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感发》
作者:顾随 讲/叶嘉莹 笔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2-6-1
先生终生尽瘁于教学工作，曾开设之课程，计有《诗经》、《楚辞》、《文选》、唐宋诗、词选、曲选、《文赋》、《论语》、《中庸》及中国文学批评等多种科目。在天津任教时又曾开有毛主席诗词、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小说史及佛典翻译文学等课。我之从先生受业，盖开始于1942年之秋季，当时甫升入辅大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词，然后却从未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我聆听羡季先生讲授古典诗词，前后曾有将近六年之久。关于先生讲课之详细内容，我多年来保存有笔记多册，现已请先生之幼女顾之京君代为誊录整理，编入先生之遗集，可供读者研读参考之用。
----- 摘自《中国古典诗词感发》叶嘉莹之序言
上海读本：您在回忆文章里提到，顾随先生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开始传授诗歌了，接受了最初的古典文学教育底子。能详细说说吗？
顾之京（以下简称顾）：我父亲刚会说话，祖父就教他念诗，教唐人五言绝句。当时一般农村里的孩子最初可能顶多是学些儿歌吧。而且祖父亲自教他认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祖父还常自己做字谜，这样既能加深对文字的印象，还很有趣味。记得父亲说过祖父编的一个字谜，说的是离骚的“骚”字，拆开是一个马字，一个蚤字，谜面是：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蹦，一个跑；一个吃人，一个吃草；一个可厌，一个真好。特别有意思。
父亲10岁以前，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文已经读很多了，他到年纪很大了的时候，千字文还背得很熟。
祖父的教育是很严格的国学传统教育，而且家教很严，文章不仅得会背，还要回讲，不好就要打。父亲有一个耳朵听力不好，就是祖父打的。这让父亲感受到很大压力。所以父亲后来对我们的学习完全没有给压力，他觉得小孩不应该被管得那么严；而且他喜欢运动，认为小孩子应该多有游戏的时间，小孩的学习应该在游戏中进行。这是父亲对祖父当年教育的反思。
但另一方面，祖父也有很开明的教育和深沉的爱，父亲后来很好地吸收了祖父教育中正面的部分。祖父喜欢诗、喜欢小说，所以从不禁止父亲看小说。父亲十二、三岁以前，连中国古典小说里二、三流的作品，也都看遍了。有一阵子，祖父每天晚上给父亲讲小诗，弥补他不能去外婆家的遗憾，这段时光，也给父亲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对他来说，诗词创作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上海读本：顾随先生从小就接受了古典诗词这条道路，他没有想过要从事其他的事吗？也没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
顾：确切地说，父亲的职业是教书，而诗词创作则是他一生中从未离开过的爱好。他没想过自己还有其他的道路去选择。无论是从政还是接管家业，于他的个性都是不符合的。尤其是对从商，从小就没兴趣。
他曾自嘲地说教书是 “每天都演着3、4个小时的单口相声”。当然，在身体极度疲惫时也后悔学无他长，但那都是一闪念的想法。
对他来说，诗词创作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他好像天生有诗词领悟的禀赋。如果单靠诗词就可以过日子的话，他可能就不教书了。
上海读本：因为北京大学时任校长的眼光，顾随大学念的是英文系。为什么没有想过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继续研究外国文学？
顾：上中学的时候，可能是曾祖父的意思，父亲曾经打算大学报考法科。但是一位中学老师说你不适合法科，你还是适合学国文。我们老家是河北清河县的，父亲很可能是清河县第一个出去念大学的。
当时北大校长看到父亲的卷子后，觉得父亲国文成绩卓异，再读国文系，学业上恐没有突破，于是建议他学英文系。其实意思也是很明确的，希望他把英文作为国学研究的途径，是更好地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手段，而不是让他转向去学西洋文学。西洋文学不是他研究的目的。
