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现受聘为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77级本科生，81级硕士生，1988到1992留学法国，在巴黎第四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长年从事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评论、研究、编辑工作，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八十多部。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余中先译文自选集》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余中先是个纯粹的人。

　　他的翻译是纯粹的，没什么功利心；最早的翻译仅仅希望能“填补空白”，国内几乎无人翻译的法国大作家，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译完就放入抽屉，它们接下来的命运如何，似乎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后，他又专门选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来翻译，多半也是因为趣味相投。

　　近几年，因为研究法国文学创作的美学倾向，他翻译的获奖作品多了一些，如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费尔南德兹的《在天使手中》、埃什诺兹的《我走了》、利特尔的《复仇女神》、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和热尼的《法兰西兵法》等，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作品他也翻译了五六部，如图尼埃的《礼拜五》、吉尼亚尔的《罗马阳台》、法伊的《长崎》、奥诺-迪-比奥的《潜》和桑萨尔的《2084》等。

　　他唯一认准的，是翻译要与自己的研究或教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原著，把握作者的风格、作品的特点。粗略一数，余中先的主要学术成果目录上，统计了百十种译著。即使包含一些重版，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也许恰恰是他的不慕虚名和超脱自如，反而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文学翻译之后，2018年8月，余中先翻译的《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1978年，余中先考上北京大学法语系，四年后又读研究生，从此决定毕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研究翻译

　　中华读书报：考入北大，选择的就是法语系吗？

　　余中先：我十六岁上山下乡，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围垦海涂，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劳动强度也很大，加上我的家庭身份“偏高”，上学入伍等各种机会几乎不会落到我身上，一度觉得前途渺茫。在那时候，我借到了一册破残不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几乎一口气读完。主人公不畏生活的艰辛，坚持不懈地与命运抗争，他的勇气和毅力教育了我，让我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住奋斗向上的信念。因为知道一点法国文化，喜欢罗曼·罗兰、雨果等作家，所以有机会参加高考时，我选择了法语。

　　1978年考上北大，学生们比着用功，用老师的话说，我们这帮孩子“玩命”地学，舍不得浪费时间，一天到晚钻在资料室、在图书馆看书，暑假舍不得回老家，连续四年都这样。读了研究生之后，转向文学的研究翻译。研究生毕业后，其他选择都排除了，就选择到《世界文学》杂志。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选择《世界文学》？

　　余中先：社科院外文所有一批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师长，我心里想走他们这条路，能够做些事，给国家做些事，也能显示自己的价值。

　　1984年去《世界文学》，后来赶上出国潮，去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到1992年，我从巴黎读完博士回国，继续从事法国文学的出版、研究和翻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写一些东西，关注外国文学的动态，也有长篇大论。

    中华读书报：您在《世界文学》三十年，如何评价《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余中先：整个80年代，是《世界文学》最兴旺的时候，一方面，十年“文革”结束后，广大读者迫切需要接触新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外国文化的新鲜食粮。另一方面，研究者翻译者工作热情迸发，翻译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选）、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塞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选）、索因卡的《沼泽地居民》、巴尔加斯·略萨的《酒吧长谈》、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格拉斯的《猫与鼠》、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选）、布利克森的《走出非洲》（选）、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等。

    90年代，余中先更多地翻译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说”，他觉得这些作品与自己心心相通？

　　中华读书报：您最早翻译的法国作品是哪一部？

　　余中先：1987年，有出版社找我翻译萨冈的小说，我选择了《你好，忧愁》。小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2006年修改后再版就不同了。这说明，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反响。二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原先的译文还是有可以修改之处，也惊叹自己年轻时候的朝气和才华。现在让我译，有些句子可能译不出来。翻译家是慢慢成长的，总能在早先的译文中发现自己的错，但后来再读，往往也追不到那个时候译笔的妙处。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法国文学的？

　　余中先：刚到外文所时，柳鸣九先生正在主编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当时出版了《萨特研究》《新小说研究》等好几种，在文学青年中反响还不错。他约我主编一本《克洛代尔研究》，这与我的兴趣一拍即合，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先翻译了克洛代尔的《缎子鞋》《城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这三个剧本。《缎子鞋》是散文诗体的剧本，柳先生建议不要写成诗行，我就做成散文体。差不多二十年后，吉林出版社再版《缎子鞋》，我把作品还原为诗体，修改了上万处，也算对克洛代尔有个交待。

　　人们无法把翻译家余中先专门和某位作家或者某类的文学作品或流派相联系。他说：“真正的翻译家应关注有意义的作品，不做无意义的重译。”

