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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出版的目标与价值观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

2007-08-16 09:28:55 来源：《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确立明确的目标，在整个战略分析决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价值观贯穿于管理活动始终，它构成人们对待客观现实的态度、取舍事物的标准、选择对象的依据，由此推动人们的实践和认知活动。脱离目标和价值观的活动必然是盲目的，就算有效果也必然是一时的。当前，全国出版业转制风头正劲，而大学出版该怎么走，各方观望，争议颇多。因此，厘定大学出版的目标和价值观不仅必然，而且必须。

一、现代企业价值观是现代出版的基本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就是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价值主体对自身根本需要的系统理解，及对价值客体的意义、重要性总的看法、态度和衡量标准。由于历史的、习惯的和现实的具体条件不同，价值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企业价值观，就是把企业作为价值主体确立的、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要求的、引领全体员工为之奋斗的价值体系。它反映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需要什么、坚持什么、追求什么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造就企业不同的个性和风格特征。

在西方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价值观经历过多种形态的演变，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最大利润价值观、经营管理价值观和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最大利润价值观是指企业全部管理决策和行动，都围绕如何获取最大利润这一标准来评价企业经营的好坏。经营管理价值观是指企业在规模扩大、组织复杂、投资巨额而投资者分散的条件下，管理者受投资者的委托从事经营管理而形成的价值观。一般地，这种价值观除了尽可能地考虑投资者的获利外，还非常注重实现企业人员的自身价值。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则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企业价值观，它要求企业在确定利润水平的时候，把员工、企业、社会的利益统筹起来考虑，不能失之偏颇。发展到当代，企业价值观越来越具有一个突出特征，即以人为中心，以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导向。过去，企业价值观也把人才培养作为重要内容，但那仅仅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率、获得更多利润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工具来看待的。当代企业价值观则不同，它已经开始把人的发展视为目的，并从本质上加以关注。这是企业价值观的根本性变化。

现代企业价值观的变迁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已由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一个既有经济责任又有社会责任的二元组织。“企业在追求经济利润时，如果遵守了经济准则和法律规范，只是尽到了社会义务（social obligation），这是企业生存最起码的条件；企业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如果能按照当时的社会准则来生产或修订自己的产品，只是做到了社会响应（social responsiveness）；只有当企业将社会的长远目标纳入到企业自身的发展目标中，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尽到道德义务时，才能说做到了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也就是说，对一己利润的追求已经不是企业唯一的目标，大部分成功的企业是在一种远远超过对财富的渴望、兼及其他群体利益的目标激励下取得成功的。其实，这就是现代企业价值观的内涵所在。正如AES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贝克所说的那样：“利润对公司来说，就像呼吸对生命一样。呼吸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同样，利润对公司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公司存在的原因。”尽管那些与更广泛的社会道德目标联系起来的企业价值观，有时可能会抑制企业对获利能力的追求，但大多数研究和企业的发展实践反复证明，这些价值观实际上是可以长期促进而不是阻碍利润绩效的。

现代出版的基本价值观遵循现代企业的价值观，根本地是源于现代出版业企业定位的回归。

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建被视为我国现代出版业正式建立的标志。以此为起点，一直到1982年文化部出版局发布《关于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印刷公司列入1982年调资范围后的几项规定》将出版社改为“事业单位、企业经营”为止，这85年间的中国出版，事实上却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一开始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企业。它们普遍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采取股份制和“董事会任命下的经理负责制”等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完全以商业化手段进行运作。历史证明，出版的企业化实际上并未影响其社会价值的发挥，它们中的佼佼者甚至一度攀升到中国出版史乃至世界出版史的高峰。全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上海总馆设有机构健全、制度完备的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和技术设备先进的印刷总厂，还在全国各地设有85个分馆以及相应的印刷分厂；同时还在新加坡、吉隆坡、香港等地设立了分馆。规模之大，人员之多，为当时国内印刷出版企业之冠，世界印刷出版界罕有。正是这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出版企业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文化教育集团”的奇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企业发展的曲线到达巅峰，但同时也潜伏着内外交困、动荡不安因子。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短短二十多年间，神州大地经历了内战、抗战、解放战争等无数次战争的洗礼。在这段缠绕交错着尖锐的、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商务、中华、开明等辛苦创建的辉煌遭受重创，整个民族出版的发展也陷入极端复杂的态势中，其间不乏出版人的挣扎、抗争和血泪。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得以创立。但是，前进的道路出现了曲折。由于种种原因，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出版主要就是跟着政治运动转，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到了极致。有研究说，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全国报废图书的损失总计约几亿元人民币，与全国出版给国家的上交额差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航向得以端正，中国出版也才真正有了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身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出版业，尽管这一阶段仍定为事业单位，但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化意义却是十分明显的。

