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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之后出版社面临的死亡陷阱

姜革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2009-04-30 08:33:38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22日

　编者按：
　汹涌的改制潮已经席卷了整个出版业界。出版体制改革，已经有了路线图，有了时间表，到了2009年更是渐行渐深。完全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游泳，出版单位将会面临怎样的死亡陷阱？改制是双刃剑，重要的是要抓住刀柄。成功无法复制，成长却有章可循。冷静地认清死亡陷阱，让出版社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2008年年底，第二批60多家大学出版社转制已经启动，2009年年底前，高校出版社更是要完成转制任务。正如已经完成转制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熊诗平所言，改革道路上磕磕碰碰，很容易就踩到地雷，鉴于此，下期，本版还将推出“大学社改制专题”，对已经转企改制的第一批大学社进行阶段性小结，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惑，他们采用的方法和策略。

　30年前，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总设计师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倡导创立经济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所谓“杀”，就是向落后的生产关系、向旧的经济体制“开刀”；“杀出血路”，乃以血的代价，冲出一条生存发展的道路。今天，从出版社改制的角度重温小平思想，仍然感受到一种灼热与鲜活！
　3月6日上午9时，柳斌杰署长做客新华网“两会访谈”，指出：“如果新闻出版业不走市场化发展道路，不进入市场，就会始终缺乏资本，缺乏实力，缺乏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就会逐渐萎缩而不是发展。”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我们已经非改不可，否则，整个行业将被市场的浪潮所淹没。
　出版体制改革，有路线图，有时间表，到了2009年，渐行渐深。我们期待着改革深处的高潮与精彩。
　为了激发出版单位改革的积极性，激发出版社员工的创造性，从中央到地方，在产权划拨、资金筹措、人员配套措施等多方面给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对于优惠政策，宣传得力，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体制改革的另外一面。除了优惠政策，除了政策红利，还有一种非常客观的结果，就是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
　所谓退出机制，简言之，就是把垂而不死的出版社送进坟墓。改制，对政府而言是加强宏观调控，变成服务型政府；对企业而言，是强调自主发展，变成市场主体。企业的权利还给企业，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服务的权力还给中介机构，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政府无法大包大揽。过去，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即使垂而不死，仍然能够苟延残息；改制之后，这样的情况将一去不返。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则有开张有关门。从自然规律来看，企业与人一样，有生有死。
　从世界范围的竞争来看，如果没有出版社死亡，就意味着腐朽的东西、没有力量的东西大量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力量来提升整体的阅读率、来改变出版对外贸易的倒悬状态？
　现在，出版社将像其他的企业一样，面临着经济病的威胁。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种经济病容易致死：笨死、折腾死、被同行或者民营出版商咬死。

　沙洲之上的租型利润和摊派发行
　想当年，清政府丧权辱国地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且在条约中处处写着“大清皇帝恩准”字样。大清国经营不下去，就是落后的体制造成的“笨死”。上个世纪90年代，广西师大出版社将重点难点系列图书广告联系出去，广东的报刊需要广告费，而有些省份的某些报刊不仅不要广告费，还寄来了稿费。
　企业的目的就是赢利。事业单位的目的是什么？国务院的条例将其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不言利是正确的、高尚的。事业与企业，体制不同、目的不同，达到目的的路径也不一样。改制之后出版社如果不转过弯来，不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模式，改变管理、分配等机制，就会随之孕育极大危机：企业无利，只有死路一条。
　外在的形势变化，也在逼迫企业转换思维，寻找新路，死脑筋就是死路。租型教材，是很多出版社的命脉。近年来，国家在教材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国家买单总量越来越大，教材出版单位肯定利润越来越薄。转制之后，有教材的出版社改变教材利润的博弈方式并非虚言。当年租型最初动因，乃是印力不足。而今，印力过剩，依托各省造货的技术基础不复存在。改制，又将使租型的体制基础同样发生动摇。现在，不少有教材的出版社，已经设立公司或者办事处自己经营教材，个别甚至租型给了书店。对于租型利润依赖严重的出版社，如果不能奋起转型，很快将惊呼“谁动了我的奶酪”。
　各种摊派发行，将越变越小。据估计，仅仅依靠部委摊派发行的达90多亿。因为主办单位与所属的出版社尽管改制而未脱钩，因为企业化的出版社将可以使用更加灵活的手段，摊派依然会长期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并非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沙洲之上，随时有可能随着人事变化、政策调整等原因而消解。毕竟，出版社不再是事业单位，不是主办单位的菜篮子。与此类似，系统发行将越发艰难。当下，银行、交通、教育，凡有系统就有系统的图书发行，教辅的准系统发行也依然存在。
　改制之前，出版社普遍眼光向上，要政策，要资源；今后，因为上游的资源与政策将逐步减少，需要向下看，向消费者看。无法扭转这种视角的出版社，将面临生存危机。
　毋庸讳言，计划性体制养懒了一批人。人脑越用越灵，越懒越笨，出版企业的“笨死”，还因为体制之懒而形成思想之“笨”，思想之“笨”造成毫无竞争力。这其实从反面说明我们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实，不熟悉市场并不可怕，只要积极进取，前途宽广，所谓“出家如初，成佛有余”，可怕的是“习惯性舒服”养成“习惯性懒散”而无法自拔。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思想。”如果一味地安逸和享乐，那么改制的政策，就是“猪栏边”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