　　中华读书报：您对重译怎么看？

    余中先：我不强调重译，但我也不是绝对不重译。假如作品有一两个译本并非特别好，也许可以尝试重译。《小王子》已经几十个版本了，还在重译，意思不大。雨果、大仲马的作品一再重复翻译，这是一种浪费，依我看有四五个译本就够了，现在有十五六个译本，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个译本好。但对出版社来说，是占领市场的策略。

　　我曾经说过翻译出版现状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翻译、三流的编辑。在国外畅销或获奖的书，出版界马上就注意到了，但译本却不一定好。因为要出一本外国图书，先要向外国作者付较高的版税，出版社就不愿意多给译者稿酬了。确定某个选题以后，出版社为了赶在最有利于销售的时机推出图书，必须抓时间抢速度，就找来多人翻译。这样一来，译稿在遣词、选句、文笔风格、前后统一方面都会有不协调的问题，难免出错。很多出版社又缺乏懂外语的编辑人员，不少译稿并没有经过严格校对就出版了。这样出来的书质量可想而知。

　　中华读书报：既舍得花时间下苦功，出版的译作如《理想藏书》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又是一位高产的翻译家，每年几乎都有几十万字的翻译作品出版。您是怎么兼顾的？

　　余中先：《理想藏书》早在1996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11年由世纪文景新修订再版，不但对译文作了认真的修改、订正，补译了原书的序言、前言和后记，还增补了原书附录部分的诺贝尔文学奖和法国五大文学奖资料，同时对个别书目作了调整。我们还是要努力在文学方面挖掘好的东西。

　　我的效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以前，一般上午工作近四个小时，下午差不多三个小时，晚上不工作，做一些轻松的阅读。周末也常常在工作。现在退休了，节奏在放慢。我也很喜欢玩，每年都安排旅游计划。我生活有规律，不熬夜，几乎每天抽时间锻炼身体。

　　中华读书报：您自2001年起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工作，所选的作家很多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余中先：这一点确实是引以为豪。我们所选的作品应该是法国最好的作家作品，那些优秀作家，只要有新的作品我们就很关注，同时还要作出判断，看它们是否能进入文学史，事实证明我们还是有眼光的。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的小说《潜》也是我们力推的。但是，后来发现作品比较难译。我就说我来译吧。

　　中华读书报：然后这部作品就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余中先：很巧合。小说的最后几章重点描写了在海中潜水的故事。我在翻译时感觉很亲切，原因很简单，2013年，在翻译《潜》之前我曾下海潜了一回水。潜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翻译这本书。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旅游，有自费的潜水项目，不知道我脑子里哪一根筋搭错了，全旅游团就我一个报名下了水。那一段潜水的经历，几乎与主人公塞萨的第一次下水一模一样，连细节都一模一样。一年之后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如鱼得水的感觉，我自己当真觉得仿佛又潜了一次水。

    网上查资料虽迅速便捷，但余中先在翻译于斯曼的《逆流》时，还是专门去了法国图书馆，走访了作者故居、墓地，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作者？

　　中华读书报：《潜》是您译得最好的作品吗？

　　余中先：如果让我自己提名，我会选择《逆流》。上世纪90年代，当我首次把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翻译过来后，国内有读书人对照其中所选法国文学的篇目，发现有那么几部还没有中译本，其中就有于斯曼的《逆流》。

　　中华读书报：那么这部作品的翻译难度也很大吧？

　　余中先：网上查资料其实也迅速便捷，但我还是专门去了法国的图书馆，查找有关十九世纪的文化社会背景的资料，查阅其它学者所写的文章，还走访了作者故居、墓地。翻译完成后反复进行三次修改，201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附录了和于斯曼同时代作家对《逆流》的评价，对于读者了解作品是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我将翻译过程中搜集到的于斯曼故居、墓地、手稿等照片，一并放在书中，为读者还原一个更加丰满真实的于斯曼。

    中华读书报：自己选择翻译和出版社的“命题翻译”，有何不同？

　　余中先：在翻译态度上是一致的。我自己选择翻译，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会借助我研究的基础选择偏爱的作家翻译。我心里有一张法国的文学地图，我知道作品的文学价值。我翻译过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它获得了2006年的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这部长达900页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讲述一个叫马克西米连·奥尔的纳粹军官的内心世界。这两年我译得多的作品大多是语言上很有探索性的。包括“午夜丛书”的一些作品，《女大厨》也是这样。

