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唱新翻杨柳枝——评《中华文化事典》（第5期） - 《大学出版》20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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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唱新翻杨柳枝——评《中华文化事典》（第5期）

雷平

2009-01-19 15:49:24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5期（总第61期）

　在当今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中，文化史研究堪称奇葩，从20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余年的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达致极盛，其时有所谓“文化热”之说。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学术凸　显、思想淡出”的语境中，文化史研究逐渐沉寂下来。但此种沉寂却绝非没落，而是在众声喧哗之后渐趋理性、圆融和睿智。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仍然有那么一批学者坚守着文化史研究的立场，并不断在文化史的“写法”上开拓创新。由何晓明先生主持纂修的《中华文化事典》即是近期文化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创新之作。

　纵观迄今为止的“文化史”著作，虽然林林总总，风格千姿百态，但就写法上而言，大致不外两类:一是纵写横分,即按时间顺序结构全书,在每一时序内再按照专题横向展开，如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陈登原著《中国文化史》、冯天瑜等合著的《中华文化史》即属此类；二是横分纵写,即按问题的分类结构全书,在每一问题内再依时而述，如阴法鲁、许树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这些写法各有千秋，难有高下之分。但此两种写法均属于章节体的路数，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章节体下，出于线索一贯、体例完整的考虑，在历史发展中鲜活的事件往往被剪裁得七零八落，或是被一笔带过。于是，以“事件”为考察视角来发掘历史、体认文化，成为文化史研究中应该被尝试的路数。同时这也是对我国传统史书体例中“纪事本末体例”的吸收和借鉴。

　以事件为叙述线索的“纪事本末体”创自宋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它是我国古代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三大体例之一。清中叶章学诚论“纪事本末体”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这个评价充分显示了纪事本末体的优势所在。晚清史家陈黻宸亦十分重视纪事本末体，1902年他著成《独史》一文，阐明了他对史书体例的见解，其中对纪事本末体尤为推崇：“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二者，理各有当，义取旁通，博采兼收，史裁乃出。而必欲于二者中择其一焉，则宜以纪事本末为准，此故读史者所易得而从事者。”纪事本末体按照事件的起因、发生、变化、结局记载，显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让阅读者能够产生真切的历史感。毕竟，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往往是对事件的记忆，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重要的或不甚重要的事件组成的时间流，抛开事件遑论有历史！

　《中华文化事典》依时叙事，在自先秦以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两千余年中，萃取三百余“文化事件”，既有秦始皇统一全国这样大的影响中华文化发展走向的事件，也有“长安有胡气”这样的颇有文化趣味的事件，全书错落有致，铺陈开一幅壮丽的文化史卷。在事件的选定与资料的剪裁方面，《中华文化事典》虽或间有见仁见智之处，但此种选择亦是主编与作者心目中的“文化史”，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依赖主体心态与情势的“体验”。不同的人以“文化”为标准而认定的事件自然也会有差别。但无论如何，以事件为线索纂修的《中华文化事典》“因事命篇”，在文化史著作的编纂体例上是一大突破。而且，以事件为线索，符合章学诚所言“史为记事之书”的特征，“事万变而不齐”，而“文化”则蕴于其中。

　通读《中华文化事典》，笔者以为还有两个值得肯定的特点：

　一是具有辞典性质的广度，同时也有比辞典更充实的深度。就全书拟定的三百余事典而言，基本上囊括了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因而具有辞典性质，可供读者置于案头以备检索。但对选定的各个事典，作者并非平均用力。主编依据重要性和所含内容的广度，将全部事典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A类1万字左右、B类5000字、C类3000字、D类1000字。A类事典，如孔、孟、荀与儒家学说的创立、先秦区域文化的发育、佛教传入中国、“四大发明”及其运用等等，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确确实实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化事件，对此类事件详叙其发展过程与历史因缘，让读者在阅读时不仅只是获其大概，而且能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当然，划分为D类的事件，虽然着墨较少，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内容。如“窅娘缠足”条，叙述了南唐后主李煜嫔妃窅娘用白帛裹足，跳舞时好像莲花凌波、俯仰摇曳的历史情形。窅娘缠足，对中国古代妇女的缠足起了示范作用。两宋以降，名媛闺秀争相仿效缠足，逐渐成全国性的风俗，而女性脚也愈缠愈小，甚至以“三寸金莲”为妇女的美态标准，此种风俗一直流传到民国初年才彻底废除。对这一影响了中华民族审美观与生活习性的风俗，《中华文化事典》给予了应有的关注，通过简练而平实的文字中叙述了窅娘缠足的前因后果，对妇女缠足这一风俗的源头进行了考辨。统观全书，读者自可领悟出主编在设置事典与确立其“等级”上的匠心，这种将学术著述与辞典编纂结合的方式，既使得全书具有“面”的广度，又具有“点”的深度，实为难能可贵。

　二是具有文化普及功能，但也融合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中华文化事典》在行文上以平实、流畅为目标，适合一般文化层次的读者群，具有文化普及的功能。同时，作为一部大型的文化史著述，《中华文化事典》也有自觉的学术追求。比如，“佛教传入中国”条，作者先列举了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时间的多种传说，在逐条进行辨析后论定：“传说虽多，但从现有的史实根据来推断，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大致年代，应该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之间，公元一世纪初叶前后。”作者随即又从文献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再如，“乾嘉学派的兴起”条，作者考察了从清初到乾嘉学派形成的历史，分经学复兴、经学沉潜发展、乾嘉学派形成三个阶段论述了乾嘉学派兴起的过程，勾勒了从“经学”到“考据学”的发展脉络，这种对乾嘉学派的历时态考察在同主题的研究中颇具特色。在全书中，诸如此类的学术追求尚有不少，体现了作者们严谨的治学风格。

　《中华文化事典》的主编何晓明先生多年来一种坚持文化史研究，勤于著述，并锐意创新。在文化史著述汗牛充栋的背景下，以何晓明先生为主编的作者群“因事名篇”，综合学术界研究成果，融通学术著作与辞典的特质，在文化史的写法上获得了新的突破，展读《中华文化事典》，有唐人刘禹锡“听唱新翻杨柳枝”的感觉，阅读乐趣自在其中。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来源：《大学出版》2008年第5期（总第61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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