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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所广一讲述——《华语》教材开拓印尼市场的故事

记者：邹韧

2009-07-16 15:09:49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7月16日

　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在网上看到一篇博文，作者是一位曾在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当过汉语老师的志愿者。谈及印尼之行的感受，他提到了一本名为《华语》的教材让其感受颇深。此教材由国家汉语言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汉办”）负责，专门针对印尼高中学生编写，在印尼受欢迎程度很高。这引起了记者的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能走出国门成为印尼高中生的教材？为此，《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了该书的出版方——教育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教科社”）社长所广一，他讲述了该社《华语》教材版权输出背后的故事。

　实地考察：发现印尼华语教材缺乏
　教科社作为教育科学专业出版社，自1980年成立以来，每年出版教育理论图书、中小学教材、教师教育用书、职业成人教育用书以及各种助学读物千余种。1999年年底，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这给教育出版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新课标教材的白热化竞争中，教科社在出版品种和发行数量上均取得了突破。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教科社没有沾沾自喜、放慢步伐，而是把眼光放远，开始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出版市场而努力。众所周知，印尼是世界上海外华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以前，当地华人比较重视传承中华文化，积极开展华语教学，有较好的华语教学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印尼政府从1966年起禁止华人公开使用华语及开展华语教育。这导致印尼华文教学出现断层，很多40岁以下的印尼华人都不太会讲华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印尼政府对华人和华语教学逐渐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支持态度，中断30多年的华语教育逐渐复苏。从1999年起，印尼政府准许在国民高中开设华语课。
　看到这一变化，教科社当机立断，于2003年至2005年间，多次派人到印尼考察，深入了解当地华语教学的情况。在考察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虽然印尼的华语教学曾经历过毁灭性打击，但随着印尼国内政治环境的好转，当地华人正以极大的热情在开展华语教学。同时，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及中国、印尼两国经济贸易的往来不断加深，能说华语已成为印尼青年就业的重要技能，印尼各民族学生都希望能在学校里学习华语。在一次考察中，所广一与当地的一位官员深度沟通，这次谈话更加坚定了所广一的决心，他认为中国应当出版一本官方的华语教材供印尼学生使用。
　对于这个选题，出版社的编辑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考量。首先，他们意识到鉴于印尼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开发印尼的对外汉语教材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其次，印尼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开发印尼的对外汉语教材短期内不会有较大收益。同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开发印尼使用的汉语教材，不仅有助于华语在印尼的推广，有助于当地华语教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印尼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更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持久、健康、稳定发展。经过反复论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从汉语国际推广的大局出发，他们最终作出决定，开发一套适用于印尼的对外汉语教材。2006年5月，教科社正式向国家汉办提交立项报告，申请承担在印尼开发汉语教材的任务。国家汉办很快对该立项报告进行了批复，同意该社开发适用于印尼的华语教材。

　出版发行：准确定位创新发行模式
　《华语》教材能走出国门顺利出版、发行，并广受好评，所广一认为，这与教科社缜密的出版发行思路密不可分。首先，他们明确了教材的出版定位。为适应印尼多元语言文化的社会背景，他们让《华语》教材既注意体现华语和中华文化的特点，又力图反映印尼多元民族社会的生活风貌和风土人情，还对中国、印尼两国相关的语言文化知识做了对比和介绍。在调研中，他们发现印尼华语教学中断30多年后，其基础非常薄弱，教师教学水平偏低，因此对于印尼来说，他们需要的是零起点、普及型、本土化的华语教材。
　定位一经明晰，教科社随即又研发了一套独特的出版发行模式，即“中国、印尼联合编写—中国出版—印尼印刷、发行—中国、印尼联合推广”的对外汉语教材出版新模式。具体来说，就是由中国、印尼双方的作者共同编写教材，由教科社出版，由印尼当地的机构代理印刷、发行，由教科社和印尼相关方面合力完成教材后续的培训、推广工作。
　为了确保《华语》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提高该教材在印尼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教科社还与印尼联通书局建立了合作关系。多年来，联通书局一直致力于华语的传播，在当地拥有较好的发行渠道和声誉。因此《华语》教材每册编写完成后，都由联通书局负责在当地印制，并依靠他们的发行渠道在印尼各地发行。这种发行模式保证了教材在当地得到有效推广。
　教材出版后的培训、推广工作由教科社与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通书局等单位通力合作，各展所长。教科社负责派专家到印尼培训教师，与当地师生座谈，收集市场反馈信息。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通书局等负责联系当地各政府部门、学校，组织教师参加培训、座谈等。实践证明，这种全新对外汉语教材出版发行模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教材的实用性、科学性，而且保证了教材能在当地得到较好的发行，教材后续工作也能够顺利开展。