1982年把出版社定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表面上是在事业企业之间进退不定，实际上是在当时环境的基础上做出的向企业回归的决策。“出版社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大多数能够保持微利或略有盈余的出版社按企业单位管理；一种是少数亏损出版社按事业单位管理）是历史形成的，它是出版社具有两重性的反映，是出版社在经营上存在不同状况的反映，在当时是符合出版社实际的”。这也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法人属性大家并不觉得妨碍生产，就在于那时出版单位的经营活动企业化程度还比较低，当时整个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也处于初中期阶段”。而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确立，使得出版产业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尽管‘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种体制可以有‘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两头沾’的好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国家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原有政策的‘模糊空间’将逐渐清晰，想要继续保持‘两头沾’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新形势下召开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个与“文化事业”相并列的概念，并在分类指导的原则下赋予了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产业单位不同的改革任务和管理要求。前者在现阶段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后者则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柳斌杰署长指出，出版转制一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新闻出版事业单位体制，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变为企业。二是指已经转为企业体制的新闻出版单位，要进一步实行投资多元化和股份制改造。那些主要任务不是参与市场经营，而是主要为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服务的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或者是无盈利能力的政策性出版社，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进行事业单位管理。此外，其他出版社都要分期分批转为企业。这与上世纪60年代上海出版业将所属出版社的编辑部门统统改为事业，而将印刷发行部门统统改为公司企业的办法大不相同，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观这一段出版发展史可以看出，出版定为企业，按照企业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早已有之。中国出版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出版企业化经营的曲折。而当年采取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决策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出版企业化经营由“曲折”回归正轨的过渡。党的十六大对出版所作的重新定位是符合出版自身规律的，也是符合中国出版实际的。这就是说，除开公益性的出版事业单位外，经营性的出版产业单位实质上已经重新回到企业的定位。作为企业，它也必然要像其他企业一样，遵循企业的发展规律。在其价值观的定位上，也必然首先遵从企业的价值观。在企业价值观发展到全新的现代企业价值观的今天，现代出版也必然以现代企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即出版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兼及其他利益主体的、具有社会价值的、高远的文化目标。

二、出版精神是现代出版的核心价值观

谈出版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在于，出版不是作为一般企业存在的，它实质上是个特殊的企业。所谓特殊性，即出版生产的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而是文化、思想等精神产品。其产品满足的是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对人的影响重大而深远。这就要求出版不仅要具有由其企业属性决定的基本价值观，还要具有由其出版特殊性决定的核心价值观。

有学者研究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时说：“日本经济发展的三要素第一是精神，第二是法规，第三是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比重精神占50%，法规占40%，资本占10%。”如果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是这样，那么对于出版这个既有经济属性又有文化属性的产业来说，精神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高尚的出版精神，是出版之本，是出版之魂，是出版之精要，是出版之所以能够受到高尚的人们尊重的缘由，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出版业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可以说，出版精神就是出版价值体系中那只“无形的操纵之手”，出版精神就是整个出版价值观体系的灵魂和核心。

出版精神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最核心、最精要的，一是人文精神，二是职业精神，三是创新精神。

首先，人文精神是出版精神的内核。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有学者说，人文精神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二是“文”。在“人”的方面，人文精神把“人”视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尊重人之为人及其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文”的方面，它承认人的理性，重视教化的作用，追求完美的道德和理想的人格。简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

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二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追求全面发展的理性人格；三是对人类社会的探求，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永续发展。人文精神这三方面的内容在图书出版过程中都有体现：人文精神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要求图书出版追求客观真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界及人类的奥秘。人文精神对人类自身的关注，要求图书出版适应人类生产、生活、娱乐、休闲及审美追求的发展需求。这两者分别代表了人的精神需要的两个层次，前者属于基本的、较低的层次，后者则是人类精神消费的较高层次，它表明人在精神世界中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变得更为理性化，对生活的感悟高于生活真实而又终于生活现实。人文精神对人类社会的探求，又要求图书出版传承文化，推进教育，把前人的或当前的文明成果通过出版的形式保留下来，散布开去，以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所以，人文精神决定着图书出版的内容，是图书出版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出版精神的内核。

