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碉堡、防卫墙等防卫建筑设施，古格王国给我们遗留下来另一类与军事有关的文物就是兵器了。在古格故城遗址发现的文物中，兵器占了很大的比例，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很丰富。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城堡所具有的浓厚军事色彩。兵器有防御性的，也有进攻性的；有近距离格斗兵器，也有远距离杀伤兵器；有冷兵器，也有对于当时而言威慑力十分强大的火器，种类丰富，琳琅满目，犹如一座兵器博物馆。

   

    山顶4号窑洞内堆积的箭杆及藤盾牌

    弓箭手应是当时古格军队中的主要兵种之一。我们在山顶王宫区4号窑洞（调查时因此洞发现大量箭杆和盾牌，我们称之为武器库）和Ⅳ区126号窑洞内（调查时称之为箭杆洞）发现了总数多达10万余支的竹、木箭杆，其中绝大多数还只是半成品或经初步加工的箭杆材料。发现的少量成品竹木箭杆各有三种类型。

   

    Ⅳ区126号洞内堆积的箭杆

    有的比较简单，在箭杆尾端削出搭弦槽（专业术语谓之“叉”），槽内横劈一缝加入小木楔用以扩宽槽尾，外缠藤篾并涂红色漆料，加固并装饰杆尾，最后竖贴三条用以定向的尾羽就成了，只要再安装上铁镞就能投入使用。有几支做工考究的箭杆工艺比较复杂，杆头内壁刮薄，劈成4瓣，削出斜角缝以便夹持铁镞。外缠藤篾并涂褐漆，杆尾端嵌入有搭弦槽的细木柱（专业术语谓之“括”），自尾端向上依次缠红、绿、黄、蓝四色棉线，在竹杆上精心绘出蓝底金色网纹和红底金色水波纹，杆尾四周竖贴四条定向尾羽，总长度80多厘米。像这种装饰华丽，制作起来费工费时的箭杆绝非普通士兵能大量配备的，很可能是王室卫队的专用品。

   
    工艺复杂的各类箭杆

    木质箭杆的原材料应是就地取材，古格故城附近的山谷多有红柳灌木丛，枝干挺直，是制作箭杆的理想材料。竹质箭杆原材料是当地所不产的，科考队员在Ⅳ区126号窑洞的箭杆捆上发现了原来系挂的木片标签和棉布标签，上面分别用藏文写着“阿里的颇瑞”“ 葱莎地方支差送来的竹杆”。颇瑞在阿里现在的地图上没有找到，葱莎是位于古格故城遗址西南80公里处喜马拉雅山地里的一个村庄，紧靠中印边界的中方一侧。古格王朝时期古格王国的领地，以当地所产的竹杆作为给王国的贡物。
   

    
    箭杆上系着的棉布标签

    古格故城出土、采集的铁箭镞并不多，共300多枚，可以分为十几个种类，长短不等，形状各异。最长的13厘米，最短的只有6厘米。不同形状的铁箭镞应当有不同的功能。有两种铁箭镞细长尖锐，前半部如同一枚老式的方棱铁钉，这种铁箭镞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可射透较厚的衣服甚至一般的轻甲，大概就是兵书里所说的“射甲箭”。

   

    形状各异的铁箭镞（一）

    有几种铁箭镞较宽，锋锐刃利，射入人体创口较大，犹如刺入一柄小匕首，两面的偏脊又可以起到血槽的作用，杀伤力很强。另有一种铁箭镞的两翼带倒尖，射入人体后不易拔出，若强拔箭镞会扩大创口，更是令人生畏。还有一种铁箭镞像一把合拢的伞，但头部钝圆，不适于战斗。听藏族同胞讲，这种铁箭镞是专门用来射鸟的，即可击鸟落地，又不令其破皮出血。

   
    较为宽扁的铁箭镞

    故城遗址发现的箭杆尾羽大多采用当地常见的野鸽翼羽、尾羽，这种头部钝圆的铁箭镞有可能就是为了提供制箭原材料专为射鸟所用。另外，藏族传统的占卜中有一种鸟卜法，要将鸟的嗉囊按一定的方式剖开，观其纹路以占吉凶。用于占卜的鸟当然不能内脏破裂，只能用圆箭头射落。我们还发现一枚形状奇怪的铁镞，头部如四指聚拢，中间有孔，箭射出后在空气中旋转飞行便可以产生响声，即所谓“飞鸣镝”。所有的铁箭镞都是锻制的，同一类型的铁箭镞呈现统一规格，应当是定型批量生产以供应军队装备。

