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为什么喜欢天文学？从小就感兴趣吗？

　　江晓原：实际上我谈不到热爱天文学。考大学之前，我初中毕业后在工厂工作了近六年，对工厂生活有些厌倦，希望选择远离人间烟火的专业，不会再回工厂。正好看到南京大学有天体物理专业。

　　我对选择的专业并不后悔，理科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训练，对我后来从事科学史研究很有帮助。

　　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读书的？

　　江晓原：爱上读书是在我还没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和两个表弟在北京生活，姑母在五七干校，家里没大人。我和表弟过了一段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院生活。我在那里偶然找到竖排繁体字版《西游记》上下册，如获至宝，一看孙悟空的故事特别好看，连猜带蒙，根据上下文反复推测，看完上册，繁体字基本都认识了，下册就很顺利。看完后继续搜寻，又找到《三国演义》，也是竖排繁体字版，看完后我还把故事讲给表弟听。这样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

　　回到上海，我开始喜欢看书。我和绝大部分同龄人不一样，“文革”中能看到所谓“封资修”的书。我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偶然的机缘，我妈在机关负责图书室的管理和采购。我爸爸被下放到一所小学。小学图书馆的女老师听说我爱看书，也想方设法让我爸把书带给我看。我从不同渠道看到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好书。

　　故事最有趣的在后面。那时有一种自发的地下组织，大家把搞来的书交换阅读，因为那些书理论上都是违禁的，地下交换有非常高的诚信度，一本书在你手里只有一天或几小时，到时间哪怕没看完也要交给别人。我和很多人保持着单线联系，于是我将别人的书转手互借，自己在过手时都可以看，这样我就读到了更多的书。为此我在纸上详细建立了账本一样的明细，记着什么书借给谁，什么时候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进纺织厂当电工。

　　当电工之后还有时间读书吗？

　　江晓原：电工行业有个特点，技术越好干的活越少。出了故障三两下就能搞好，所以大多数时间我处在待命的状态下，一直可以看书。三年后我满师可以带徒，活儿就更少了，我有大块时间在电工房看书。后来连我的徒弟也加入了交换书的网络里。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早上拿到《复活》，黄昏时分下一个人要拿走。我立刻给组长打电话调休，然后坐在板凳上疯狂地看，一天没换姿势，看完后发现自己落枕了——专注到这种程度。

　　看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时，给我的时间是四小时：半夜两点到早上六点。我真是半夜两点拿到书——当时看书有种奇怪的心态：这书有很大的概率，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它了，所以拼命看。那种心态促使我看书时变得非常专注，完全可用如饥似渴形容，疯狂地看。这种心态永远不可复制。

　　当电工时，我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为了完成厂里交给我的搞自动控制装置的任务（就是现在所谓的研发），我跑到工人文化宫上夜校学习自动控制。我喜欢动手鼓捣一些东西，这些活动使我接触了一些理科。高考前只有三个月准备考试，我借了高中数理化自学了一遍，高考超常发挥，侥幸考上了南京大学天文系。

　　您为什么报考席泽宗院士的研究生？

　　江晓原：非常偶然。我一心要学古典文学，想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结果那年导师因病取消招生，我一下没方向了。同寝室的同学告诉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招生，考天文学导论、中国通史、古代汉语，我就去报名了。报名时我并不知道导师是谁，报考之后南大天文系副主任说你考席泽宗的研究生太合适了——席泽宗招研究生第四年了，一直没招到学生，因为他坚持要天文系毕业的学生。

　　后来席先生说，到那年为止，我是科学史所“文革”结束后招研究生以来古汉语成绩最好的。

　　席先生对您读书上有具体指导吗？

　　江晓原：最大的指导来自一次谈话。有一天他说，一个院士朋友曾对他说，自己一辈子的学问都是从几本书出来的。席先生说这种书都是打基础的。我就问他，那我们天文学史方面这样的书是什么？席先生说，《西方数理天文学史》。他是随口说的，我记下，转身进了图书馆，一找发现是1955年的英文版，有三大本，我出生那年出版的。我想既然老师说是打基础的，就借回宿舍摆开阵势攻读。我平时没有做笔记的习惯，看书做索引就直接在书上做标记，但这书是图书馆的，我破例找来笔记本，很认真地读，记笔记——乏味得要命，啃硬骨头一样啃下来，咬牙切齿读了一年，读了很获益。

