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一半遭遇天花板，一半来到岔路口 -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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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一半遭遇天花板，一半来到岔路口

记者：陈香

2008-12-09 11:09:38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年12月3日

　戊子年已近岁尾，这一年，对大学出版而言，似已注定是一个平淡之年。　
　“感觉不出有什么变化，书倒是一年比一年难做。”北京一家知名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如是说。作为第一批试点，这家大学社转企改制已有一年多。与她的感受相同，“工作照常，市场越来越不好”。上海一家知名大学社的市场部主任说。这家出版社，正在“跑步进入”大学社转企改制的第二批试点。
　与此同时，戊子年中，大学出版还给业界留下了一个让“友邦惊诧”的插曲。虽然将清华大学出版社带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上，但时任大学版协理事长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家强还是被调离了社长岗位，其时，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已经完成。接任者为宗俊峰教授，从校招生办主任的岗位上卸任而来。对经营者的随意被调离，很多职业出版人认为不可思议，但对于大学出版社的主管部门——高校来说，就是转制了，二级机构的轮岗换岗也很正常。
　正在多家大学出版社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间辛苦劳作，同时遭遇频繁的人事更迭，以“平淡”一词评价出版业市场之际，地方集团军正在大规模兼并、重组、上市、融资，跨地域、跨行业和跨媒体地大踏步前进。
　曾经，大学出版被称为是中国出版业的一支劲旅，凭借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出版中掘金，与占尽“地利”的地方社、占尽“天时”的中央社，三分出版天下，其高速发展、迅猛扩张的咄咄势头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然而，进入了21世纪以来，大学社的发展似已进入瓶颈期，总体体量停滞不前。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是体制束缚了大学出版的发展，希望大学出版转变体制和机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走进市场大潮中参与竞争，在竞争中做大做强和合纵连横，以搏击风浪。
　此前，柳斌杰署长曾经对全国出版行业的体制转轨给出了“三步曲”规划。他指出，在全国出版行业实现企业法人的身份转变后，出版社将渐次完成企业的股份多元化并进而实现上市融资，朝集团式的运营轨道迈进。
　多方利益博弈并进行妥协后，转企改制已在大学出版社中全面铺开。然而，与地方出版不同，“转企改制”似乎并没有给大学出版带来实质性的触动，或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多重作用力之下的大学出版似乎已经来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
　“一半遭遇天花板，一半来到岔路口。”一位业界人士如此形容现下的大学出版。

　增长的瓶颈
　11月13日，安徽，合肥。深秋里难得一见的暖阳似乎并没有为在这里参加第21届大学社订货会的大学社们带来好运。“大部分大学社的规模都在收缩。”在京一家大学社的市场部副主任说。
　尽管主办方大学版协邀请了全国近千家国有民营书店、高校图书代办站，千余家大学图书馆的代表与会，同时全面邀请教育音像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即教育音像出版社参展，并广泛邀请全国电子音像出版物发行商与会，还组织了大学出版论坛、大学出版社与高校图书馆论坛，各种专题研讨会、座谈会，但热闹的订货会现场依然掩饰不住一股寥落之气。
　经过20年的发展，大学出版已经告别了自己的高速成长期，而进入一个“平稳期”。与此同时，各地地方出版集团的纷纷成立，“条块分割，壁垒森严，比以前更严重了”，市场壁垒的加重使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大学出版社雪上加霜。

