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企业，万科是中国最好的房地产企业之一；他登山，是全球第9个登上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的人。《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王石口述，时代纪录整理，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源于时代纪录对王石三年的跟踪拍摄，随王石登上珠峰、走遍世界。书中选取了最能表现王石对生活积极态度的言论，让读者体悟他勇攀高峰后更平和的心态和更广阔的胸怀。

　　学习能力是最大的财富

　　我到深圳之前，无论是军旅生活，还是上大学，都喜欢听音乐、看书。我的一生中，实际上真正拥有的财富是什么呢？是学习能力。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专业对口的工作只做了三年。现在人喜欢说“干一行爱一行”，我是相反的，在33岁之前，我一直在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当兵开汽车不喜欢，复员之后当工人也不喜欢，上大学学的专业不喜欢，大学毕业之后做的工作还是不喜欢。后来我自学英语，考到外经委，还是不喜欢……

　　可是不喜欢归不喜欢，有两点我是考虑清楚的：一是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既然去做了，就一定要认真做。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种积累，必须要相信这种积累对将来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什么好处呢？即使不是很清楚，也不要轻易放弃现在做的事情。二是你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停课，我那时候才上初中二年级。我到了部队之后，马上就让我姐姐找她高中的课本全给我寄到部队去。我是白天开车，晚上拿手电筒在被窝里学习，自学了数、理、化。

　　化学有实验课，我看课本看不懂。怎么“上实验课”呢？我星期天到城里化学用品店买试剂，买一些瓶瓶罐罐。回来之后呢，在汽车修理班的工具房里自己做实验。整个高中的课程我都是自学的，所以从部队复员之后只当了一年工人，就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期间我是非常积极的。当时我在大学自学了两门课程，其中一门就是英文。当时学校也有英文课，但是教得很浅，我不满足，就自学。自学三年，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读英文原著小说了，像狄更斯的英文原版小说。再一个就是我当时自学了政治经济学。

　　当时我有一些疑惑，非常想试试，看是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社会现象。所以，也非常认真地学了三年，很有心得。大学毕业之后英文用不上，政治经济学更用不上。我当了三年的技术工，在铁路上进行维修工作。

　　我通过自学英文考上了广东省外经委。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英语将来会成为我谋生的手段，但就是有求知欲。三年之后我到了深圳，到深圳时是33岁。

　　到了深圳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和别人不大一样。所谓“不一样”，就是无形当中，我在大学自学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原理就是讲经济规律：价格、价值、交换……产品本身一定是有个成本的，交换一定会有成本；物品少的时候价格就上升，物品多了价格就下跌；价格下跌最后造成成本保不住。

　　在深圳开始真正要做生意的时候又发现，经过三年的训练，我和别人想的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1983年）下海经商的人，大家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来自机关、学校，或者直接从部队转业下来。大家都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都对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不是很熟悉。而恰好我受过一个最基本的训练，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你学的东西是不是非常喜欢，根据我的经历来讲不是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认真去学，不要放弃。

　　我感悟的幸福人生：人总要做一些“不高兴”的事情

　　2007年4月在西藏参观盲童学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盲童学校那里的居民经营着一种农场，工人都是盲人。这种农场，在财政上还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它的主要作用，只是给这些盲童、盲人提供一个培训、生活的场所。如何才能把他们的产品商品化，我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说他们织的毛毯。因为毕竟是盲人来织毛毯，效率还比较低。我尽我所能，利用我的影响力，在北京与媒体合作搞慈善拍卖活动，把他们编织的毛毯拍卖出去。再比如他们的奶酪厂。盲人们自己养殖奶牛。我又把两位盲童送到河南去学习奶酪制造。我很喜欢吃奶酪，尝了尝他们的产品，感觉制造的水平相当不错。但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在产量还比较少；二是他们做奶酪是按照欧洲人喜欢的口味去做的，当地人不是很接受，所以在西藏的市场非常小。盲人们还在大棚种植蔬菜，这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高和劳动效率低，如果大棚蔬菜要市场化，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目前盲人们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义举，需要慈善人士来资助。

　　在做慈善的过程当中，资金当然是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比如盲校缺少音乐老师，这里的普通老师每月工资600块钱，但音乐老师就得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我们就每个月出2000块钱请一个音乐老师就行了。去年我捐了15万，是这个学校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款。我问那里的工作人员：“学校一年的行政支出是多少？”他说是30万。我说：“从明年起我开始承担，一步一步来，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而耽误教学。”