　　中华读书报：玛丽·恩迪亚耶的作品《女大厨》对您来说有何特殊之处？

　　余中先：《女大厨》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可说是一部烹调小说，也可说是一部女性小说，一部成长小说；它的写作特点是长句子，多段落，无章节，一气呵成。从句子结构上很有些像新小说作家克洛德·西蒙的小说，意识流的绵长的长句，从句套从句，一个段落往往只有一个句号，翻译起来有很大难度。在翻译中，我要去猜测，要根据语言的逻辑、动词的时态、句式的语态等去猜测。很多句子和段落的处理简直像是在猜谜语。

　　作为译者，余中先和米兰·昆德拉夫妇有过充分的交流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和昆德拉的交流吗？

　　余中先：翻译中与昆德拉的联系局限于通过传真提问题。后来，去法国时约他见面，才识得了真人。昆德拉会让她太太帮助处理很多事情。他太太薇拉简直是一个阿庆嫂，拳打脚踢很厉害，跟出版商、译者、研究者打交道，各种公关事务都是薇拉的事。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所了解的昆德拉？

　　余中先：昆德拉高大、略瘦，较沉默，但很善解人意，我们约会时，他怕我找不到地方，在电话中交待得清清楚楚，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我们一起吃饭的餐馆就在他们家楼下，昆德拉穿着拖鞋在路口等我，然后带我闯红灯过马路。我们出国都是很守规矩的，不会闯红灯，但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条街我很熟，意思是即便是红灯，也不会有车来。

　　他们楼下的餐馆是他们会见朋友的场所。昆德拉说我坐的那把椅子，一个星期之前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才坐过。我说我很荣幸。

　　我们见面后没有聊他的作品本身，聊得更多的是捷克文学，包括左派右派作家的作品。谈到《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说这种书你也读？我说当然要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还谈到《好兵帅克》和《世界美如斯》，他很吃惊，说你还知道这些作品？我说不光这些，我们还读赫拉巴尔、霍朗。他问我对捷克文学怎么这么了解？我说我在《世界文学》工作，当然了解得更多一些。说起来，他也是个很矫情的人。他早先的作品基本上都被他自己抹掉了，留下来的是《玩笑》之后的十三部作品。

　　我们聊得很高兴，他说下次见面送你一张光盘。果然，下一次在一家咖啡馆又见一次面，送的光盘是他喜爱的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音乐。

　　中华读书报：法国作家会关注译本的准确性吗？

　　余中先：会的。昆德拉就在约会时检查过我的译本《被背叛的遗嘱》的某一段，让我回译为法语。我胸有成竹地做了回译和解释，得到了他的认可。另一位作家艾什诺兹也查过我的译文。他不懂中文，但他会看。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我送他一本《我走了》的中文译作，他马上打开翻作品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我就知道他在关注什么：他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在法语中是重复的，都是“我走了”。我就告诉他，“我走了”在中文译本里的表达几乎是一样的，但又有不一样的处理。开头译为“我走了”，最后一章译为“我就走”。

    中华读书报：您在翻译中和原作者的沟通，一般是针对什么问题？

　　余中先：就是通过电子邮件来提问，希望作者替我解决疑惑。比如，我认为这个词和另外的词意思如何如何，你是怎么认为的。要求得到对方明确的解释，提供我们所能理解的种种因素。但是，提问时译者要有自己的判断。

　　《复仇女神》虽然厚，翻译相对容易些。有的地方，译完上一句，能猜到下一句。在翻译我比较了解的作家如戴思杰等，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大概说明作为译者的我摸透了作者，同时译者和作者在语言习惯上也差不多。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比较合拍。翻译《女大厨》时，我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她的下文。

　　中华读书报：既然喜欢选择语言上有探索的作家，您本人在翻译时，也应该会特别在语言上反复琢磨吧。

　　余中先：如果我接受一部作品，即便语言平常我也会认真翻译。但如果语言上有特色，我会非常兴奋，有好奇心，想要尽量达到作家语言的高度和深度。当然，译者要忠诚于作者，包括其语言的风格。一些翻译家对此有过各种比喻，说译者和作者的关系像是在跳舞，要合拍；也有人说，翻译是“人在屋檐下”，要努力适应作家。原著语言当中的妙能否在我的语言中体现出来，是需要花精力琢磨的，有时候不一定能做到，但还是有努力尝试一下。一些文字游戏确实太难，如果我的能力不能体现这个语言游戏的话，我会不甘心，会稍微做个小注，让读者知道其中之妙。