上世纪20年代，父亲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想改变生活状态，他说想去南方、或者不工作只从事创作，或者出国留学。但可能经济、家庭等各方面的原因，让他的出国念头一闪而过。家庭产业正走下坡路，当时曾祖父、祖父都在世，他们不会愿意让长孙飘洋过海。而且父亲早婚，20多岁就有2个女儿了，家庭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不过父亲曾经想学世界语，后来对俄语也有兴趣，法语也有点基础，对西洋文学也断断续续做过些翻译。父亲将近60岁时，还看英文原版的小说和诗歌。他在辅仁大学教书时，能和外国神父用流利的英语交流。国外的小说，他喜欢短篇的，比如莫泊桑、契诃夫。
这几年，我还找到了他和朋友合作翻译的小泉八云的英文诗讲义。其中引诗的部分都是父亲翻译完成的，很接近中国新诗的语言，很美。父亲也曾经很想把《水浒传》翻译成英文的。
父亲爱好广泛，这可能也是他学生多的原因
上海读本：顾随先生执教多年，除了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叶嘉莹、周汝昌外，还有其他一些他自己认为很出色的、或者他很关心的弟子么？
顾：确实，在父亲学生里，周汝昌与叶嘉莹先生更知名一些，他们两位写父亲的文章也比较多。父亲写给周汝昌的部分信件，曾经结集出版《顾随致周汝昌书》。叶嘉莹与父亲的故事，也出版过一本《顾随与叶嘉莹》。
父亲爱好广泛，这可能也是他学生多的原因。他很多学生不仅是诗词界的，也有考古的，研究戏曲小说的。比如戏曲界专家、梵文专家吴晓铃。他是父亲在北京大学兼课时的学生。据吴回忆，当时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到老师家做客，拿到父亲新印的作品《苦水作剧》。回家途中遇到大雨，衣服都淋湿了，但却把书藏在衣服里，一点没湿。他们因此还开玩笑说这是“得不偿失（湿）”。 20年后，吴晓铃又在书摊上看到了《苦水作剧》，重新买回来，又题了词。但那已经是悼念了，因为我父亲已在两年前去世。
80年代我曾经对吴晓铃有个访问，他对父亲的讲课风采、学术研究道路说得头头是道，给我很多启发。
史树青是叶嘉莹的同班同学，他是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他和父亲的交往，很多就是在文物碑帖方面的。父亲的《濡露词》印行就是史树青一手操办的。后来，他还把父亲临的褚遂良的碑帖也印了出来。
还有叶嘉莹的另一位同学、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郭预衡。他回忆说，“别的老师是字典、是百科全书，但顾随老师本身就是诗”。他还告诉我，虽然我父亲过早去世是非常遗憾的事，但他也很庆幸先生逃过了文革的劫难，这是他在文革中惟一感到庆幸的事了。实际上，虽然文革时父亲已经去世。但是造反派还质问过郭，说“顾随是不是反对党，否则为什么一解放就生病了”，这是多么荒谬的攻击。
《中国古典诗词感发》一书出版，见证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
上海读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整理您父亲的资料的？搜集资料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哪一部分？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著作出版？
顾：我是从1980年开始才真正接触父亲的作品的。那时候要出一套《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父亲被列入名单中，因此出版方找到了我。刚开始我手头什么资料都没有，而且因为经历过文革，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避免谈到父亲。这时才开始收集父亲的资料，拜访父亲以前的朋友、学生。
我整理父亲的资料也是一点点来的，1999年正式退休后，除了上选修课，我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整理他的作品上了。另外，叶嘉莹先生1979年回国讲学，她就准备要出父亲的集子，也为此找了很多老师、同学。