　　其实在做公益的过程中，给钱不是最重要的，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做公益对我们企业家来说是新的课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集体行为。慢慢地，企业家们就会知道不是比大家谁出的钱多，关键在于要付出感情、时间、精力，这才是对被援助者最大的关爱。另外，由企业家来做公益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企业家讲究效率，讲究连续性，讲究合法化，讲究制度化……所以，企业家参与公益这个事儿，不仅是给钱，还增强了公益组织的规范，成为了一股动员力量。

　　之前提到的大棚，我发现这个大棚有两排是种花的。盲人们告诉我，他们曾经想把这些花拿到市场上去卖，但和专业花农种植的品种相比，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价格上，显然都没有竞争力。但他们还在种，因为可以给盲童一个了解大自然的机会。盲童们虽然眼睛看不到，但可以去触摸，去感觉。因此，当我站在这个大棚的鲜花面前非常感动。

　　什么是感动？虽然我资助了学校，但我觉得我完全是个“受益者”。这话怎么说呢？我来盲校探望完这些孩子之后的感受，和我当初来看他们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我觉得他们非常坚强、坦然、乐观。我记得一个故事：有一个盲童入校之后，对老师说他非常想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他认为出租车司机既可以开车又可以挣钱，非常棒。但是最后，他知道自己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他没有气馁，说：“我知道我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但我可以努力当出租车司机的老师，教人开车。”盲童们一方面接受社会对他们的帮助，一方面也想着回馈社会。这让我想到，作为一个健全人，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有人曾经问过我，帮助这些盲童高兴不高兴。我说：“看到别人的不幸，有什么可高兴的。”有人又问：“不高兴为什么还要去做？”我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做高兴的事情，那也太过浮躁了；　人总要做一些不一定高兴，但是值得去做的事情。”这也就是我常常强调的，所谓做慈善其实就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哀者前行；让有力者有爱，让幸福者沉思！

　　现在的我比24年前更纯真

　　张朝阳真是个“大男孩”!2009年1月8日，他在北京组织了一次搜狐高峰论坛，给大家定的演讲题目竟然是“重返纯真年代”！

　　当时我得到演讲题目“重返纯真年代”时一愣：“啊！我们已经老了……”但是看了内容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却是反问：“难道我们60年代的人就不纯真了吗？”我觉得自己第一次“不纯真”的时候，是到了深圳，那年我已经33岁了。

　　我为什么要去深圳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水平。我当时在广州工作，切身感受到港澳同胞和内地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建立深圳特区，是当时改革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对我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按现在来讲，是有野心；按当时来讲，是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不一致”。所以，我一直感到很大的压力。

　　特区建立之后我就去了，从扛麻袋开始到创业。我记得创业四年之后，1988年国家开始股份化改造。当时是“从无到有”，增加1300万的资产，国家划分是四六分，我们可以分40%，差不多500万。分下来之后，我个人的举动是放弃。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不敢要那钱。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你突然有那么多钱，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是我24年前到深圳寻求个性解放、寻求自我实现过程中对财富的态度。

　　当然，24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问：你放弃那些钱后悔不后悔呢？我的回答是：不后悔。因为即便放弃了，我还是有自信心，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我在这个社会当中可以生活得很美好。我不愿意受财富的拖累。即使当时我要了这笔钱，现在我也会加倍地捐出去。这就是变化。我觉得我比24年前更纯真、更简单。

　　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个环境，地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是一个户外爱好者，喜欢探险、登山，我曾徒步穿越罗布泊，现在想起来是非常触目惊心的。罗布泊原来是一个水鸟之乡，但是现在已是一片荒漠。当然我这几年登山，冰川退化的感觉更明显。一些环保组织给我提供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珠峰地区的冰川照片，我在登山过程中，在同样的地点拍摄同样的照片，发现几十年前是冰川的地方，现在已经是裸露的岩石。

　　2008年7月，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安排下，我去了趟亚马逊河流域，穿越亚马逊森林。我看到了比较好的森林，但更多的是被破坏的森林。我们发现，森林受到破坏的原因，一是木材砍伐，一是把原始森林改成耕地种粮食。为什么大量砍伐木材？其中大量的木材是到了中国，到了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在中国每个家庭里的家具上。万科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按照2007年的统计，我们销售了48000套房子，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2008年，虽然经历了调整，房地产也出现了拐点，但还是卖了52000套。显然，从大的趋势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是：我们还在大量地消耗木材。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这样的消费方式往下走，肯定是不行。

　　我们到农村去，回忆一下童年我们曾感受到的自然环境，显然现在都不在了。往事不堪回首，变化非常大。作为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要怎么走？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中国这么多人，我们解放生产力、张扬个性，如果不解决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不找到我们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再往下发展，会非常麻烦。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