当前中国出版界中的“不人文”或“伪人文”现象却并不少见。有学者曾形象地提炼出“今日书界六大俗”：一曰光速跟风，二曰卖弄隐私，三曰枪打出头鸟，四曰胡乱翻案，五曰追着明星跑，六曰公然打托与造假。这些行为是对人文精神的曲解和背叛，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图书品质的下滑，长远看它还将造成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人文氛围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时的人自身又是什么样子。一个人文社会的沦陷不难，但要重建就绝非易事。而与“不人文”并驾齐驱的“伪人文”现象则更具迷惑性。它往往打着“人文”的旗号，编出各种各样的“作品选”、“精选本”，轻率袭用“人文读本”之名，其实名不副实。这些行为对人文精神不仅没有丝毫尊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人文精神的亵渎，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同样深重。

真正的出版人文精神是什么？它就是以出版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敏锐的个人思考和文化感悟去关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再以筚路蓝缕的精神与毅力去开掘文化创造和传承的深井。它是激情与理性、监查与自省、思辨与创新的兼容，是出版人个性文化选择和社会人文情怀的内在交融。出版人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出版业才能真正繁荣、和谐地发展。

其次，职业精神是出版精神的外现。

职业精神是从业人应当具备的职业意识、职业责任、职业态度、职业纪律等的升华，是良好职业风貌的精神展现。出版职业精神即职业精神在出版业中的体现，它是出版精神的发散和具体化。对于目前出版界的浮躁之气及由此产生的职业水准和行业信誉下滑现象，存在诸多争议。或归咎于出版的市场化改革，或归咎于读者大众世俗化需求的推动。但笔者以为，寻根究底其实是出版人自身的问题。

首先，市场化与出版职业道德下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近代商务、中华等中国出版史上响当当的老字号，其口碑就是在市场的打拼中锤炼出来的。当年它们采用的并不逊于当前的商业化操作手法，并没有让它们的社会名声扫地。相反，它们不仅仅在出版史上涂抹过浓重的人文色彩，还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烙下了深刻印记。可以说，市场、商业的因子一直都存在于出版的肌体中，只是人们的认识、关注有所差别。它们并不是现在才突然跑出来兴风作浪的，对出版产生的实际冲击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其次，更不能说读者大众的世俗化需求直接推动了出版水准的下滑。有学者指出，多维度探求出版媚俗的根源发现，媚俗中纠缠着各种力量的冲突。所谓的大众低俗需求欲望虽然是感性的，但却是被操纵、被拔升、被控制、被诱惑的。而操纵、控制这一切的无形之手，正是市场与文化生产主体目的明确的合谋。编辑出版主体对大众世俗的消费需求欲望实际上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出版物是否媚俗，并不取决于大众的世俗欲望，根本还在于编辑出版主体是否想媚俗。

其实，近代商务的巅峰、辉煌时期，中国出版也一直存在着“理想型”和“商业型”的差异。前者以繁荣文化为己任，后者则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在谋利动机的驱使下，他们中也不乏迎合部分市民低级口味、不顾社会影响的逐利行为。如一些小店为了赚钱也没少出版淫秽低劣的书籍；1916年—1920年间，黑幕小说一度成为出版的宠儿，等等。但是坚守出版道德价值理念、注重自身品味的出版群体，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始终占据着当时出版的统领和主流地位，始终是引领中国出版的“旗舰”。吴相在《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一书中归纳出了百年商务的两点精神：一是在文化理想的支撑下追求长久的社会价值；二是在理想与现实及文化与政治、商业之间追求合理性原则。商务在与时俱进中曾遭遇工运、新文化运动、民主运动等时代潮流，但商务群体有一个在社会动荡、“无地自由”时代里的进退之道，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夹缝中求生存的平衡之术。所谓“合理性原则”、“进退之道”、“平衡之术”正是那个时代的出版人于纷繁尘世中坚守出版道德价值理念的鲜明写照：他们也有面对现实的艰难和彷徨，但他们有自己执著的信念，在并不比现在轻松的现实夹缝中挣扎拼搏，他们没有坐而观望或随波逐流。而这正是今日中国某些出版人所缺少的精神。