　内部折腾
　胡锦涛总书记说：我们要不折腾。我的理解，就是不要内耗。“折腾”有一个对外经典的翻译，就是“自己使自己退步”。
　事业与企业的区别，还在于员工的发展定位不同。事业单位个人的成长主要是职位与职称的升迁，职位与职称是有限制的，容易内部争夺；企业对于职工的肯定更多的是使用经济手段，越能干奖金越高。改制了的出版社没有明白这一点，内部折腾现象就不易改变。当然，因职称职务这些原因而折腾的企业同样有，同样要注意。
　折腾，最大的可能性是在企业的领导之间。出版社被折腾，法人代表要负首责。作为法人代表，如果缺乏理想，或者缺乏公平、缺乏执行力，都有可能使得出版的航船偏离航道而触礁。如果这个法人代表是空降兵，难度就更大一些。每个领导的风格、理想、用人标准各不相同，如何与原来的企业进行无缝衔接，难度不小。作为班子副手，如果野心膨胀，认不清方向，认不准定位，盲目自大，内部协调将非常困难，现在的情况是，作为法人代表的社长或者总编，其实无法开掉自己的副手的。还有的折腾是在领导与员工之间。狼有狼的道理，羊有羊的道理，草有草的道理，世界上的事情，大部分不能直接分清黑白，而往往介乎二者之间。这就特别需要大家把眼睛盯着远处的目标，而不是眼前的伤口。曾经有员工把领导的相关事情公布在网上，或者向相关权利机关不停地上访、投诉，最终，企业也就被折腾掉了。

　谁是出版社的掘墓人？
　其一，改制之后，全国出版格局将发生根本变化，出版社之间将形成更加激烈的竞争关系。我们经常说：狼来了，狼来了，但又常常感觉到“只听楼梯响，没见‘狼’下来”。此次不同，改制之后，各出版社必须在市场上赤膊上阵，自己要养活自己：必须磨砺自己的牙齿！在出版社的四周，原来的同行，都将变成了市场上凶猛搏杀的“野狼”！
　改制之后，同行之间的距离将逐步拉开。首先在资金上已经拉开了距离，已经上市的11家出版企业筹集了200多亿的资金。还有一些出版企业等待上市，资金可期。其次，即使是没有上市的集团，也普遍比单打独斗的出版社资金雄厚，浙江出版集团的银行授信额达到10亿人民币。资金实力，就是企业的话语权。出版产业作为影响力产业，资金的话语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
　不少部委的出版社，有雄厚的资源。众所周知，我们政府主导资源的能力很强，部门壁垒与地方壁垒也不是三天两天能够化解的。而这些资源丰厚的出版社一旦被适当的机制所激活，又有适当的时间来调控、利用资源进行发展，将能量无限，风光无限。套用一句话：资源雄厚的出版社一旦醒来，将震惊整个世界。
　有特色而规模不大的出版社，因为定位准确，也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而中型出版社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政策上没有特别的扶持；特色上则需要瘦身发展，殊非易事。一些没有特色的小型出版社，更是马上面临生存危机。
　其二，民营出版商一方面因为体制的原因，还需要依托出版社；另外一方面，又扮演着出版社掘墓人的角色。
　根据我们当前的政策，工作室有三条通道得到书号：一是将产品卖给出版单位，取得报酬。版税实际上已经有很大的自由自主的空间，这个空间已经足够让工作室放开手脚来博弈。二是出版单位组建控股公司获得，比如长江文艺出版社之北京公司。三是工作室也就是作者“集”，作者有什么通道，工作室就有什么通道。总之，民营工作室是先进的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总署的领导在不少场合表示，只要是踏踏实实做好书的人，不愁没有书号。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书号作为稀缺资源的改变。因为民营工作室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书号，书号的稀缺性将不复存在。可以参照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音像号价格过万，现在200元一个都无人问津了。
　我们知道，美国有7万多家出版社，俄罗斯有17000多个出版社，韩国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出版社数量也过万。出版的资本门槛与技术门槛不高，可以断言，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宽松，中国内地，将有更多实质性从事出版的机构蓬勃兴起。假设改制之后的出版社没有竞争力，在这样的民主性出版力量的汪洋大海中，能够乘风破浪吗？不可想象。
　改制之后的出版社，面临的死亡威胁远远不只这些，比如，还可能被新技术的浪潮淹死、出版社自身膨胀式跌跤摔死。史玉柱曾经列举了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不正当竞争；碰到恶意的“消费者”；媒体的围剿；媒体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主管部门把企业搞死；法律制度上的弹性；被骗；“红眼病”的威胁；黑社会的敲诈；得罪某手中有权力官员，该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给企业发展制造障碍；得罪了某一恶势力也有可能把企业搞死，比如说他在产品中投毒；遭遇造假；企业家的自身安全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改制之后的出版社，极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
　微软的前总裁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半年，这种危机意识，是他山之石。没有不死的人，没有不死的企业。但是，我们可以千方百计找寻长寿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了解哪种情况下容易死亡，然后，进行规避。出版社不死的药方同样很多：内涵发展、专业做强、技术领先、借船出海、资本弄潮、资源整合等等。
　改制是双刃剑，我们要抓住刀柄，披荆斩棘。成功无法复制，成长却有章可循。让我们冷静地认清那些死亡陷阱，让出版社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22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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