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群趋东邻受国史”的时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于1934年出版《史记会注考证》一书，日本学界视为奇宝，国际汉学界给予高度评价。于是有“《史记》在中国，《史记》研究在日本”一说。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未必成立。特别是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大踏步前进，在《史记》研究方面的水平早非昔日可比，对于上说，国人更不必放在心上。然而，泷川资言在《史记》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史记会注考证》作为近代以来《史记》研究里程碑之作的地位，也都是不可抹杀的。特别是，考虑到自那以后的八十多年间，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同样性质、同样规模宏大、同样富于创见的《史记》研究著作，我们还是不能不感到遗憾乃至汗颜。日前，《史记研究集成》第一批成果面世，中国《史记》学界备感振奋。“《史记》研究在日本”一说终可作古了！在此，中华读书报刊发安平秋、孙家洲、赵生群、徐卫民4位先生的文章，以为读者介绍这部重要图书。 ——编者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1680.00元

《史记》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安平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西汉司马迁著作的《史记》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它对中华民族的政治、历史、文化有着深刻地影响，直到今天。同时，它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堪称是一部历史巨著。从它的诞生到今天，阅读、诠释、研究《史记》成为热门的显学。

    在《史记》成书一千年后的宋代，官方刊刻了以《史记》为首的“前四史”，民间又将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汇刻到一起，史称“三家注本”，这是第一次将《史记》的注家汇总。又过了大约五百年左右到明代万历年间，凌稚隆汇集历代百余家注释形成《史记评林》，这使《史记》更为人们熟知，而研究它的人也越来越多，研究也愈加深入。《史记》在国外的影响以《日本》最突出。不仅在距今1400多年前的公元600年至604年间由遣隋使带入日本，而且在20世纪中期前后先后出现了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和池田芦洲的《史记补注》两部汇集中日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著作。

    今天，《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就是在中日学者多年注释、研究基础上，又增加了近百年来研究成果的新的集大成著作。它所收资料延续到今人。这是《史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必定开创《史记》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由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四位先生主编、数十位学者倾注多年心血完成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于近日推出。这套皇皇大作的出版，必定对推进“《史记》学”的发展、对拓展《史记》研究空间产生巨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有幸先睹为快，兹将初读的感悟，略述如下。

    一、体例的“集成”与“创新”

    “《史记》学”在我国的学术史上有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每隔若干年，就会有汇总诸家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出现，从而将某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精华“凝练”和“结集”到一起，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利。

    “《史记》学”的第一次“结集”，以著名的“三家注”为其标志。《史记》现存的早期注本，是南朝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其次有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书原本单行于世，自北宋时被散列于《史记》各篇之下，合称为“《史记》三家注”。这套早期《史记》注释结集之作的“三家注”，致力于相关史事的考订和补正，对《史记》的宗旨、体例等问题，也有探讨，对《史记》的整理与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史记》学”的第二次“结集”，出现在清代乾嘉年间。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现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影响最大。此书共36卷，是梁玉绳历时20年、五易其稿完成的心血结晶。它对于《史记》研究，不仅在文字上有探本溯源、匡谬正疵之功，而且在探讨史事真相、发掘史学价值方面均有建树。《史记志疑》被认定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以考据学而著名的钱大昕推崇它可以与“三家注”并列为四家。此书所归纳的《史记》编写“通例”，得到了学林的高度认可；特别是以史料批判的精神而做“志疑”之说，粱玉绳综合运用多种资料对《史记》的相关记事做出分析，对习见之说提出自己的不同判断，尤其令人敬重其见识卓越；粱玉绳对“三家注”等前人研究《史记》得失所做的讨论，在对比、鉴别的基础上，多有推陈出新的实效。所以，《史记志疑》虽然是粱玉绳的个人之作，但是从本书的内容而言，却无愧于“研究集成”的美誉。

    “《史记》学”的第三次“结集”出现在日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1865—1946）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一书，于1934年在东京出版，被日本学界视为奇宝。此书传入中国之后，反响评价不一。鲁实先教授于1940年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对该书做了严峻批判。日本学者水泽利忠于1957年推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针对鲁实先的指责，一一加以补正，纠正泷川资言的讹误，补出引用文献的出处，并增补了部分资料，使得《考证》的体例趋于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把泷川资言的《考证》、水泽利忠的《考证》汇于一编，很便于读者使用。中国学术界对《考证》的学术价值，有不同层面的肯定与判断。陈直先生曾经说：“泷川《考证》一书，其体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旧写本，钩稽异同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国注释史记者，汇合贯串作考证。在校字方面，将删佚之《正义》，全数补入，在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是其所长也。”（陈直：《史记新证·前言》）
时光不居，学术日新。《史记》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间经历了新的发展，带有时代特色的成果不断涌现，堪称蔚为大观。再次“结集”《史记》新旧研究成果以承上启下、开拓来路，成为学术发展的要求。就此而言，“《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之作，应该出现了——这就是《史记研究集成》应该具备的历史定位。也是我拜读《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部分内容之后的感悟。