    
    形状各异的铁箭镞（二）

    遗址中发现的刀、剑、矛等近距离格斗兵器很少，但都制作得很精细。其中有一种弯刀很有特色，刀身前半部略弯，刀尖薄锐，两侧均有刃，刀身的后半部又变成平背单刃，两面开有长血槽，能砍能刺。刀柄呈十字形，手握部位圆滑适手，原有后弯的护手片，后档圆盘以锥形铁板铆钉，整个刀柄表面在制作时曾经处理过，现在局部还能看到蓝色光泽，通体长84厘米。这件刀长短适度，轻重得宜，造型匀称美观，虽然没有嵌金镶玉，但无疑是刀中精品。完整的铁矛只发现一件，矛身细长尖锐，铤部中间装饰一个16面体凸结，末端是圆形的銎。

    
    古格遗址发现的刀矛

    完整的剑在我们调查时没有发现一件，只采集到几件残剑柄。后来朋友告知人民画报社记者曾在古格故城捡到一柄完整的短剑，照片发表在1983年的《人民画报》上。我们找来杂志一看，确实是一柄漂亮的短剑。通长约40厘米，剑柄的前后挡稍显宽大，与我们在遗址中采集到的残剑柄完全一样。剑身窄瘦尖利，发现时还带有皮鞘。20世纪对古格遗址的探访，我们显然是迟到者，一些较早前来访察的人曾经从遗址捡走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现在大多不知流散何处，我们在整理考察资料时经常为此遗憾万分。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曾派人前往阿里拍摄，1958年3月发行的《古格王国的遗迹》纪录片中就可以看到当地村民从山洞中抱出一捆刀剑和长矛，还有些配合拍摄的工作人员穿起完好的铠甲在镜头前展示。影片中还出现不少木碗、陶罐等生活用具。这些文物在我们调查时都已无缘得见。

    
    古格故城遗址发现的短剑（根据《人民画报》照片绘制）

    我们初到故城遗址时就发现，在山坡的废墟中散落的铠甲片俯拾皆是，于是每天上山调查归来都拣选不同类型的铠甲片带回驻地，一月下来，竟然捡了100多公斤，铠甲片在帐篷里堆了一堆。我们按照考古学的分类法将铠甲片一一拣选，分了11型、36个亚型。铠甲片都是用熟铁锻打制成，轻薄结实，形状有方形、长方形、圆弧端头的条形、椭圆形等多种。每个甲片上都有多寡不同的孔洞，以便皮条连缀，少则2孔，多则14孔。

    不同的甲衣、不同的部位所使用的甲片都不相同。有些用皮条直接串联编缀，有些用皮条连缀在内衬的织物上，有些还用铆钉铆接在衬布上，形式多种多样。采集到的甲衣均残破不堪，只有十几件可以看出大体形制或部分形制。主要形制是一种长及膝部的带袖对襟甲衣，这种甲衣还在胯两侧开叉，除了领部、袖子以外，其他部位都不加衬里，直接用皮条编缀铁甲片，极为厚重，其中一件较大的残甲衣重20公斤，如果甲衣完整的话，可以达到25公斤。这种甲衣的制作过程很复杂，要选用数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甲片连缀而成，领部用一种向外弯成弧形的甲片编成单排，外面用羊皮整体包裹缝制，肩部、前胸后背、腰、下摆、上臂、小臂等部位所使用的甲片都不一样。总的原则是既要防护身体，又不能过多影响身体运动的灵活性。如肩部周围使用一种较短小的10孔甲片，皮条连缀宽松，使活动幅度最大的肩臂部位尽可能减少限制。腰部用一排弯曲成“S”形的甲片上下连接胸部和腹部，方便弯腰。袖部分上下两段，上臂用11孔小甲片连缀成筒状，肘部以下是覆有靛蓝色棉布的羊皮袖，最下端伸出袖舌防护手背，小臂外侧缝缀方形4孔和圆形2孔小甲片，甲片上还装饰圆环纹，实用美观。

    
    明代内地织造“福”字妆花缎甲衣残片

    另一类很可能是叫作“披膊”的甲衣，仅能遮护领部、肩部及前胸后背的上半部。因为结构比较简单，这种甲衣只用三种甲片，领部用一种10孔甲片单排横列连缀，内包衬羊皮以免磨伤脖颈，后背的中脊部用方形6孔甲片竖排一列，两侧其他部位都用弧端条形的9孔甲片连缀。这种披膊防护部位有限，很可能是配合身甲在使用的。残甲衣中最为讲究的是一对护腿。5排长条形铁甲片列成横排铆钉在底衬上，底衬的面料是漂亮的蓝底福寿字灵芝纹妆花缎，中层是靛蓝方格棉布，底层是本色白棉布，护腰部分还在中层和底层之间夹敷薄薄一层棉花。甲衣底衬使用的所有材料都是古格王国时期的“进口货”，经纺织史专家鉴定，表层的妆花缎是明代江南织造的织物，各色棉布有可能来自印度。这两件从山顶王宫区采集的甲衣护腿部分，无疑是王室成员曾经使用过的高级甲衣残片。