我特别想说的是，《中国古典诗词感发》这本书的出版，真是可以见证这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当时叶嘉莹刚从加拿大回来，我们翻看她记录的父亲的讲课内容时，觉得很悬，很多话都不敢发表，恐怕不符合当时的要求。最后只能用摘语录的方式，摘了6、7万字，收在《顾随文集》的《驼庵诗话》里了。
1990年后，叶嘉莹又把一些讲课笔记给了我，我又整理出十几万字，这时就可以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版了。
再后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全部的整理了。 2005年后，我就开始了关于父亲讲课笔记的全部整理。《中国古典诗词感发》还只是叶嘉莹当年笔记中关于唐宋诗词的部分。估计最后的文字量不会少于七八十万字。大部分是诗词，从《诗经》讲到王国维，叶嘉莹为整本书取名叫《驼庵传诗录》。另外，还有讲《中庸》、《论语》、《文赋》、《文选》的内容，等等。
另外，《顾随全集》也将出新的版本，从原先的四卷本扩充到十卷本。其中有他自己的创作、著述、讲录、书信日记，还有书法作品。
不过也有很遗憾的事，有些作品明知道父亲写了，但找不到了。比如1948年底父亲写了《韵文常识》，后改名叫 《韵文普说》，可惜稿子找不到了。
父亲非常喜欢李商隐，写了《夜漫漫斋说玉 生诗》。父亲还曾经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写下过非常详实的讲解，这些内容只在他学生的笔记中看到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没有了。很可能都是在文革中被冲击，遗失了。
上海读本：您父亲有包括您在内的好几个女儿，有多少是追随他的足迹，也从事文学创作与教育事业的？
顾：我父亲有6个女儿，只有我一个学文学的。其他有学美术的、小学教育的，学医的。父亲可能真因为是经过了五四运动的人，对我们的选择完全是不干涉的态度。
我自己选择文学的初衷，也不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专长，只是爱好。我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幼儿师范，在北京教了三年幼儿园，做得挺出色的，圈内挺有名。后来国家鼓励考大学，我想如果大学再念学前教育就太重复了，而且我也喜欢文学，这才考的中文系。父亲在我做出抉择后，才显得特别高兴，说我要是再念学前教育，就屈才了。虽然我后来也没看出我有啥才了，哈哈。
上海读本：您提到“父亲生前，我虽在大学中文系一读四年，却未曾真正承受过庭之训”，顾随先生在家里的教育模式是怎样的？
顾：父亲一直觉得学习应该是愉快的事，不必搞得那么紧张。我和我的四姐、五姐都生在北京，上学没让他操一点心。我们家，“言传”是没有的，有的是“身教”。家庭气氛就是这样的，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玩儿的时候玩儿。
我印象中父亲特别来教育我，只有两次。不是不记得其它的，是就只有那两次而已。一次是五年级暑假，我老去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家玩儿。在我回家时，父亲见到我，轻轻地说，“不要天天上别人家去玩”，就那么简单一句话，我立刻觉得很惭愧，就不再去了。还有一次我们学毛笔字，同学们用的是店里买的临字的仿影，父亲却是给我他自己写的《千字文》，他说纸店里卖的字不好，学那个，字就练坏了。
我是1936年生的，1937年北平沦陷，父亲心情不好，所以对我们没有太多文学上的教导，常常听到他唉声叹气。但抗日胜利那年，他非常兴奋，给我们读沙俄的小说，读鲁迅的作品。记得是听过《狂人日记》后的几天，母亲做了条鱼端上饭桌，让父亲趁热吃。听了母亲这话，我瞪大了眼睛照着父亲读《狂人日记》时的声音对父亲说：“赶紧吃吧。 ”父亲的脸上浮过一丝会心笑意，也随着说：“赶紧吃吧。 ”弄得母亲好生奇怪。我从父亲的笑意里悟到一种爱抚和鼓励。长大之后，我曾想，我之喜好文学，父亲那时的微笑，对于我可能是他无意中播下的第一颗种子。
父亲虽然避俗，但是也反对装腔作势的“雅”
上海读本：顾随先生除了诗文，还有其他爱好吗？
顾：父亲上了北大后，喜欢看小说、听京戏、打麻将、打乒乓。他打麻将，不问输赢，而是为了做出一副“又好又美”的牌。也是抗日胜利时，他高兴得跟我们打麻将，我们不管什么牌都抢着和，而他还在那精心地做牌，结果他牌一推，说不玩了。溜达一圈回来，他神秘兮兮地吓唬我们说，别打了，抓赌的来了！可见他那时心情有多好。
