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北大名人故居及轶事》肖东发，陈光中

　　对于被许多人视为神秘而玄虚的哲学，冯友兰曾经下过这样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他说：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等等，“凡此种种‘论’，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就连人生的概念本身、宇宙的概念本身、知识的概念本身，也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

　　由此可知，所谓“哲学家”，是专门进行“思想”的人。

　　一个人选择“思想”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似乎是必须要有一点天分的。

　　冯友兰就是这样一个有天分的人。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唐河一个封建大家庭里，7岁便开始读书了。按规矩，自然是先从《三字经》开始，然后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后来冯友兰曾经说：“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

    冯友兰13岁失去父亲，在他的人生之初，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让孩子努力读书是她最大愿望。冯友兰的弟弟景兰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恭兰（又名沅君）成为著名的文学家，都与母亲从小给予的倾心关注是分不开的。母亲对冯友兰日后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冯友兰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没有人能说明冯友兰为什么会喜欢上了哲学。要知道，那时他还不过是个17岁的孩子！冯友兰自己也没有作过太多的说明，他只是说：“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

　　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兴趣使冯友兰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当时，全国仅北京大学一所高校设有哲学系 ——那时不叫“系”而称“门”。因此，1915年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北大。

　　但是，北大虽然号称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开设课程的却只有中国哲学门，而老师讲课的内容却很不对冯友兰的胃口，他觉得那些教授连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都搞不太清楚，实在令人失望。一年多以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着力改革，北大面貌为之更新，一大批各有所长的学者进入北大校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尽管冯友兰不久之后就毕业离校了，没有赶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对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就在这年秋天，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离开祖国，赴美国寻求“外界思潮”去了。

　　冯友兰在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十分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他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结果的一种解释》就很有些惊人！

　　他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他认为，近代科学要么是寻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要么是寻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而中国的哲学只追求内心的幸福，用不着那些权力和知识，所以当然就不会有近代自然科学——因为用不着！

　　1923年，冯友兰学成归国，到开封的中州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家人也随之来到开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冯友兰已经成家了。那年他自北大毕业，经人介绍与任载坤结婚。任载坤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冯友兰与她同年毕业后，很快就结婚了。

　　1925年，冯友兰离开中州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当时广州是革命的中心，冯友兰本是抱着“想当一个革命的人”的想法而去的，没想到那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各派力量的斗争十分激烈，因此他很快就离开了。

　　1926年，冯友兰到燕京大学任教，两年后又到清华，这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成果是于1934年8月分两卷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他系统地叙述了古今哲学诸家的学说精髓，并予以详尽的考证。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数十年以后仍给予这部书极高的评价，他说：“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 ”

　　冯友兰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36年到1948年，即从日本全面展开侵华战争直到解放战争那段历史时期。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京师诸多大学被迫南迁。冯友兰经长沙至南岳，参加由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合并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战事失利，不久后继续南迁，绕道越南而赴昆明，一路艰辛，无法细述。

　　在路过凭祥的时候，冯友兰不慎左臂骨折，在河内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得重新上路。许多年后，他的女儿宗璞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不过那是冯友兰的好朋友金岳霖以一个哲学家所独有的幽默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

　　冯友兰抵昆明后，担任了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即使是学界名人，也饱尝经济拮据、生活艰辛之苦。对于冯友兰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他的《贞元六书》，冯友兰解释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金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 ”

　　可见，冯友兰心中的哲学，不是那种超然世外、以出世自诩的玄学，而是努力以理论促进实际、愿为国家民族求发展的宏图大业添砖加瓦的入世哲学。

　　冯友兰的好朋友、同为哲学家的金岳霖曾经对他们二人作过一个简单的“评价”：金岳霖自己的本事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而冯友兰则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贞元六书》尽管还有一些问题和缺陷，但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哲学体系，冯友兰作为哲学大师的重要地位也为世人所公认。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携全家人回到北京。不久后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前去讲课。他在美国期间，国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政权颓败垮台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冯友兰在这时选择了返回祖国。1948年，他回到北平，后担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解放前夕，许多人纷纷南逃，但他选择了留下。自此，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四个阶段。