    遗址采集到的甲衣或缺襟或少袖，已经无法看出原来的整体原貌。所幸城堡中的白殿、红殿、大威德殿壁画中保留有一些铠甲武士的图像可资参考比较。武士像所穿着的铠甲均为一种长不过膝的对襟半袖甲衣，衣襟和下摆及袖口露出织物或皮革的镶边，腰系布带扎紧甲衣，很像前面描述的第一种甲衣。不过壁画中都是半袖，而实物中多为长袖而已。为了进一步为古格王国的残甲衣找到可以比较的资料，笔者查阅了宋代官修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发现书中收录的宋代披膊和古格王国发现的第二种甲衣很相似。再查找明代的甲衣，可以找出与古格妆花缎护腿残甲衣形制类似的记载。

    古格壁画中的武士不仅身着铠甲，头上还戴有头盔，一手持盾牌，一手挥动剑或短戟作拼杀格斗状，使我们得以一睹古格将士当年的风采。从壁画上看，古格武士的头盔由盔顶、盔帽片和甲片护颈构成。盔顶饰有红缨或插有小旗，也许是作为在战场上厮杀中辨识敌我的标识，我们在城堡中采集到4种盔顶、十几种形状稍有差别的盔帽片。盔顶大体上都呈喇叭状，上面的顶柱上凸出一到两圈凸棱，下面喇叭口一周钻出8个小孔，可以用皮条连缀盔帽。盔帽片分为底片和表片两类，都在两侧、上端及底缘钻有小孔，两侧的孔是连接相邻盔帽片的，底缘的孔连接护颈甲片，顶部的孔连接盔顶。在发现的盔帽片中有一件底片和表片的连缀皮条尚未断掉，连缀形式总算清楚。而且下缘还残留两排护颈甲片。我们从采集的盔帽片和护颈甲片中选出相同类型的，再配上一个盔顶，用皮条连缀复原出一个头盔的大体形状。接着，我们又对所有盔帽片作了分类搭配，至少能组合出6种大同小异的盔帽。由于没有发现较为完整的盔帽实物，对头盔内是否有内衬及内衬的材质已经不得而知了。

    
    古格壁画中的铠甲武士形象

    作为个人防御兵器的盾牌在古格故城遗物中发现有两大类，一类是皮盾牌、一类是藤盾牌。皮盾牌只发现两件，形制不同。一件使用两层厚牛皮、一层羊皮叠贴铆钉成的圆盘状盾牌，直径55厘米，小巧结实。表面染成黑色，铆着6个莲瓣状的铜泡饰，盾牌里侧在铜泡饰的对应点上铆接6个铁环，然后再用皮条两两穿连成三个把手。持盾时将小臂向上穿进下两个皮条把手，手握上面的把手。笔者曾用这种持法试了一下，可以把握得很稳，不会出现摇晃转向的问题，而且并不影响持盾的手臂上下左右活动。另一件皮盾牌已经残破，用内外两层皮子叠压，为了增加强度，在周围用铁皮包边并用铆钉订边。原盾牌表面的圆泡钉和里侧的把手都已缺失，从遗留的痕迹看，造型与前一种皮盾牌大致相同。

    
    皮盾牌

    藤盾牌数量较多，基本完整的有34件，仅在被称为“武器库”的窑洞中就发现了28件。所有藤盾牌中只有一件小盾牌与众不同，其余的基本属于一种类型。小盾牌整体呈锥形，直径55厘米，很像一只厚实的斗笠。中央是圆形木盘的芯，藤条沿木盘向外盘绕21圈，每周藤条都用棉线交叉缠绕于紧邻的藤条圈上，紧密绑扎。盾牌外缘用牛皮包边，盾牌里侧中心安装一个短木棒作为把手。