真正的出版职业精神，一是良知。出版是关涉人的事业，从业者是人，表现的内容与人息息相关，服务的对象也是人。可以说出版是最人性化的，对人产生影响极为深远的行业。这个行业充当着社会教化者和守望者的角色，要求其从业人员起码要做到有良知。如果说缺乏一定的学识功底和文化品位只是做不了一个好编辑，那么缺乏起码的良知是根本不能去做编辑的。作为一个编辑，如果你根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触摸手头这本庸俗读物，那怎么就能推荐给别人家的孩子呢？这是一个出版人良心底线的问题。二是挚爱本业。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敬业的概念，而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消瘦，也以为快乐。”的确，书业是个耗时费力而物质收益却并不怎么丰厚的行业。编辑历来都是替他人做嫁衣的。一个人不论要名还是要利，做出版都绝对不是一个上算的选择。唯有真正挚爱这个行业，愿意为其掏空自己一切的人，才能耐得住清贫和寂寞。而一旦有了对这个行业的真诚而强烈的爱，自然就会有责任心，自然就会有好的从业风貌和职业态度，自然就能做到诚信，做好服务。爱能生衍无穷，因为爱出版，出版的一切也就有了根基。三是意志和执著。出版具有的文化特征注定了它必然是个需要悉心滋养和培育才能出成果的行业，来不得半点轻率和浮躁。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从来就应当是一个冷静、低调、有定力的群体。否则面对纷纭繁复的文化现象、杂乱无章的海量信息和来自大千世界的万种诱惑，一不小心就头脑发热迷失了自己。因此出版职业精神中不可不强调的一条就是意志和执著，少了这股子劲儿，出版是无法立足长久的。

再次，创新是出版精神的灵魂。

作为内容产业，出版和创新关系密切，出版自身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创新的元素。首先，作为文化传播和传承的一种手段，出版本质上是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反映。而客观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更新的体系，因此，作为该体系主观映像的出版也相应地呈现出创新发展的态势。其次，即便处于相同的客观世界中，创作者个体所产生的映像也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别再经由同样具有差异性的编辑个体的加工制作，便表现得更加不同。再次，图书出版还有一个载体创新、形式创新的问题。由此可见，创新元素很多，而且几乎贯穿了阅读创作、编辑整合、复制发行的始终，是出版得以上升发展的内驱力所在，是出版精神的精髓所在。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模式一直受到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制、等级制的影响，由此形成求稳、中庸的特性。这种特性极大地限制了民族的创新精神。整个民族的文化态势如此，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出版就不言而喻了。事实是，西方出版业几乎一直走在社会改革的最前沿，如活字排版传到欧洲后对宗教改革的推动，14世纪—17世纪出版对人文主义的传播，等等。中国尽管最先拥有了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等与出版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但长期的封建社会却始终没能充分发挥这些难得的优势。1773年—1782年，在乾隆帝的亲自领导下，纪晓岚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这可谓我国编辑出版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但就在“四库”开始编纂的前一年，法国的狄德罗已经完成了他用20年时间主持编辑的《百科全书》工程，创造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而在四库编纂成型的十年中，欧洲诞生了蒸汽机等一系列发明，认识了人类的呼吸系统，建立了近代人类学、昆虫分类学等新兴学科。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古文献的考据穿凿上时，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以及大量的技术创造者和发明者，迸发出极大的文化原创力。也就是在那个世纪之交，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发展方向开始出现巨大反差，我们向着古老而细微的极致深入研究进去，而别人却在哲学人文、社会、经济等学科以及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发现。1831年—1832年，当中国又花费两年的时间重修《康熙字典》时，在欧洲，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问世、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作家余秋雨对此评价说：“长久以来，向后看、创造意识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痼疾。”

新时期中国出版在创新上的表现，依旧平庸。尽管1994年—2004年十年间我国图书品种由10万增加到20万，总体上翻了一番，且每年以大体相同的比例持续增长，但整个图书出版每年也就65亿册左右的规模。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图书新出比平均值为7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出比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60%以上。如果说80年代较高新出比的出现是因为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它与出版事业重新起步的整体形势分不开，对解决当时的“书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90年代以后新出比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却是与国家在1995年提出的出版社要以质量效益求生存、求发展的“阶段性转移”目标不相适应的。在图书销售不景气、库存压力增大的当前情况下，其实质是出版社“新品救市”行为的表现。一般来说，图书不同于一般产品，在品种达到一定规模后，新品种仍维持较高比例，实际上表明图书的重印再版率低。换言之，说明图书的生命力不强，很多新书品种已不再是原创性作品。

