代管理学学者们的思想脉搏中，还是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十分重视人的作用的主线。由研究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到权变理论的应用，到所谓的个性企业再造乃至现今建立学习型企业组织的提倡，我们都可以看到管理学家在探究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时，对发挥人的作用探究的用心。不过这一切还是离不开为企业组织追逐财富的最大化目标服务这个根本原则，“物”与“人”之间的主次关系十分清楚，因此可以认为现代管理学或称西方管理学，因历史条件所限，不可能是以人性主张为前提的。
　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人类社会有了超过在此之前的全部财富积累的辉煌成就，这里先不评价这种财富积累计量的合理性和可比性，但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样为求取效率而逐渐迷失了人性追求的思想和主张，依旧是管理学将近的下一个百年所需吗？显然，东西方的管理学者已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时代性意义。2006年，“东方管理学派著系”（共15卷）已被列入了国家“十一五”重点学术著作的出版规划，但当时Springer的代表对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东方管理学”研究产生如此之兴趣，不无先见之明。

　管理学的东方回归是现代管理学期待突破的选择
　站在长城脚下，无论你是一位有很深学术造诣的管理学专家，还是初入管理学门坎的莘莘学子，都会为中华民族的先人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而倾倒，在由衷自豪的同时，也会令人产生许多的疑问和困惑。万里长城始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间虽历经修缮加固，但从初建的秦王朝到明王朝的大规模扩建，都处于一个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动力设备可利用的历史时期。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完全靠人力畜力的条件下施工，毫无疑问，没有精密的组织和妥善的管理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先辈几乎是尽善尽美地组织了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类都难以胜任的伟大工程，却没有为现代管理学留下诸如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之类的经典文献呢？
　现代管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学界对这一新兴的学科一直就有其属性的科学与艺术之争。管理被作为科学强调，是因为它确实需要应用大量的数学工具和计量手段，需要借鉴其他学科如物理学、生物学乃至生命科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来充实自己。但我们也发现管理学的研究很难与其他理论学科一样，可找到一些公理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即便能找到一些大家权可当作基点的“公理”，例如典型的“X”人和“Y”人的假设、人的需求层次假设等，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人们很快就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并不成立，或者成立的条件是变化的。
　把管理学视为艺术，是因为任何组织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与人打交道，管理的对象是人，与人打交道就不可能把人全部异化成物，必须要讲艺术，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来艺术地激励组织成员，以最高效的状态来完成组织的任务和实现组织的目标。把现代管理学视为科学，视为艺术，或视为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在过去的近百年中，都有合理的层面，因为企业的实践证明了它们都能为实现组织的目标作出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万里长城为我们留下的文明，则可以理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活动的影响机理。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其内核是追寻人性的自我完善和人格的自我修养，与此相对应，再伟大的工程都是“身外之物”，留下的只会是在这些工程中人们在人性和人格这两方面的总结。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伟大的精神财富，在西方工业革命和伴随而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冲击下，在巨大的物质财富所形成的强权威逼下，近百年来我们逐渐淡忘了、退缩了。当我们在经历一段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相应的反思与奋进就不能再游离于我们社会生活的边缘了。以实现组织目标为前提的现代管理学或称西方管理学在大量的困惑面前已发现了自己的局限，开始思索从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启示，寻求自身的突破，此时，东方文明中人性完善与人格修养的主张无疑是现代管理学下一个百年探索道路上的长明灯。