　　能谈谈您的枕边书吗？

　　江晓原：从念研究生开始，读博、到天文台工作，一直保持枕边书的阅读习惯。我把中国古代文人的笔记搁在枕边，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的排印本，基本出一本我买一本，《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之类都是在枕边看完的，同时在书的环衬、空白页上做索引。这些做索引产生的材料也有实际效果。我会零星地用到书和论文里。后来，物理意义上的枕边书没有了。更广的意义上说，我非常喜欢的书会经常翻。

　　常翻的书有哪些？

　　江晓原：年轻的时候我对诗文很迷恋，抄录了大量的诗文，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这些兴趣扩大了，比如我最近找来很多清代人的集子，比如钱谦益、吴梅村、查慎行、袁枚、冒辟疆……我喜欢的诗词集子就放在书架上随手能翻到的地方，经常亲近它们，入睡前我会背背前贤的诗，这种游戏做几分钟就睡着了。

　　年轻时的阅读冲动几乎一直存在，没什么好珍惜的。步入老年，很多刺激对你没什么作用了，这时候阅读的冲动逐渐变得少了。我非常珍惜我的阅读和观影冲动。哪怕想读的内容和你此刻做的事情没联系甚至会形成干扰，我都珍惜。从长远的整体情况看，珍惜这种冲动肯定有利的。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现在作为上海交大的教授，您会为学生推荐书目吗？会和学生交流阅读经验吗？

　　江晓原：我不主动推荐，一般是在学生问我的时候才会根据我的经验给他们建议。不同的学生情况不一样，好学程度也不一样。我从来不认为什么书是必读的。有学生正在做某篇论文，我在阅读中遇到某个线索或某本书，我在微信上把书封面拍照给他，或把某篇文章的线索或链接给他。这和提供书目不一样。我对推荐书目持消极态度。第一我不喜欢做青年导师的劲儿，第二我觉得读书是个人化的行为，你觉得有用的书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有用。

　　但我常常会给媒体提供书单或撰写书评，这是依据另一套理论：替别人读书。您的藏书量有多少？

　　江晓原：原来的书房单是央视就拍过十次，其他电视台拍过更多。八年前我搬了家，现在的书房比那时更大，有五万册书和一万两千多部高清的电影。我和装修新家的设计者明确说，你就按图书馆设计，只是附有生活设施。楼上是我的书房、阅览室、影音室，楼下也有大量书架，我像书虫一样生活在其中，自己觉得很幸福。

　　即便这样容量也依然有限，因为很快又会堆满——会定期处理一些书吗？

　　江晓原：正像你推测的一样。我设计的容量在五万册左右。原则上，逐渐把复本去掉。另外，出版社常寄新书，旧版是有的。如果旧版没有特别的故事我也处理掉。前几天，我对学生说，可以带拉杆箱到我这里来淘书，他们果然带着好大的拉杆箱来，居然全部装满了，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淘书”。

　　如果有机会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愿意带什么？

　　江晓原：如果流放两年还能回来，另当别论。能回来比较容易。带一套大的书比较好，既然喜欢历史，就带上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精装的记得有11册，平装的24册。但是如果回不来的话，这种时候我倒反而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想带一本棋谱。《象棋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男主人公被德军囚禁，不给他任何东西阅读。有一天，他被审讯的时候看到德国军官的大衣口袋里露出一本书，路过时就把书偷走了。打开很是失望，冒那么大风险，居然偷了一本棋谱。不过好歹是文字，他在被囚禁的这些年一直读棋谱，二战结束后被释放，在轮船上看到有人下象棋，他也手痒，就跟胜者说，我能不能跟你下一盘。结果轻易把那人击败了。围观的人说，你知道那是谁吗？是当今世界冠军。棋谱可以让你无穷无尽地读下去。如果没得选，带汤因比的著作集也行，体量大，可以让你反复读。

　　若策划一场宴会，您希望邀请哪些人参加？

　　江晓原：我不止一次产生过这个想法，就是汤因比。为什么要找汤因比？在汤因比的一些书里，以及在别人的回忆故事里，汤因比都说过，中国必然会崛起。理由很奇怪，他说因为中国有历史。字面上理解很奇怪：谁没有历史，只是有长有短。让我产生深刻印象的是，在另一个材料里，汤因比在和中国女作家凌叔华的某次聊天时又说，中国必然崛起。我很想找他问问，历史可以成为崛起的原因吗？我们正在崛起，而且有五千年不中断的历史。我觉得他说那个话是有深意的。我就找他来，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说了那句玄妙的话。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1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