出版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宏观态势，而且其自身还是一个囊括了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内容创新、人才创新等多方面内容的庞大体系。然而归根到底，出版创新的内核始终在于内容的创新。出版内容创新的内涵，一是勇于开拓进取、推陈出新的“发现”境界。二是长于二度转换、融会贯通的“优化”能力；三是善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扬弃”品质；四是敢于“拿来”、有容乃大的情怀。所谓“发现”境界，就是要分析、研究当前的新形势、新事物、新思潮，从中发现新的选题思路。所谓“优化”能力，就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从整体到局部全面衡量作者作品，在自我思考与作者创意的互动中，对已有成果进行再认识、再创新、再加工；就是要把编辑思想贯注到作品中去，使原作更加丰富和充实；就是要富于创造性地调配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鲜明地表现作品内容、气韵和情调。所谓“扬弃”品质，就是既继承前人成果，又不简单重复；既吸收前人之长，又不生搬硬套；既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又不搞无稽之谈，创造性地推动现有产品升级换代。所谓“拿来”情怀，就是要放眼国内外同行或他行，敢于借鉴他人视角、兼容他人思路、嫁接他人方式、尝试他人做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三、大学出版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出版价值观还应内含大学精神

大学出版作为出版事业或出版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观在性质和方向上是归属于出版价值观体系的。大学出版既有一般出版的价值认同，又有自身独特的个性。

中国大学出版的特殊性在于双重管理体制，即不但在业务上接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同时作为学校的一个直属单位或部门，它还必须接受主办单位的管理。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几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学出版和大学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

站在大学的基点上看大学出版，首先是大学教育与科研的改革和发展直接催生并逐步壮大了大学出版；其次是大学体制和规模的每一步变革和发展都相应带动了大学出版的功能性转型；再次是大学本身带给了大学出版诸多优势，在资源、管理上对大学出版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站在出版的基点上看大学，大学出版对大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一，依据大学的学科背景出版图书，大学出版社实际上充当了大学学术成果发布的平台，促使其学术成果冲破大学围墙达至社会，提升了学校的声望。其二，大学出版名称本身内含大学的名号，大学出版品牌塑造和推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学品牌二度推广的过程；大学出版品牌和大学品牌有同步提升之效。其三，大学出版为学校学术人才的培养、锻造也提供了便捷的机会和平台。很多年轻教师的第一本著作，很多教授评定职称的著述，通常都是通过本校出版社出版的。其四，大学出版每年上交给学校的利润还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成为大学经济创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因此，尽管双重领导体制给大学出版附加了多一层的管束，但大学出版与大学还是有着难舍的情节。毕竟大学出版之于大学就如同毛之于皮一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鉴于大学出版的这一特殊性，谈论大学出版价值观就绝对不能不谈“大学精神”。

何谓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指导或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规范体系，体现这种价值范畴的大气魄、高格调，以及崇尚科学和人文的博雅特质。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立命之本，是大学的灵魂所在。唯此精神，大学才有天道地德，自由哲思，大学才能成其为“大”；唯此精神，大学才能追根求源，厚积薄发，薪尽火传，整个人类的文化命脉才能得以承继而又不断改革和创新。大学精神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精要的主要有四：一是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二是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三是求实和批判的精神；四是引领社会文化的精神。

陈寅恪曾指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大学就是要出思想，就是要拥有理想主义。否则少了“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创造”，又怎么会有哲人威廉·詹姆斯眼中那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呢？然而仅仅有自由的富于创见的思想是不够的。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自主；大学不能置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某一阵政治风向或者某一时社会风尚而盲从、乱转。大学应该是历史之延展，时代之表征，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持，有所向，有所创，以烛照社会之前进。有学者说，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抗大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并肩携手，本可能为中国社会变化带来更大的辉煌。但是，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对于知识分子形成的巨大感召力，使他们几乎完全抛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心甘情愿地融入革命建设的洪流之中，甚至内心深处诚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大学与知识分子曾经一度沦为工具，失去独立的文化品格。其悲剧没有随着政治运动终止而结束，当今又在市场大潮中延续。就某种程度而言，大学应该是海洋，而不是“沼泽”。独立精神是一个大学得以存在的根基和底气。

