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金瓶梅》。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金瓶梅》。

    
    齐鲁书社一九八七年版《金瓶梅》。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渔全集”中的《金瓶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金瓶梅》，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金瓶梅》乃是成书于明代中晚期的长篇小说，共100回，虽说写的是市井之事，但描述各色人物2000余名，号称“四大奇书”之首。然而不论从最早的《金瓶梅传》手抄本之流布，还是《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刊印，其出版之路，就备受艰辛，因为与“奇书”之名相并列的，是其“淫书”之名。所以，明清两朝和近代的民国政府都曾对该书有所查禁。正是因为《金瓶梅》在问世之后流传的“遮遮掩掩”，造成了世人多半认为它是色情小说，而《金瓶梅》似乎也成了黄色内容的代名词。实际上，这样的认为，恰恰是“标签”性质的认知，而大学者们则从来不把《金瓶梅》当作黄书来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同样重视《金瓶梅》价值的还有胡适、毛泽东等人，而毛泽东对《金瓶梅》的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瓶梅》的首次出版。

    1957年版的《金瓶梅》被戏称为“部长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在公开场合多次提起《金瓶梅》，并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严真：《小议〈金瓶梅〉出版之坎坷》，《河南图书馆学刊》1993第二期）。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对万里等干部们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次年，毛泽东亲自拍板《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在得到毛泽东首肯之后，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便主持了1949年后《金瓶梅》第一个版本的出版。

    1957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文学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之名义，全文影印《金瓶梅》，不删节，宣纸印刷，一共两函21册，内部发行，总计2000套。销售对象为副部级、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所有购书者名字均登记在册，并且编号。当然，购买此书的读者还得满足另外两个条件，即已婚、年满45岁。这样看来，1957年版的《金瓶梅》是作为内部读物发行的，读者对象不仅有职位要求，也有身份、年龄之要求，所以1957年版的《金瓶梅》被人们戏称为“部长本”。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秦顺新说，“部长本”《金瓶梅》在刊印后送了很多领导人，其中就有看线装书的毛泽东。而金学家王汝梅则说，当时吉林省只有两个人得到了《金瓶梅》，一个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军军歌》的作者张松如（公木），一个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

    人文社的洁本和齐鲁社的“尚方宝剑”

    1970年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策划公开出版《金瓶梅》的校勘本，于是就有了1985年版的《金瓶梅》。但实际上早在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弥松颐编审就在《光明日报》发布了该社出版“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消息，并公布了《金瓶梅词话》在内的首批六种书目。尽管弥松颐明确说明《金瓶梅词话》是删节本，但仍然引起了很大反响。只不过，从1980年到1985年，中间相隔五年，而这五年期间，其他几部小说都已相继出版。从现在的解禁批文和戴鸿森先生的“校点说明”来看，这五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业务主管部门打报告与批复的五年。因为戴鸿森的“校点说明”提到校点工作完成于1980年9月18日，而当时主管业务的文化部出版局之批文却在1985年初。这份文件的全称是“文化部出版局批复《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出版事”（1985年1月31日）：“……报告已悉。鉴于该书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价值及当前研究工作的需要，经中央宣传部同意，可印一万部，内部对口发行，主要供给文学研究工作者，其它出版社，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排印发行《金瓶梅》一书的任何版本。”（《出版工作文件选编》，辽宁省出版总社编，1986年编印）

    文件虽然是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但还抄报抄送给了中宣部、全国的地方文化局和出版社，所以此次《金瓶梅》的出版还是人文社的“专利”，其他出版社还是不能“碰”该书。只不过本次出版的印数大大增加了。

    在人文社社长韦君宜的主持下，此次的《金瓶梅》出版“删去性描写的文字19061字，其中大描写36处，小描写36处，挑选无性场面的图36幅迁入正文”，共分上中下三册，故有“洁本”之称（严真：《小议〈金瓶梅〉出版之坎坷》）。