他平常也爱讲笑话，不过传统相声他不爱听，觉得那都是耍嘴皮子。1949年后，他喜欢听马三立的相声。父亲生活上是很有情趣的。他常说，幽默有三种，讽刺的、爱抚的，智慧的。他讲课时提到过一副对子：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其实就是把 “柴、出、烟、多”四个字拆开了，对成工整的对子。但父亲觉得无趣，纯是“玩字”。他说还不如他看到的乡村小酒肆的对子有趣：进得店来三杯醉也，出了门去一路歪邪”（“邪”通“斜”）。 《水浒》里的“三碗不过冈”是霸气，而这个小酒肆的对子是有生活情趣。
所以，父亲虽然避俗，但是也反对装腔作势的“雅”。
与冯至约定，一个不作新诗，一个不作旧诗
上海读本：顾随一生最好的朋友是否就是冯至？能谈谈他们俩的友谊吗？
顾：父亲和冯至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他们要好到经济上常不分彼此，互相接济，跟亲兄弟一样。他们俩之间有个小故事：他们年轻时在山东，相约一个不作新诗，一个不作旧诗。后来果然父亲就基本不作新诗了。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是我叔叔的学生，所以也跟我们相熟。父亲晚年跟他提起这件事，欧阳中石开玩笑说，哎呀，您二位这么一约定，我们大家都歇着去算了！
巧合的是，我父亲和冯至都没有儿子，父亲有6个女儿，冯至是2个女儿。他们都常说，女儿和儿子是一样的。而且，在给女儿取名字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摒弃了族谱中的字，双双冲破了旧传统。
1953年，北京图书馆举办纪念杜甫的报告会，冯至讲演，特别请父亲去讲如何朗诵杜诗。父亲在辅仁大学教书时，也专门请冯至去讲诗人里尔克。这是他们两次联袂登台，算是一段佳话。
我还记得，父亲跟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晦也是至交。 1958年，杨晦到南开大学讲学，两位老朋友共进晚餐，还喝了点红酒，彻夜谈心，最重要的就是两句话，“当年的老友大半健在，57年反右有幸都没有成为右派”。这是父亲晚年惟一一次与老友吃饭谈心了。
上海读本：据说顾随对鲁迅和周作人都有过接触，并且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能具体谈谈吗？
顾：父亲跟鲁迅没有直接的交往，但他无论在思想、创作还是翻译方面，都非常佩服鲁迅。他对鲁迅的敬佩，在文章中是随处可见的。他1947、1948年在中法大学兼课，三次讲演都以鲁迅为题。
和周作人的关系则亲近很多。周作人是父亲的老师，但他们的关系更像非常随便的朋友。父亲曾经请周作人来家吃猪头肉，可能周作人是很喜欢吃猪头肉的。周还在文章中写过这事儿，说“早起吃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
现在看父亲与周作人的通信里，父亲也谈学问，向周作人请教，但也有不少闲话家常，这跟父亲同别的老师的关系是不同的。
周作人后来因为汉奸罪受审时，父亲还单独出具过证明，证实当年辅仁大学有几个教授被日本宪兵抓走，是周作人作保释放的。这个证明后来也被法庭采纳了。
不过虽然关系如此亲密，父亲倒不十分欣赏周作人的散文，觉得太松散琐碎，没有力量；反倒很赞赏周作人的诗，著文说那是真正的诗。
父亲说，“宁可不作诗，不可没有诗心”
上海读本：顾随先生谈诗论词时常常提到“感发”和“诗心”，能具体讲讲这两个词的意思么？
顾：“感发”这个词到底怎么讲，我觉得不好说。梁文道有篇文章里提到父亲说的“感发”一词，说就是“有感而发”。这可能是最简单、最通俗的解释。“感”和“发”这两个字本身就有好多解释。这其中最基础的，应该是指“感觉”，作诗的人要有感觉，读诗的人也要有感觉。再有感知、感悟，然后有发现、启发……
父亲认为人和诗都是活的，有生命的。他从来不把诗当作死的对象，诗也向我们发出很多讯息，这样古代的作品与现代的读者间才有交流。人对诗、诗对人，是双方面的感发。
在父亲眼中，诗心，首先就是“真心”。父亲常在课堂上讲，“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这句，很真实，比那些假文酸醋的文字强，“真小人强过伪君子”。他还说，“宁可不作诗，不可没有诗心”，就是不可以没有一颗真诚的心。
另外一点，诗心，就是一颗审美的心。父亲曾写道，“喝不为解渴的茶，吃不为充饥的糖果，凡此多种不必需的东西，就是诗心”。这就是说审美之心。他认为，只有必需，没有多余，那就不是人的生活，是动物的生活了。内心里除了生活的必需外，要有敷裕、有余裕，才能有诗。这样生活才更丰富、更有力量，诗也因此而存在。