    用网络最大的便利，是有不懂的问题更容易请教作者

　　中华读书报：网络对您的翻译有帮助吗？

　　余中先：我使用电脑做翻译，也有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九十年代初，我回国以后一直使用电脑和网络，用电子邮件也是不久之后的事。现在做翻译，我会要一个原作的电子版，直接拷在工作窗口上，这有一个好处，不会看错行落下句子。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把原文找出来，句子如还存有疑问没有解决的话，可以把原文用别的颜色涂上。

　　用网络最大的便利，是有不懂的问题更容易请教作者。如今出差旅行途中做翻译的时候，我不会带纸质字典，只用电子法语词典。搜谷歌很好用，但谷歌的翻译软件不好，有很多错。我查词典有一个习惯，当这个生词我一点不知道，我就会去查法语词典，再看法汉词典，为的是真正了解其意思，而在很多情况下，我查词典是查学过又忘记了的词，为了提醒自己的记忆，为了验证准确性，这样，查法汉词典就够了。

    中华读书报：您有很多翻译本的修订本，一般会修订哪些方面？

　　余中先：有些翻译作品出版后，我会进一步修改译本，等到再版的时候，就会拿出自己修改的“修正本”来。比如，克洛代尔的剧本《缎子鞋》、奈瓦尔的作品集《火的女儿》、昆德拉的随笔《被背叛的遗嘱》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出版社会不跟译者打招呼就再版我过去的译本，雨果的《街道与园林之歌》就是如此。书中有几首当年翻译的诗歌，几处不熟悉的地方当时注释为：“不详”，再版时，依然“不详”，这不仅让我有些尴尬，也有些遗憾。假如出版社事先找到我，我是有时间和精力，重新翻阅一遍的，至少可以把那些“不详待查”的名词再查它一遍的。

　　如今上网查谷歌或维基，则是再方便快捷不过的了。于是，我抽空便查了雨果诗篇《学童的涂鸦》中原本“不详”的一个人物夏普萨尔（Chap⁃sal），我发现，我原先不仅没有弄明白这个人物是谁，而且把整整的几行诗歌的意思都理解和翻译错了。这一查，查出了一个明白，原来，原文中的“Noël”不应该是“圣诞节”，而应该就是那位大学者诺埃尔。感谢互联网，让我们做研究和翻译的人得到了那么好用的工具。也希望出版社的编辑在重版我的作品时，先来问一下，作为译者的我有没有什么修改的地方。这样才不至于让标明了“最新修订版”的重版作品，依然保留了“不详待查”的遗留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开通了博客后一直维护得比较好，而且也有微博——经营这些，会额外地花费时间吗？是否您也会关注到一些来自网络的不同声音，比如对您翻译风格的不认可。这些评价会影响到您吗？

　　余中先：维护得马马虎虎。博客有11年历史，微博也有近8年，但都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有的时候，怕太花费时间，也就懒得打理了。网络上对我的翻译确实有不同声音，有的批评甚至还很猛烈。我是个好脾气的人，不会太受影响。俗话说得好，“无错不成书”，翻译更是如此，我自己就常常对事不对人地批评过别的译者的一些问题，别人批评我，我是不会介意的。不过网络上真正诚恳的批评意见很少，跟你认真说理的例子也难得一见。我也就“听之任之”了。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翻译工作在法语翻译界有什么独特性？

　　余中先：承上启下。国内其它语种的文学翻译，做得像法语文学翻译这么好的很少。我国从事法语翻译的一代又一代人能写能译，老一辈像李健吾、傅雷、梁宗岱等，之后的前辈还有柳鸣九、郑克鲁、罗新璋、郭宏安、周克希、李玉民等，我们这一代中有许钧和我等人，再年轻的也有一些，如胡小跃、袁筱一、金龙格等，尽管人数不多。不管是“拿来主义”，还是“洋为中用”，我们几代人一直都还是在做实事的。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翻译生涯中，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

　　余中先：要是早几年学外语就好了。记忆力最好的时期，正值“文革”，该背的外语没有背，该背的古诗也没有背。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近几年的生活状况？

　　余中先：2014年退休后，我应聘去厦门大学当讲座教授，教课带学生，给研究生开小课，也给本科生开过大课，每年会在厦大和国内其他学校做几个讲座。有几个博士生和研究生，全都带出来了，这个事情也蛮有意义。不做编辑，不编杂志了，倒去教书了，有点角色转移，花一些时间和学生交流，这个状态很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当然，翻译还是没有停，只是节奏慢了下来，生活上也有调整。最近，我正打算写一些游记。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8年0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