大学还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修养之所。大学里时时刻刻都充满着科学与人文因子的碰撞，二者相得益彰。有研究说，知识精英们一直就相信这个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哲理大道、一种规则、一种定律、一种秩序，而且它能够严格遵守逻辑、遵守实证，这就是亘古至今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人类成功的奥妙。西方所谓的“academy”也即是大学一贯秉承的科学哲理精神。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以普遍的理性原则建构的，这是现代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典型特征。理性原则表现为普适的真理、公理和法理，具体体现为认知客观化、测量精确化、思维逻辑化、操作程序化、行为规范化、组织制度化、交往契约化。理性原则何以产生？它不是个别圣贤的偶然领悟，不是生活闲暇里的个人体验和创作，更不是权势者的规定，它是具有高度社会权威、超越世俗生活的专业文化共同体，在严格的语言和逻辑规范里长期孕育、建构、完善后，再通过一批批人才的培养和训练辐射到全社会。而大学正是这样的文化共同体，它每时每刻都在闪耀着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大学的科学精神缔造了整个理性的现代社会。至于大学的人文精神，更是不言而喻。理想的大学就是进行人文教育的地方。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的训练。大学的教育应该是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应该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大学对于人的心灵、理性的关照和培养，本身就是其人文精神最直接的体现。所以，大学就是人文精神的建设者和守望者。这种对于人文精神的创建与坚守，不仅让其满怀人文的良知与情怀，而且使之成为传承、创造人类文明的源泉。

大学更是一个“意义的澄清者”和“现实的批判者”。它以自己独有的品质，既在对问题的实证与反思中演绎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又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探寻着建设性的答案。批判精神反映出了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反对一切封闭的、教条的思想观念，反映出了一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和开拓进取的求真精神，反映出了发扬学术探讨、学术评论和学术争鸣的求实精神。批判精神是理想主义信念的逻辑延伸，是大学不断追求超越的表现。它既希望超越现实，指向理想的未来，也希望克服自身的局限，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求实与批判的精神是一种理性怀疑的态度，是符合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的。因为大学本身就是探讨各种知识和学问的场所，它能对各种前沿、疑难问题等做出科学的判断，能按照知识的内在逻辑不断向前发展。所以大学成为一种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构，具有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具有的理智力量。纽曼曾说，大学乃是事实和原理、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不仅描绘出理智的疆域，还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不侵犯”即是一种实证的态度，“不屈服”即是一种批判的品格。这正是大学求实批判精神的真谛。

真正的大学并不止于此，它同时还是引领社会文化的一杆大旗帜。学习型社会概念的创立者赫钦斯指出：理想的大学应始终站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前进的思想制高点上，像一座灯塔，引领大众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做出科学的决断；通过对人性最深处的各种潜能的开掘，呼唤人类精神的复兴。事实上，中外大学发展史上都曾有过这方面骄傲的例子，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像但丁、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等这样的学者，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和欧洲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科学与民主的传播，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可以说，没有中世纪大学创造的新文化，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有可能滞后；没有北京大学的引领，中国新文化运动就要推迟。引领社会文化作为大学新的功能，内含特有的精神，与生俱来，惟我独尊，影响深远。柳斌杰署长日前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次专题讲座中说，大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社会文化中心，大学出版在文化传承、传播、创新上的地位，实际上已超出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本身。

总之，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与独立、科学与人文、求实与批判，以及引领社会文化的精神圣殿，在这些精神之花的滋养下，大学才得以安身、得以延续，整个人类文明也才得以繁衍生息。“大学是社会之光、犹海上灯塔；坚守大学是培育英才之圣地，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研究高深学问之学府；恪守大学在学术研究、创新上的自由与独立；坚持大学适应社会又引领社会应有之批判精神与超然态度；追求大学的胸怀境界之大，追求大学的学问之大，追求大学的社会责任之大，追求培养的人才有大气魄、有大气概、有大节操，能够成为大丈夫。”

大学的这些精神特质对大学出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可以肯定的是，它必然要求以其为依托并为其服务的大学出版在遵循出版价值观的基础上，与其同步坚守并维护其自由与独立、科学与人文、求实与批判，以及引领社会文化的品格，将大学闪耀的精神之光传承下去。也即是说，大学出版价值观应充分包含和传播这些大学精神；大学出版价值观就是出版价值观和大学精神共融的产物。

四、大学出版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大学出版必须以服务大学、繁荣学术、弘扬大学精神为目标
大学出版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办在大学里的出版社，即背后有大学为母体依托的出版社。这一特点几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学出版服务大学教学与科研、繁荣学术、弘扬大学精神的特殊使命。