　　解放初期，冯友兰的地位上上下下，很有些跌宕起伏的味道。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重返北大，被分配到哲学系，定为“四级教授”。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住进了燕南园。

　　冯友兰一家先是住在燕南园54号，后来迁至57号。他的后半生都是在这所小院里度过的，因此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其命名为“三松堂”。30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之自序”中写道：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冯友兰的个人经历，是一个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后回归自我的思想历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代表性，有人归结为“冯友兰现象”。那或直或曲、形态各异的“庭中三松”，似乎正可作为冯友兰人生道路中不同时期的象征。

　　初进燕南园，正是冯友兰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情绪极为低落的时期。当时他甚至想辞职归家自谋生路，或者离开教育界。然而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必须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开始努力争取适应新的形势。

　　客观而言，冯友兰对社会主义制度并无恶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与自己的理论学说并无矛盾，但仅作为“百家”中的一家看待。然而，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被认可的科学哲学体系，冯友兰只能也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

　　冯友兰自己说：“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 ”随着这种忏悔的不断深入，他的境况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他参加了政协会议，是二、三、四届政协委员，被重新评为“一级教授”，还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后来则是常委，又兼任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员。

　　毛泽东对他也是礼遇有加，不仅亲自接见，还邀请他与一些学者到自己家里吃饭。有一次在会上相遇，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冯友兰因此而大受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对他的批判似乎始终没有停止过，他所得到的政治评价是，解放前“为蒋介石献策……实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哲学家”，“解放以来始终与党不是一条心，……并常通过学术问题与党的领导对抗，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与党争夺领导权”。

　　因此，他在“政治排队”中一直被列为“中右”。冯友兰陷入一种十分尴尬而痛苦的境地中：国民党骂他“附逆”，共产党认为他“与党不是一条心”；他可以登台讲课，但当的是“反面教员”的角色；他仍然在写文章，却往往成为被批判的靶子。而“文化大革命”的总爆发，终于使这种尴尬与痛苦达到了极致。

　　“文化大革命”伊始，冯友兰很快就体验到了被抄家的滋味。他家中的物品被封，院门口还被写上六个大字：“冯友兰的黑窝”。就在这段时间里，冯友兰的前列腺出了问题，几经周折才动了手术。他出院的第二天便被勒令参加批斗大会，只得挂着尿瓶前去。批斗完了还要游街，大约是因为他的模样太惨了些，得以免遭此难。

　　但是，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冯友兰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极少的生活费；家里的大部分房间被封，东西都无法使用，有一次他被揪去批斗，因天气很冷，只得披了一条麻袋御寒；他的子女受到株连，任载坤也被罚打扫卫生。接着，其他一些住户纷纷挤进燕南园，冯友兰家里最多的时候竟住了六户人家。

　　不久后，冯友兰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任载坤既担心他的身体，又担心他的安全，为了能见到他，便于每天午饭前到“牛棚”附近张望，看到冯友兰排在“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出来吃饭，知道他又活过了一天，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她常去的地方有几块石头，冯友兰称其为“望夫石”。

　　时间到了1968年秋天，冯友兰突然被释放回家了。事后他才知道，自己命运的突变是源于毛泽东的一段话。在不久前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对冯友兰来说，这一句实在能“顶一万句”！

　　随着冯友兰境况的改善，燕南园57号小院的情况也开始有了变化。那些硬挤进来的住户陆续被迁走了，院子基本恢复了原状，而且还被列为“开放户”，也就是可以允许外宾或华侨进入的住户。

　　“文化大革命”波澜起伏，“林副统帅”的自我“爆炸”，引发了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的冯友兰，在持续多年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之后，已经被磨去了棱角，丧失了基本的自信，他判断事物的标准只剩下了简单的一条：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党中央走，跟着革命群众走，“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

　　他积极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写出了若干批判孔子的文章。他的表现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还被戴上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顾问”的头衔。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记得，那个化名“梁效”的大批判组是一个了不得的写作班子，它的文章是指导运动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无人胆敢违抗。