    如果统计《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所收录的的研究著作总数，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编纂者的意图是将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精华汇入一书。海量的汇总与收录，意味着编纂者付出了更多的搜集与涉猎功夫，也是此书具备“研究集成”性质的坚实基础。广采学术精华，又以设计合理的框架统摄，使得此书具备了便利于读者的实用价值。

    此书的编写体例安排，可谓匠心独运，在“继承”的基础之上，颇见“创新”。在每篇《本纪》正文之前，首列【题解】，收录古今学人的“点题”总论，可以使读者了解历代学者分析司马迁设置这篇本纪的用心之所在。罗列不避繁复，务在不遗要义。以《五帝本纪》为例，【题记】就收录了始于东汉应劭、止于今人陈蒲清共计26位学者的论断。进入《史记》正文之后，每个“问题点”之所在，分别列出【汇校】【汇注】【汇评】三个部分，对疑难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所列注释和评点，无一不是精选之文。特别是其中的【汇注】，诚如《凡例》所言，“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极为便利读者。在正文结束之后，又有《研究综述》和《引用文献及资料》两个部分，各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由以上所述几个部分构成的全书体例，立足于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完备的学术信息，提供最有效的使用便利，可谓周备精当。

    二、内容的“兼容”与“开拓”

    所谓内容的“兼容”，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兼采与包容。试举两例为证。一是《五帝本纪》中涉及的上古“圣王”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聚讼纷纭，难有定说。对此，编纂者不强加裁断，而是在【汇注】和【汇评】中注意兼采各家的不同观点。既采用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人物的质疑性论断，也保留有针对性的驳论。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篇末的“赞”中“传疑”而不做明确论断的态度，古代学者也有精到的议论，编纂者也将之收录其中。锺惺曰：“《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读未终而先得之，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正其不敢自信处。盖多闻而后能阙疑，多见而后能阙殆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择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记》，要领尽此矣。”（第492页）真正善于独立思考的读者，阅此数语，就该顿悟研读《史记》、钻研古史必须有通达的学识和眼光，不可过于拘泥。

    第二个例子是《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针对“焚书坑儒”之事，既保留了傅玄严词批评之说：“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罚，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也保留了李贽的独特之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俱见第203页）编纂者又以《编者按》的形式，发表对此重大问题的看法：“以思想言论罪列于刑罚，著之法律，这应该说是始皇帝的一大发明……始皇帝将妄言、挟书、诽谤、偶语列入法律，且处以族、弃市等重刑，是极为突出的。”

    《集成》内容的“开拓”，亦所在多有，主要体现在《研究综述》部分。我们不妨以《吕太后本纪》的《研究综述》为例，来体悟编纂者“开拓”学术发展之路的追求。全文分为“概说”“本传的主题是什么”“司马迁为什么给吕太后立本纪”“如何评价诛灭诸吕？”“本篇的艺术手法”“研究新角度”“从《汉书》看《史记》”和“结论”等八个问题。或许其中出现的个别看法还有从容讨论的余地，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涵盖了吕太后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提出的如下结论，我是很赞同的：“吕后去世后，围绕着权力中心所展开的斗争，是《吕太后本纪》描述的重心。诛杀诸吕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风云波谲曲折，其文字之张弛有道，人物个性描述之精彩，堪称千古奇文……此本纪成为绝妙好文，读之令人难忘。”（第186页）我今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许多史料来源于《吕太后本纪》，我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也和《研究综述》作者有相通之处，由此也就更能体悟作者用力之勤和探求之深。

《史记研究集成》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

赵生群（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修订主持人）

   
    近日收到西北大学出版社寄来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皇皇十二巨册，装帧精美，印刷考究，不胜之喜。翻阅一过，获益良多。