上海读本：您觉得在顾随先生眼中，一位好诗人、一首好诗、一首好词的标杆是什么？
顾：他认为什么是好诗呢？我觉得他对一切学问强调的都是“生命、生活”，必须要和人的生命、生活发生关系。这是他对诗歌评价时的一个标杆，也是对自己创作的要求。
另外，诗歌必须要“真”，情感上必须是真实的，诚挚的。他讨厌一切装腔作势、吟风弄月的不真实。
还有一个是“美”。他说，文学作品要有物外之言，就是文章美，也就是诗的美。
简单地说就是这三方面，内容上要和生命、生活发生关系，情感上要真实，艺术上要美。这样的作品，读者才能感、才能发。
上海读本：您提到好诗的三个标准：内容上要和生命、生活发生关系，情感上要真实，艺术上要美。能否各举几个例子？
顾：比如：屈原的《离骚》，曹操的《观沧海》、《苦寒行》，陶渊明的 《饮酒》、《归园田居》，杜甫《北征》、《绝句》等等，无一不是如此。
上海读本：顾随在课堂上说，“中国诗向来不重思想，故多抒情诗。且吾国人对人生入得甚浅，而思想必基于人生。……吾国诗人亦未尝不自人生出发，只入得不深，感得不切，说得不明”。 “中国民族性若谓之重实际，而不及西洋人深，人生色彩不浓厚。中国作家不及西欧作家之能还人以人性，抓不到人生深处。若谓之富于幻想，又无但丁《神曲》及象征、浪漫的作品，而中国人若"玄"起来，西洋人不懂”。他虽然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但对中国诗的评价却很中肯客观？
顾：是的，虽然是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父亲也不是一味都说好话的，对诗人们是有批评的，可能也就对陶渊明的批评比较少。他也会说李白有时爱说大话，不真诚。
上海读本：您觉得您父亲比较欣赏的古代诗人有哪几个，以及他比较欣赏的诗？
顾：诗歌只要是能够做到内容上和生命、生活发生关系，情感上真实，艺术有美感，他都会比较欣赏，而不是在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名气大小。比如晚唐诗人韩，父亲对他的个别作品甚至是个别诗句评价也很高。他比较欣赏的大家有曹操、陶渊明、杜甫、辛弃疾。
至于说他比较欣赏的诗歌作品，参看“感发”一书中的讲述，读者自能发现。
“跑野马”的讲课风格也曾遭质疑
上海读本：顾随在讲课时很少解释诗词的具体含义，而大多是对诗人和词句的点评。看似散漫的讲课风格背后，其实讲述的是他的文学观、人生观甚至价值观。这样的讲课风格，据说是很受学生欢迎的？
顾：父亲的讲课是很受欢迎的。他1926年到1929年在天津女师任教，就跟女学生们讲鲁迅，讲北欧、日本的进步作品。那时的学生回忆，当时老师跟她们说，一个妇女要在社会上立足，娜拉的路不能走，子君的路也不能走，一定要首先在经济上独立。这对女学生们影响很大，后来很多都出来加入革命了。其中就有《八女投江》的编剧颜一烟。
上海读本：这种“跑野马”似的讲课风格，曾经遭到过质疑，是怎么样的质疑？这种质疑声是否带来压力和冲击？
顾：我觉得父亲40年代在北京，是达到了学术和授课生涯的高峰了。但当时也有学生接受不了，有的只是听热闹，听父亲讲军阀的笑话、民间的笑话等等。还有的学生觉得这个老师说话没边儿。
父亲曾经写了首伤感的 《临江仙》，感叹自己以前文思如泉涌，但后来却写不出好词来。当时有的学生就看出了深意，知道父亲是在暗喻日本入侵后，中国山河破碎，他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但有的学生只觉得这是小情小调小伤感。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也要看各人的感悟。
1957、1958年的时候，学校也有人贴父亲的大字报，说他讲的内容，是“摆破烂儿摊”。学校也明确跟他谈话，说他政治立场没问题，但讲课、做人都太自由主义了，太随便。后来父亲讲课不得不收敛很多，没有“跑野马”的风采了。
上海读本：顾随对中国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有 “中国人原是谦逊，再一退安分守己，再一退自私自利，再一退腐败灭亡了”这样的感慨，是否也跟中国当时的时局有关？顾随先生在教书之余，也没有忘记担忧中国，反思中国。
顾：那个肯定是跟当时的时局有关的，是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中国人、中华民族奋起的意思。 （摘自：解放网-《新闻晚报》 2013-09-27）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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