　改制不是灵丹妙药
　就在几天前，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京召开高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明确，61所大学出版社被列入第二批高校出版体制改革单位，加上第一批改制已经基本完成的19家试点，进入出版体制改革的大学社比例已达80%，可以说，大学社体制改革工作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
　高校出版社的转制与否一直是行政主管部门与大学之间的博弈。行政主管部门希望推动大学社突破现在的增长瓶颈，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在市场搏击中做强做大，却遭遇了高校的强烈反对。平衡各相关方的利益后，一度停滞的改制终于顺利启动。
　“现在看来，按照现有的改制的模式，高校不会失去什么，绝大多数大学社也不会失去什么，同时，改制后还能从政策上（享受5年的免缴企业所得税）、资源配置上（书号不受限制）获得一些好处，所以，大家都是以一种平和、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改制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说。
　“但是，是不是改制以后，这些出版社都会出现迅猛的增长，我对此持谨慎态度。”有位业内人士如是表示。
　另一位业界人士更是认为：“各个大学社内部虽然有转企改制，但这不是促进大学社根本性增长的因素。”
　应该说，改制后的地方出版社，市场主体特色更鲜明了，法人治理结构也更明确了，也可以上市融资，通过兼并重组实现跨地域、跨媒体和跨行业的发展，作为一个企业，优势充分体现了出来。为什么大学出版对改制不抱信心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界人士剖析其中奥秘：“认认真真改制，肯定是能够提升竞争力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认认真真地改？”他表示，即使是对现在已经完成了转制的大学社来说，现代企业的很多功能它们还是无法具备。“我们不是股份制，还是大学一家独资，虽然现在开了个口子，说将来国有资本可以进来，但是，能不能引资、投资，大学社的经营者说了不算，最后还是要看所属高校的意见。”
　按照公开报道，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希望整合中山大学以及吉林大学、天津大学3家大学出版社，统一在其社名前冠以“高等教育集团”字样，成为高教社真正意义上的子社。最后，因为资产关系不顺，此事终告作罢。
　“我们眼看着一些地方社越做越大，但大学社在这方面动静很小，那是因为，很少有高校的领导对校出版社寄予一种做大的愿望的。多数大学领导关心大学社的出书方向，能不能为教学科研服务，并不希望你去跟别人联合，被别人吃掉或吃掉别人。高校的领导者最关心的是学校的教育如何，学术如何，出版社就是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后勤，对你的要求，就是要起到后勤保障的作用。”
　这位人士分析，现在绝大多数的高校出版社走上转企改制道路，是因为顺应了国家的要求，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而教育部执行了国家的要求而已。对于大多数高校领导来说，他们只希望校出版社可以自负盈亏，还要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学校要出版社做的事情都做成了，就可以了。他们并不希望出版社去走一条所谓“产业”的道路。
　“一方面把大学社推到市场上，一方面它又很难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很多问题，出版社自身是难以解决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何林夏如是表示。
　无论如何，还是有相当一批出版社希望通过机制的理顺来获得发展的机遇。“想通过转企改制的机遇，真正把自己的管理理顺，促进内部机制的变化。过去不易推行的政策和管理手段，可能我们会利用这个时机推出来，包括组织机构的建制变化，激励机制的强化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林全表示。西安交大社已被列入第二批改制单位名单。
　出版人同时要呼吁的是，希望改革精神和改革政策能够配套。有大学社材料递交了一两年，也没有结果；清产核资的结果，是要自清产核资基准日算起的，有些大学社清产核资基准日迟迟未定，又如何进行清产核资？清产核资的报告出来之后，要资产划拨，但国资委怎么介入，资产怎么评估，希望都有配套细则出来。同时，在讨论相关政策时，又拿几年前的文件来约束大学社，未免失去了“解放思想，做大做强”的转制本意。

　固守，还是扩张？
　对于成立之初就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大学社来说，成为市场主体之后，是继续坚守为教学科研服务，还是开拓其他一些更有市场价值的出书领域呢？
　“如果鼓励大学社转制，那就是同时鼓励大家，只要是好书，就都应该出版。既然是企业，是市场主体，为什么要拒绝机会呢？当然前提是，你是否能判断，哪些是有市场价值的好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认为，其中的矛盾在于，企业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发展的机会，但同时，大学社越是有特色，将来它的发展就越有基础，有价值。所以，复旦大学出版社不会做图书领域的太多扩展，“我们会继续重点保证教材，会在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和为大众服务的人文社科图书方面做一些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认为，大学社的高校资源是社会社所没有的，大学社可以出教材，而教材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是能挣钱的，每家大学社都可以在高校教材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部分教材是没法跟北大、清华争的，但华东师大的师范类教材，一年码洋也有一个多亿。大学社本身的资源就能够让其自身很好的生长，问题是有没有找对资源，找对市场定位”，同时，“大学社走商业出版道路也没有任何限制，问题就是怎么走才能成功”。
　早在几年前，有实力、也有市场能力的大学社就开始了社会读物的扩张。外研社在辞书方面、华东师大社在少儿图书方面的扩张，却未见太多成效。惟有广西师大社借助社会资源，成功完成了向人文社科领域图书出版强社的转型。
　对于绝大部分大学出版人来说，学术出版是其出版情怀，这种情怀不会因为体制的改变而改变。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性与商业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学术性强的图书往往读者面较窄，发行量不大，常常亏损；而市场化程度高的商业图书往往缺乏学术性，或者学术含量不高。“由于美国大学出版社大多坚守学术出版，它们在和商业出版社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大学出版社普遍规模偏小，多数出版社入不敷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表示。
　贺圣遂告诉读书报，现在，国家对学术活动的支持比较多了，但大都是划拨到学者处，作为学者的科研经费出现。但在国外，对学术活动的支持有两块，一块是给学者用的，一块划拨到出版社。比如，学者的研究需要20万元的经费，研究经费直接划拨到研究者处；成果通过一定的审核和评估以后，需要出版，出版的成本经其他机构审定后，直接拨给出版社。“明后年，实体经济的萎缩会对出版业造成一定的影响，至少对资金流转会有一定的妨碍。如果有长效的学术出版保障机制，则学术出版就不至于太窘迫。”