    《集成》作者阵容强大，其中袁仲一长于考古学、秦俑研究，张文立、徐卫民、尹盛平、商国君等长期从事秦汉史与文博研究，张新科是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徐兴海、田大宪均有重要的《史记》论著发表，赵光勇、吕培成、李雪、吕新峰、吕蔚等对《史记》研究也多所关注。《集成》从编纂到出版历时25年，倾注了上述作者在内的许多专家的心力。

    《集成》规模宏大，十二本纪，各篇均单独成书。其中《五帝本纪集成》66.2万字，《夏本纪集成》53.8万字，《殷本纪集成》36.5万字，《周本纪集成》55.4万字，《秦本纪集成》49.7万字，《秦始皇本纪集成》56.9万字，《项羽本纪集成》48.5万字，《高祖本纪集成》60.2万字，《吕太后本纪集成》25.2万字，《孝文本纪集成》50.2万字，《孝景本纪集成》27.6万字，《孝武本纪集成》30.7万字，总计字数达560余万字。《集成》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取材广泛，选择剪裁精审，折衷群言，新见迭出，精彩纷仍。可以说，在《史记》十二本纪的研究方面，已经全面超越前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集成》承前启后，嘉惠学林，必将有力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具体而言，《集成》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收罗宏富

    《集成》所收中国历代《史记》研究资料420余种、考古资料200余种、海外汉学研究资料100余种、现当代《史记》研究资料260余种。《集成》各册，主体部分为“汇校”“汇注”“汇评”三部分，作者的研究心得或意向，则以“编者按”的形式标示。此外有“解题”“研究综述”，这样的著述体例，也便于容纳更多的资料。

    《集成》吸收了汪越、杭世骏、齐召南、王元启、张照、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梁玉绳、郭嵩焘、张文虎、刘文淇、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于省吾、胡厚宣、史念海、泷川资言、水泽利忠、陈直、王叔岷、施之勉、钱穆、余嘉锡、李笠、李学勤、李人鉴、张家英、韩兆琦、张大可等各家之说，并吸收了金文、甲骨文、简帛研究的相关成果。如：《五帝本纪集成》有关标题的相关资料征引即达27家40余条，涉及五帝名称、涵义、作史宗旨、体例、史源、《史记》断限、取材原则等各种材料和不同说法（1-9页）。《夏本纪集成》系统引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相关研究成果（3页）。《项羽本纪集成》结合甲骨、金文文献和考古成果，描述了殷墟的有关情况（101-102页）。《秦本纪集成》引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纪》，以补《秦本纪》的缺略，并引用相关研究成果对《秦本纪》所载史实予以辨正（281-282页）。《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都提到项羽封立诸侯事，《集成》引用《楚汉诸侯疆域志》，对项羽所封十八王疆域作了极其详尽的说明；引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介绍了广武山、汉王城、楚王城的情况。《孝文本纪》：“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集成》引赖长扬、赵生群之说，以为此篇为司马谈所作。《孝武本纪集成》引用梁玉绳、桂馥、余嘉锡等诸家之说，以为“（孝武本纪）绝非司马迁《今上本纪》之原作”（6页）。《集成》收集利用资料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二、大量采用考古资料

    《集成》引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周康王在位年数和时间，《史记》《汉书》等文献均无记载，《周本纪集成》引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纪年表加以推算，并根据金文资料，补充了昭王伐东夷的史实（201页）。《殷本纪》“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集成》引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对“雉登鼎耳”的文化意涵作了深入阐述（181页）。《周本纪集成》结合出土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说明了周族名称之由来（3页，13-15页，25-26页）。《秦本纪集成》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介绍了韩城梁带村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芮国墓地和故武城遗址的情况（76页，158页）。《秦始皇本纪集成》引用湖北睡虎地秦简展现了秦王政二十年整顿风俗的情况（253页），对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作了全面的描述（278-279页），介绍了秦都雍城（391页）、太寝（391页）、秦景公墓（397-400页）、泾阳（405页）、公陵、永陵、寿陵（411-412页）、庄襄王墓（414页）的规模格局等情况。《孝景本纪集成》结合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对阳陵作了详细介绍（66-67页）；对初作阳陵的时间作了深入探讨（71-73页）。《项羽本纪》“傅左纛”，《集成》参考秦陵出土一、二号铜车马，说明“纛”的形制和设置部位，分析了秦汉建置的差别（252页）。