首先，从大学出版的发展历程来看。自从近代建立高等教育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学出版事业一直与中国无缘。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国家适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家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很多教学用书和学术专著，在高等学校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国家对出版事业进行的调整中被宣布暂停，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解散也被迫停办。以此为起点，直至文革结束，大学出版事业陷入停滞。197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教育和科学战线上拨乱反正，作为适应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作为解决社会上严重存在的出书难、买书难、出版周期太长等矛盾的一项有力措施，恢复并发展大学出版社才又引起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关心和重视。此后，大学出版在我国重新得以发展，大学出版体系一步步建立成形。由此可见：一、我国大学出版的诞生直接导源于国家对出版进行的专业分工，或者说直接导源于政府对出版资源进行的行政配置。大学出版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服务的，它承担着服务大学教学、繁荣学术的特殊使命。二、大学出版从诞生到暂停再到恢复新建的历程直观体现了大学对于大学出版的需要。这种需要决定了大学出版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出版的使命是和高等教育的性质及其基本职能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是为社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种教育教学活动，其基本职能是研究学术和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发展科技文化和开展社会服务。而大学出版既然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式履行编辑和传播大学学术、文化成果的特殊使命。

其次，从我国出版体系的现状来看，目前的570多家出版社从分布上讲，中央部委所属的出版社有一大批，它们原本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从其成立初衷到现实运行状况及发展走势看，都难以在专业出版领域有大的作为。一些老牌的出版机构如商务、中华等，则一直比较重视专业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往往侧重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或着力不够，或基本不涉及。最近几年由于市场竞争的影响，它们对专业学术出版的兴趣也有所下降。而为数众多的隶属于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地方出版社，包括科技出版社、教育出版社，虽然也强调社会效益第一，但实际操作中明显更注重市场化、企业化，其文化属性和学术使命感从总体上看并不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近百家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方面显然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理所当然应当担负重任。

当前，高等教育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在继续上升，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高等教育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某种程度上说，大学出版服务大学教学与科研，繁荣学术，推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与学科建设的特殊使命在当代不仅没有减弱，相反还得到了强化。所以，大学出版的目标应当植根于这一特殊使命之上。大学出版的一切学术与教育活动、一切经营与管理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一主旨展开。大学出版应该“立足大学，面向市场，发展自身，服务学校和学术”，在为大学教学、科研、学术服务的过程中，将学校优势转化为出版资源优势，进而转化为市场优势，然后再将这一优势创造的效益奉献给学校，为学校的发展服务。

如果说大学出版服务大学教学与科研，繁荣学术尚有一定的有形指标可以衡量，比如教材所占出书比例、学术著作所占比重等，那么大学出版对于大学精神的守望与弘扬则更多地取决于大学出版人内心那杆秤。因为有些问题看似简单，做起来却相当的不容易。当一本平庸的书稿不要稿费还给很高的补贴时，说不做很难；当领导或朋友们委婉地希望帮忙出本职称书时，说不做很难；当面对沉甸甸的学术却只有几百册的销路时，说做也很难……而往往就是在这些难题面前，大学出版本该坚守的大学精神模糊了。坚守尚难做到，谈何弘扬？大学精神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怎样以出版的形式加以体现？大学精神中的人文与科学的理念之于出版的内涵是怎样的？大学精神中求实与批判精神如何换化为大学出版人的信念？这些恐怕都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笔者以为，作为秉承大学精神的一个载体，大学出版应该建构起一套有助于发扬大学精神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考核机制。而这种评价体系或考核机制的形成，应建立在政府、大学以及大学出版社各方对于大学出版的价值观与目标求得一致认同的基础之上。

价值观说到底标明了一种态度，而目标实质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尽管它们都不直接产生实际收益，但明确价值观和目标却是重要而必须的。因为这是制订大学出版发展战略所不可轻视的理性追求。大学出版作为出版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出版又作为现代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实上它们都遵循着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即在追求一己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必须兼及其他利益主体的、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更为长远和谐的价值实现。在具备了这一价值底线的基础上，大学出版还要视其特殊性讲求对出版精神和大学精神的坚守、传承与弘扬，这是大学出版应当具备的“态度”，也是大学出版必须努力的方向。更进一步说，在大学出版前进的方向上，所有行为都应该服从于“服务大学”、“繁荣学术”、“弘扬大学精神”的终极目标。其实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大学出版光明前景的基点所在。

来源：《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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