　岔路口
　贺圣遂认为，改制对于少数处于优势位置的大学社，意义是最大的。“他们的体量有可能继续放大，如果能获得所属高校的支持，就有可能继续往前走，利用改制所给予的机会，与别的出版机构、发行机构有较大规模的合作。”但贺圣遂同时提出自己的疑问，“现在很多出版集团动辄几十个亿的规模，即使是像外研社、北师大社这样的大型社，与这些巨型战舰拼撞，自己的吨位够不够，也很难说”。
　同时，如果从规模做大的这个角度看，中国大学出版社有希望的，“顶多20%”。一位出版人表示。他认为，多数大学社不可能做大，“有相当多的大学社专业背景相当狭隘，改制后它怎么运作，我是有困惑的。既然它是市场主体，它被要求参与市场竞争，但它们又没有竞争能力，这些没有竞争能力的出版社，未来会怎样？”
　“有些社本来就是很小的规模，学校养着的。这样的社，即使参加了改制，今后五年、十年，我认为还是会被退回来的。企业也好，事业也罢，学校说了算。对于不具市场竞争力的大学社，学校如果同意卖给别人，那就卖；不同意，要为学校整理讲义、搞点课本，那就学校养着。其实，就连中国香港、台湾的大学出版社，两三个人的多得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总共就三个人。对已经做大的大学社，企业化肯定有利；但对做不大的大学社，是没有办法市场化的。”一位业界人士表示。
　所以，“未来企业能不能做大，怎么做大，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没有必要太操心码洋，或者哪一家出版社几年能够翻番，把资源配置更公正一些，市场环境中的不良因素，比如盗版、不讲诚信、地方利益保护、条条框框的限制能更少一些，出版社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一位出版人呼吁。

　大学出版的“天花板”
　刚刚改制完毕，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家强就被调离社长岗位，这个“换帅风波”还是在诸多大学出版人心中投下了阴影。前两年，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下换了好几位社长；同济大学出版社十年内换了五任社长，“东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干得挺好，把他也调走了。”知情人说。
　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高校的主管领导并不认为出版是一种专业，要由职业的出版人来经营，大学社的社长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调离，没有机制保障。“我们不像地方出版集团，是由一组职业出版人组成。我们都是‘散兵游勇’，今天你是出版社社长，哪天领导认为应该换岗了，又会被调离到其他岗位。同时，大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组织是封闭性的，只是学校的一个机构，我们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训练，学校领导也并不把出版社看成一个需要职业出版人来领导的单位，哪一家大学社的社长是向社会招聘的呢？”一位资深出版人说。
　“所以，我们怎么跟地方出版社竞争呢？出版社运行得不好，有矛盾了，会调离；出版社运行得太好，就换一个劳苦功高的人过来坐坐。尽管我们有追求，有理想，但我们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了。”一位社长感叹。
　“一个优秀的出版人，要有洞见。这个洞见就是，你要判断哪一位学人将来会成为耀眼的学术明星。也许他还是默默无闻的助教、讲师，但因为你的洞见、支持、辅助和催促，甚至包括一定的建议，让他的学术成果得以问世。学人有很多想法，但如果不去催促他，很多想法也许就只是想法，不能成为现实。但内行的关心会促使这些想法成为现实。很多优秀的出版人的经历中，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贺圣遂表示。
　同时，优秀的大学社为所在高校所带来的出版高地、学术高地的荣誉的意义，也没有完全被高校领导所意识到。“比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为它所在的芝加哥大学赢得了出版高地的美名。社会学、心理学领域内的所谓芝加哥学派的形成，芝加哥大学社功不可没。同时，这个平台吸引了全世界搞社会学、心理学的一流学者，只要这个领域内的著作被芝加哥大学社出版，那就代表着学术界的一种认同，这为大学本身赢得了相当高的声誉。”贺圣遂说。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国内也有，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科图书，为它所在的广西师范大学，赢来了超越学校自身的声誉。认识到了这一点，高校的相关主管领导就会对职业出版人保持一定的敬意，出版社往往就能更好的发展，譬如外研社、华东师大社、复旦社等，皆属此例。
　同时，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受制于整个国家对教育投资的不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每年要上交给学校2500万元的利润，“国家对教育投资不足，出版社承担了不应承担的填补教育投入不足空缺的任务，这是限制中国大学出版社出现一两个牛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主要原因所在。”朱杰人告诉读书报，受限于资金，华东师大社发展的后劲不足。“尤其是新媒体出版，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对我们来说，太累了。”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年12月3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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