    《殷本纪集成》附录《殷世数异同表》（247页）。《秦始皇本纪集成》附《秦始皇长城示意图》、内蒙古固阳秦始皇长城、秦阿旁宫前殿遗址图（213页）、秦始皇陵图片（267页）、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秦跪射兵俑（268页）、秦始皇陵出土的骑兵俑（268页）、石铠甲、铜车马（270页）、秦两诏椭量铭文（286页）、秦都咸阳宫一号建筑基址、咸阳宫驷马壁画（314页）、《秦东陵陵区分布示意图》（412页）。《吕太后本纪集成》附西汉长安城布局示意图、吕后玉玺、《南北军简表》等，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对长乐宫作了详细的说明。

    三、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集成》编纂，始于1994年，2013年完成初稿。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华书局《史记》修订本出版，《集成》“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吸收了修订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如：《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厉山）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厉乡”，《集成》据修订本《史记》引《水经注》云“疑文（《正义》引文）有讹误”（22-23页）。《五帝本纪》“而蚩尤最为暴”，《正义》引《管子》“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云：“卢山，疑当作‘葛卢山’。”（28页）《五帝本纪》“登熊、湘”，《集解》引《封禅书》云“登熊山”，《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熊山”疑当作“熊耳山”（50页）。《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虫蛾”，《索隐》“（蛾）一作豸豸”，《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豸”下失音（61页）。《五帝本纪》“而娶于西陵之女”，《集成》据修订本《史记》《太平御览》《大戴礼记》以为“西陵”当作“西陵氏”（74页）。《五帝本纪》“青阳降居江水”，《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江水）下当有‘若水’二字”（85页）。《五帝本纪》“大小之神”，《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云：“‘大小’，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小大’。”（105页）《五帝本纪》“帝挚立，不善（崩）”，《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据《尚书正义》，以为“唐初孔颖达等所见《史记》亦有‘崩’字”，并引用《史记新本校勘》认为应该保留“崩”字（120-121页）。《秦本纪》“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大费’二字高山本重，《诗秦风谱》孔颖达疏引《秦本纪》同。”（9页）《秦本纪》：“死，遂葬于霍太山。”《集成》引用修订本《史记》校勘记：“‘遂’下高山本有‘以’字，《水经注》卷六《汾水》同。”（24页）《秦本纪》：“是为宁公。”《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出土秦公钟、秦公镈皆作‘先公’，今据改。下‘宁公二年’、‘宁公生十年立’及注文同改。”（61页）他处引用修订本校勘记者尚多。

    四、疑则传疑

    关于西周存续年数，《竹书纪年》以下有四种不同说法，《周本纪集成》引用《西周纪年考》作了归纳（304-305页）。《秦本纪》：“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集成》：“秦嘉谟辑补《世本·秦世家》谓‘简公悼子，厉龚公子，怀公弟也’，与此异。又雷学淇辑本《世本》谓‘简公名悼子，即剌龚公子，怀公弟也’。剌与厉音通。”（185页）《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西’上原有‘河’字，据高山本删。”（190页）《秦始皇本纪》有关于秦直道的记载，《集成》引用了史念海、孙相武、姬乃军、王开等人的不同观点（211页）。《集成》引用湖南益阳兔子山秦简、北京大学所藏秦简《赵正书》的资料，结合《秦始皇本纪》相关记载，对秦二世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作了新的探索（258页）。《秦始皇本纪集成》介绍了有关秦王子婴的三种不同观点（329-321页）。关于霸上的位置和范围，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今浐灞之间的白鹿原北端，另一种则认为在白鹿原之北，汉长安城东三十里，霸水东，《集成》一并加以介绍（326页）。《高祖本纪》云刘邦“劫五诸侯兵”，对于“五诸侯”，历来众说纷纭，截至民国，主要有十八家十二说，《集成》引用《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列表加以说明（257-259页）。项羽自封西楚霸王，王九郡，而九郡之目，历来颇多争议，《高祖本纪集成》引《史记本纪地图考》，列表介绍陈仁锡、全祖望、姚鼐、钱大昕、张茂炯、刘文淇、郓敬诸家之说，又引《楚汉诸侯疆域表》对全祖望、钱大昕、姚鼐、刘文淇四家之说对比分析，认为“项羽九郡与十八王封地一样，需以秦郡数，而不能以汉郡计”，具体当指东海、会稽、泗水、薛郡、东郡、砀郡、颍川、陈郡、南阳等九郡（170-173页）。同时又引用了王子今的观点：“考虑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首见‘洞庭郡’等郡名的现象，可以知道我们对秦郡的设置，知识很可能依然是不完全的。也许关于项羽‘王九郡’的讨论，待新的历史地理资料的获得方能定论。”（173页）