    
    藤盾牌

    数量较多的另一类藤盾牌就要大得多了，直径都在70—80厘米，中央没有木盘，藤条直接盘绕成型，中心稍稍外凸，略显锥形。藤条之间用藤篾缠绕紧密，成型后在盾牌正反面绘出放射状的装饰图案，正面再铆钉铁饰件或铜饰件。大多数饰件上有镂空花纹和錾刻花纹，既可加固藤牌又使得表面美观。其中有几件表面铆钉的饰件非常复杂，中央固定一个大的圆锥形泡饰，泡饰周围加工出镂空花纹；外面一周环绕着4到8个小的尖锥形泡饰，镂空的铁条沿四周呈放射状密密麻麻铆钉。有些藤盾牌里面还衬有羊皮，以皮条做成把手。

    
    复原后的头盔

    古格王国的军队中不但将士有防御的铠甲、头盔、盾牌，战马也有相应的防护用具——马甲（宋代称之为“马具装”）。在古格故城考察的最初一段时间，我们往往把马具装的铁甲片与战士的铁甲片混在一起，直到发现较完整的马具装身甲、搭后等部位，才开始把马具装残片从战士的铠甲中识别出来。马具装的铁甲片种类远没有战士的铠甲那么丰富。因为全是缝缀在衬底上的，无需经复杂编缀，所以孔眼较少，最多只是4孔，但大都显得奇形怪状。除了常见的方形、长方形、圆形，还有三角形、花蒂形、蝴蝶形、圭形等，其中一部分表面凸起空心乳钉。

    
    棉布及绢衬底的马具装（局部）

    在遗址中采集到10件马具装的不同部位，大体可复原出古格时期战马的全身披挂。我国中原地区唐宋时期的马具装通常由4件配置而成。按照《武经总要》中的记载，把马脖子上的叫“鸡颈”，挂在胸前的是“挡胸”，披在马身前半部及中部的叫“身甲”，盖在马鞍后边马臀上的叫“搭后”。除此以外，还有护在马的脸部的“面帘”。古格王国的马具装与中原地区的稍有不同，鸡颈与身甲是连成一体的。身甲部分与搭后大小相同，在中腰的马鞍下系连。由于没有发现实物，无法确定古格马具是否装有面帘。

    
    连带鸡颈的身甲

    1998年我们对遗址进行复查时，还发现了一件连带鸡颈的身甲，保存非常完好。整个衬底由红、蓝、白三色棉布拼合面成，中间加本色薄毛毡的夹层，衬里是白棉布，上下三层相叠缝制。身甲部分就像一块横长的褥子，马鞍位置留有梯形缺口，两侧边缘垂有牦牛尾巴编成的辫状穗或散穗。鸡颈部分是从身甲前边伸出的一对弧边三角形片。身甲的左右片表面缝缀排列整齐的方形甲片和方形乳钉甲片，身甲中脊和鸡颈部位只是用方形乳钉甲片列成单行缝缀其上，大部分表面并不缝缀甲片，其装饰意义大于实用意义。搭后部分有两种不同样式，都呈长方形，马鞍位置留有缺口，与身甲缺口相对应。其中一件在后侧中间伸出一小块以遮护马尾根部，搭后两侧的面料同身甲一样，也缝缀有排列整齐的方形乳钉甲片，边缘垂有牦牛尾散穗。

    挡胸部分最简单，用方形甲片和弧边甲片连缀成一个半圆形，边缘用皮革包缝，背后衬以白色粗毛呢。

    
    “马具装”配置示意图

    根据在遗址中发现的马具装各部位，我们对古格王国马具装的配置方式在图纸上做出复原，可以看出，除了面帘以外，马身体各部位都得到较好的防护。如果再配上面帘、马鞍、马镫，就可以成为一套完整的铠甲马具装了。

   

    注：本文图文摘编自《秘境之国——寻找消失的古格文明》（张建林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天猫“西北大学出版社图书专营店” 有售）

    古格王国作为10—17世纪占据西藏西部的一个地方性王国，在长达700余年的王朝史中曾兴盛一时，它发展生产、抵御外侵、尊崇佛教，是当时西藏西部最有影响的地方政权。王国遗留下来的建筑、塑像、壁画、金银器、武器、生产生活用品等文物向我们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17世纪30年代，由于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引发宗教之争与僧俗之争，最终引发了王朝的覆灭，古格故城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被风沙掩埋，沦为废墟。考古学的介入给古格王朝史和古格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每一次的考古调查都在积累研究的新资料。本书以作者数十年来专业科学的考古调查为基础，力图向读者呈现出那消失了的秘境之国——古格王朝的本真面貌。

    作者简介：

   

    张建林，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从事西藏考古、隋唐考古30余年。曾多次参加陕西省援藏文物考古工作，曾主持西藏古格故城、托林寺、萨迦寺等考古调查与发掘、陕西唐陵大遗址考古等项目。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