　跨国合作：冷静应对三大难题
　作为一个跨国合作项目，《华语》教材在运作过程中尽管得到了国家汉办的积极指导、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支持、印尼国民教育部的肯定以及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的配合，但该教材的出版过程仍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遇到的问题也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问题一：印尼的国民教育体系具有特殊性。华语教育在印尼的基础非常薄弱，学校没有足够的师资开设华语课；印尼国民学校高中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较差，学生大多没有能力购买教材。很多开设华语课的学校长期接受赠送教材，学校、学生不愿出钱购买；印尼图书盗版情况严重，很多学校复印教材给学生使用；印尼被称为“千岛之国”，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教材的推广工作耗时长、投入多、工作量大；印尼社会关系较为复杂，教材的推广必须考虑到特殊的社会背景。面对复杂的形势，教科社冷静分析，及时调整教材发行思路，最终克服了困难，建立起了畅通稳定的教材推广渠道。
　问题二：印尼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多变。2006年，《华语》教材第一册编写完成后，只需要由印尼国民教育部组织审查评估即可。2007年5月，教科社把制作好的《华语》第二册样书送到印尼教育部审查时，正值印尼教材审查政策调整，印尼政府出台新政策，学校使用的所有教材需经新成立的印尼国家教育标准委员会审查后方可使用。但该委员会并非常设机构，其成员来自印尼各个大学，每周开一次会。而印尼学校使用的各科教材很多，这样就造成了教材审查的排队现象。2008年1月，在各方努力下，《华语》第二册终于获得印尼国民教育标准委员会的认可，授权印尼国民教育部组织对《华语》教材的评估，《华语》第二册才得以在印尼印制发行。
　问题三：不同的群体学习需求多元化。印尼华人众多，不同的地域相沿成习，会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和见解。面对多元化的学习群体，如何变压力为动力，最大限度地满足更多华人的学习需求？对此，教科社认清形势，克服困难，积极协调多种关系，努力赢取国家汉办、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尼国民教育部等官方部门的支持，以切实有效的行动坚定了做好教材、做精教材的信心。

　对外合作：触角不断延伸
　谈到《华语》教材的成功输出，所广一认为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对于教科社来讲，从1980年建社至今，该社的图书引进品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寥寥几本到渐成规模，从单纯的“版权引进输出”到“学术互访、项目合作”等多元化发展模式，在业内的影响从名不见经传到在国际教育出版领域声名鹊起……回顾这其中的发展，所广一感慨道，其成功的背后饱含着无数的汗水与艰辛。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国际交流日趋频繁深入，教科社抓住机遇，果断决策，明晰了“弘扬教育学术，繁荣教育研究；传播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版理念。在这段时期，教科社的引进版权工作进一步正规化，在图书品种、作者队伍、合作形式上都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引进来，走出去”的现代版权贸易模式基本形成。在引进的这些图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20世纪苏联经典译丛》等，10多年来一直常销不衰，在教育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随着引进版权工作的不断深入，教科社拥有的世界一流作者队伍也在稳步扩大，如美国的内尔·诺丁斯、英国的安迪·格林、加拿大的迈克尔·富兰等。
　对外合作触角的不断延伸与自己原创学术品牌影响的扩大，令教科社近年来在图书输出方面颇有起色，陆续输出了一些优秀的本土原创图书，如诸宏启的《教育现代化的路径》、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袁振国的《教育新理念》、谢维和的《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等。同时，以对俄汉语教材、菲律宾幼儿教材为代表的多种图书也挺进国际市场，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与积累，教科社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已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在国际出版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广一深信，在呼吁“全球智慧中文化”的今天，面对出版市场国际化的新契机，教科社一定会不负众望，在世界范围内找到更先进、更鲜活的教育思想支撑。他认为教育出版是一项特殊的事业，教育类专业出版社、出版人首先应是教育者，然后才是出版者。他更希望看到教科社在出版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7月16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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