    编纂《史记研究集成》是一项浩大工程，《十二本纪》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期望各位同仁再接再厉，进一步完善体例，蒐集材料，完成全书的编纂工作。后期可以编制若干索引，如作者、书名、人名、地名、语词索引等，使之更加方便使用。

编著感言 ｜ “著书莫难于汇书”

徐卫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主编之一）

    经过众多学者的艰辛努力，以及与陕西省文史馆、西北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一工程虽然历经艰辛，终于有了良好的结果。我作为该书的主编之一，感到异常欣慰。

    因为《史记》的学术价值极大，而又不易读懂，故历代注释者、校勘者、评说者如雨后春笋、络绎不绝，《史记》研究成为一门显学。193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史记会注考证》，被公认为是《史记》研究的里程碑。从而将《史记》研究的制高点放到了日本。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因此中国学者也在急起直追、积极耕耘、努力研究，以求改变这种被动落后的局面。

    《史记研究集成》是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于1994年就开始启动的研究项目。为了保证这部书的顺利完成和学术性，成立了以原省委副书记董继昌等为主任的工作委员会和以袁仲一、陈全方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众多，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秦俑博物馆等单位的学者为主，吸收全国著名学者参加。主要的学者有：赵光勇、袁仲一、尹盛平、吕培成、徐兴海、张新科、徐卫民、商国君、田大宪、李雪、吕新峰、吕蔚等，大多是目前《史记》研究各领域的精英。还有一些博士生也有参与。

    《史记研究集成》编写的原则是：对司马迁的《史记》全文逐句逐字进行汇注、汇校、汇评、汇考。力求研究资料的完整性、科学性、可靠性。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收集，“兼及古今中外，注意采纳考古资料”。特别是以考古资料印证《史记》，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对意见相同者，可选用最早一家为代表。”“对有争论、有歧义”的地方，则以按语形式标明。附录部分还有本书引用书目、图谱（考古文物图、地图等）。

    《史记研究集成》以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为底本，以顿号除外的分句为单位，汇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校、汇注、汇评，如作者有新看法，则以按语形式出现。在《史记研究集成》中，文献资料固然重要，而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也绝不可等闲视之，特别是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涌现为《史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例如《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殷墟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但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证实司马迁记载的西周世系也是不错的。秦始皇陵考古勘探工作也可以证明司马迁对秦始皇陵的记载是靠得住的。《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中之軑侯，为长沙相，侯七百户，惠帝二年四月庚子为侯利仓元年，而《索隐》引《汉书》作朱苍，今本《汉书》又作“黎朱仓”。班固曾批评《史记》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他自己的《汉书》应更严谨一些，但《汉书》自身也有抵牾，且皆为孤证，无从比勘，莫衷一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掘二号汉墓，出土了“长沙丞相”“軑侯之印”“利仓”等三印，可祛除对《史记》之疑，足证《汉书》之非。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中即指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隗林]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一所曰：‘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灭，见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书兼为古隶。余被敕写读之，与内史令李德林对见，此称权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状旁作犬，则知欲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尔。”颜氏言之凿凿，秦始皇之丞相隗林乃隗状之讹，但经1400多年，在《史记》反反复复抄写、印刷过程中，迄无校正者。此后秦权曾在全国多处出土，1982年在陕西省礼泉县发现的两诏秦椭量，刻有秦始皇、秦二世诏，形制完好，字迹清晰，没有磨灭缺损现象，被定为一级甲等文物，再次证明了秦丞相“隗林”为“隗状”之讹。我们赞同颜氏的意见进行校正，将隗林改为“隗状”以恢复历史的真实。类似的例子非常多。

    明代朱荃宰在《文通》中把搞集成者称为“汇书”，他说：“著书莫难于汇书，汇书之人一，而读吾汇者无万数，以一人闻见，而使无万数人皆以为允，此必无之事也。”深刻道出了“汇书”之难。由于我们搜求难遍，不免有遗珠之叹，况且识见不高，所汇未必允当。此其一；第二，我们也受着时代与资料的局限，不可能作到尽善尽美。如文献上已有的还须经考古材料的证明，必须俟之异日，只能遗憾地留给有心人去实现我们未了的愿望。作为编纂人员，在《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出版之际，无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读者的评判与方家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仅仅是《史记研究集成》走完了第一步，后面还有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需要继续进行，任务光荣也艰巨，期待有志者加入，继续努力，辛勤耕耘，完成这一巨著。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