　东方管理学的逻辑起点———人性主张
　人类社会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东西方文化既有不同是客观存在的，由此而产生的价值标准和思维路径也同样存在无法完全融合的差别。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对现代管理学既是科学同时又是艺术这一认识还不能完全达成一致时，苏东水教授倡导了“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历经近三十年的努力，东方管理学在国内外已引起了一大批热心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以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理论宗旨，更是唤起了对现代管理学核心理念的反思。“东方管理学派著系”15部规划选题中的三部主要著作《东方管理学》、《华商管理学》、《中国管理学》近期公开出版后，已被学界视为东方管理学研究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自东方管理学研究提出之日起，学界便有了其规定性无法准确界定的争议。因为许多学者认为，管理学就是管理学，它是科学还是艺术是研究者的评价，这与管理学自身的内涵是无关的，正如物理学我们无法将其分为西方物理学和东方物理学一样。
　若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区分东方管理学和西方管理学，那么传统的东方文化还应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等文明的范畴，而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些争议对东方管理学的研究都可以认为是善意的批评而不是否认，但确实也提醒有志于东方管理学的学者，必须认真地思考东方管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了。
　如前所述，现代管理学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认识，界限清楚，泰罗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是现代管理学的元年。笔者认为，现在讨论的东方管理学，应该依旧在管理学的范畴之内。现代管理学自诞生起至今虽还不足百年，但它始终在汲取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先进思想、技术进步、工具革新等方面的成果，不断地在丰富和充实自身的内涵。现代管理学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及其共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样的历史变革期的产物，虽然它也经历了科学管理、行为管理乃至上世纪80年代后被学界称为管理学的东方回归等阶段的自我完善，但不变的还是组织目标的实现。对人的关怀是在追求组织目标最有效实现这一现代管理学前提下被关注的，“人”与“物”的地位与关系清晰明了，这就是现代管理学以组织目标的实现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提出东方管理学这一研究命题之后，关于东方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关系也是学界关心的话题之一。一般认为东方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取代关系，而应是互补的，是“道”与“术”的合璧。但笔者认为，东方管理学于西方管理学产生了近百年时被及时地提了出来，是因为西方管理学其核心的思想内涵“为实现组织的目标服务”，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遭遇了最为严峻的挑战。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社会百年来所获得的财富已超过了文明史以来人类社会所获的总和，如此巨大的财富积累并没有把人类带到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在取得了科学、技术、财富等巨大成就的面前我们却迷失了自我。所以东方管理学仅是西方管理学逻辑起点在新时期从“实现组织目标”到“人性主张”的一种发展。东方管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可表述为“组织目标是在人性主张的前提下经由人的全面发展路径而实现的”。在这一人性主张的思想构架下，东方管理学不仅要汲取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世界上任一地区、任一时期、任一种族所具有的以人性主张为前提的一切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文化、传统，都是东方管理学汲取、学习、借鉴的宝藏。我们以东方管理学人性主张作为逻辑起点来叩开现代管理学的下一个百年之门，要解决的和探索的问题依旧落在管理学的范畴之内。

　让我们平静下来
　应该承认，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企业能力都还处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的经济实力无论是用传统的国民经济标准还是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标准来评价，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都还很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加速发展，需要从提高效率入手使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接近西方一流企业的管理水平，需要在高速的发展中解决和熨平社会矛盾及贫富差距。在几乎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最快、最优、最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才能解决的条件下，认认真真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和企业管理的宝贵经验，依然是我们现阶段学界和业界的重要任务。管理学从本质上说是显学，管理学再高再深的理论发现与理论创新，都不是管理学自身能确认的，所有的发现与创新必须经企业管理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才能被承认和接受。中国现阶段并无世界一流的企业群存在，这也从实践的环节证明我国的学界还没有产生过一流的管理理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现代管理学作哲学层面的思考。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也不必对现代管理学自诞生以来的发展趋势再作回顾，因为研究现代管理学的人大多都同意“人”的作用在现代管理学理论中，有一个不断被强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势面前，提出东方管理学的逻辑起点是人性主张，并期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逐步能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同，是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的。
　东方管理学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初被倡导提出，目前虽已引起大批的学界贤哲关注，但其理论体系与学术规范都还仅仅处于初步的探索和形成阶段，没有必要现在就要求企业按“人性主张”的那样去设计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但是在企业管理的成功中，学界和业界应该都看到了人性关怀所带来的巨大推动力，让我们发现了新的兴奋点。正因为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差距，我们应该更认真地学习西方管理学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人与物、道与术都是管理学的有机组织部分，无一可偏废。东方管理学人性主张的提出，实际上是希望我们的学者和企业家在研究和实践管理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在不断反复、比较的过程中，逐步引领企业持续地、平静地完成从“实现组织目标”到“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关注人（组织成员）的发展”继而再到“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实现组织目标”的转变。
　我们惊叹古人在无任何现代化动力条件下完成万里长城这样的巨大工程，更为古人在如此丰功伟绩面前所持有的平静而感慨。古人没有因万里长城的建成为我们留下任何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经典文献，却为我们留下了人性自我完善和人格自我修养的精神财富，我相信这将是管理学界取之不尽的宝藏。
　让我们先平静下来，做书者亦应如此。

来源：《大学出版》2007年第1期（总第53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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