    两年之后，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汝梅教授点校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这是张评本在中国大陆的首次正式出版。当然，在此之前，齐鲁书社也获得了一口“尚方宝剑”，即国家新闻出版局（86）456号文件的批准函。批文肯定张评本在回目、文字上自成特色，有学术参考价值，所以同意出版删减版，但印数不得超过10000部。1987年1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印数10000。此次出版的张评本删去字数合计10385字，相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洁本”来说，王汝梅先生专门保留了性风俗、性文化遗产等内容，以供学界研究。

    关于出版《金瓶梅》的大胆而谨慎的通知

    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齐鲁书社的做法被诸多出版社效仿，可见文化部出版局1985年的一纸批文并没有打消各地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念头。所以，1988年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整理出版〈金瓶梅〉及其研究资料的通知》。《通知》首先说明《金瓶梅》及其研究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大”，“先后有十余家出版社向我署提出报告，分别要求出版《金瓶梅》的各种版本及改编本，包括图录、连环画及影视文学剧本等”，但话锋一转，明确提出“《金瓶梅》一书虽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该书存在大量自然主义的秽亵描写，不宜广泛印行”。

    但“不宜广泛印行”不是不印行，在《通知》里，新闻出版署分四种类型加以批示：

    一，对于“足本”，署里批准北京大学出版社申请影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2000部，批准山东齐鲁书社于1989年年内整理出版《金瓶梅》崇祯本的校勘足本5000部。“以上两种，均须内部定向发行，以保证教学、研究用书”。

    二，对于“节本”，《通知》同意浙江古籍出版社提出的申请，将该书纳入《李渔全集》出版（浙古提出李渔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点者），但配套内部发行，不得另外印行单卷本。

    三，对于“改写本、改编本”，《通知》明确提出，“《金瓶梅》一书无普及的必要，改写亦属不易。因此不安排出版该书的缩写本、改写本以及影视剧文学剧本。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连环画，更不应改编《金瓶梅》出版”。

    四，对于“续书及资料”，《通知》提出“《续金瓶梅》《金屋梦》《隔帘花影》，1987年经我署批准，（齐鲁书社）出版少量删节本，内部发行。以上三书，不再批准其他出版社重复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三续金瓶梅》抄本，从未见流传，具有一定的版本及研究价值。批准北京大学出版社申请，可于年内据以影印两千本，内部发行。尔后，凡整理出版《金瓶梅》续书及前人的有关资料，需严格选择，并事前专题向我署报批”

    （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编：《图书出版管理手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就目前来看，20世纪80年代新闻出版署的这一通知是大胆的，也是谨慎的，其在推动学术研究的同时，力避副作用的产生。而上文所说的十余家出版社，在《通知》里仅能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齐鲁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三家，至于还有哪些出版社当时提出了申请，现在不得而知。

    民间的关注与海外的盛况

    此一时期，除去官方的正规出版之外，民间人士对《金瓶梅》一书的刊印也有极大兴致，只不过未必以喜剧收场。
    1983年，部队作家韩英珊把100万字的《金瓶梅》改编成17万字的《金瓶梅故事》，发表在《剑魂》上，结果《剑魂》被停刊，而韩本人还丢了军籍。四年后，韩将《金瓶梅故事》交作家出版社出版，刊印30万册，结果图书在上架之后旋即遭到禁售封库的命运。事后，新闻出版署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书不能发行，但对作者不作处理。

    在中国人对《金瓶梅》又爱又禁的时候，海外已经对此书比较“热”了。据1992年第六期的《中国出版》所载：“《金瓶梅》已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朝等13种外文版本，涉及语文之多，译本出版量之大，都已超过《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其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985年，法语译本《金瓶梅》出版时，法国总统为之发表谈话，法文化部出面举行庆祝会，称《金瓶梅》在法国出版是法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金瓶梅》的研究价值，目前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学范畴，明史研究、服饰研究、饮食研究等领域的学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素材。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点校版《金瓶梅》，不过此次的点校者不是戴鸿森，而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陶慕宁。陶慕宁重新点校了《金瓶梅》，删去性描写4300字。《金瓶梅》的此次出版，还被出版社列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纵观1949年后《金瓶梅》于各个历史阶段出版的不同版本，可以说是老一辈出版人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图利或猎奇，而是在于保存价值，传承文化。

    （本文作者系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