　　作为一位深通儒学的大师，居然积极加入所谓的“批孔”，是一个荒唐的时代悲剧。因此，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再次受到批判审查，就并不奇怪了。但是，这种批判审查有许多过火的地方，他的电话被拆走，国际会议不许参加，外国友人来访不许接见，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被取消……还有人捏造事实，欲置其于死地。就在这时，与他相濡以沫近六十年的夫人任载坤不幸病逝，使他在凄苦中又平添了更大的悲痛。

　　直到1979年，经过“说清楚”，他才算基本摆脱了与“四人帮”问题的纠缠。这年，他84岁。

　　批判之苦、丧妻之悲，似乎使冯友兰从多年的迷失中猛醒，他又重新回到了起点。他抛开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出版的那两册《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开始撰写新的《新编》。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认真地进行对自己“人生的反思”。1981年，经他人协助，冯友兰采用口述笔录的方式，仅用八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三松堂自序》。对于真正想了解冯友兰的人来说，这部回忆录不可不读。冯友兰一生中最受人斥责的事情，便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取意见，改正错误，这叫走群众路线。如果是符合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 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步。这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一位哲学大师，在年近九旬的时候对自己在动乱年代违心作出的错事能公开进行如此严厉的反省，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敬佩！因此也难怪有人深含敬意地说：自己对冯友兰“晚年的行为的苛评，今天重新‘盖棺论定’，应该收回”。

　　冯友兰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上。由于“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因此只能靠自己口述、助手记录的方式写作。所幸的是，他具有过人的记忆力。他写书有一个特点：从来不做资料卡片。他自己说，一切资料都在我的头脑中，用不着做卡片。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在半盲的状态下写出共7册、总字数达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巨著的原因。

　　从1989年开始，冯友兰的身体状况日渐下降，经常住院。此时的冯友兰，已经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对女儿宗璞说：“我现在是有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他所说的“事情”，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就是这件事情支撑着他顽强地活下去。

　　1990年7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定稿完成。11月26日，哲学家冯友兰从容地停止了他的思想。

　　顺着燕南园东面的小径一直走，尽头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两尊石狮蹲在门旁，守护着小小的院门。与城里的四合院不同，这院门上没有门扇，仅拦着一道矮矮的栅栏，那栅栏只关不锁，轻轻一推便可进入。

　　燕南园本来树就多，这小院里更是绿意盎然。一架四处攀爬的老藤，蔓延得整堵院墙都像披上了叶片织成的蓑衣；甬道两侧、阶前檐下，肥硕的玉簪花如霜似雪开得正盛；更多的是不知名的草，绿莹莹地漫开去，颇有些无孔不入的劲头；唯有屋角一丛细竹，迎着微风簌簌轻摇，一副超然出世的模样……

　　院中最显眼的，自然是那几株四季苍翠的油松，虬枝如指，把阳光播弄得碎成一地跳跃闪动的亮斑。这就是“三松堂”。那松树，正如冯友兰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所写：

　　三棵树中的两棵高大稳重，一株直指天空，另一株过房顶后作九十度折角，形貌别致，都似很有魅力，可以依靠。第三棵不高，枝条平伸作伞状，使人感到亲切……

　　但是，如今那“枝条平伸作伞状”的第三株却已经枯萎，仅余半截木桩，“三松堂”已名不副实，实可痛惜。

　　然而，转念想想，似乎也无可痛惜。失去了枝干绿叶这些具体的、表象的东西，仅余的半截残桩便具有了一种空灵的、抽象的含义。或者说，它抛去了“松”的外形，反倒更显出“树”的内涵。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反对者说：“我在故我思。”看似截然相悖，其实各有深意。无论是作为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人”，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独立的“思想”人”应如此，“树”也当如此。就让那残桩如同一具无言的塑像一般立在那里吧，说不定哪天桩头会突然绽出一叶嫩芽，以其“在”证明其尚有“思”。

　　文/陈光中 肖东发


　　来源：网易201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