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江晓原对话“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从书” - 专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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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江晓原对话“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从书”

2003-04-28 11:32:15 来源：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是“划清界线”还是相互亲近，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也将决定两个学科未来的走向。“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自出版以来，引起学界关注。本版特邀请这套丛书的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吴国盛先生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主任江晓原先生就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对谈。希望有兴趣于此的人读后会有所启发。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博导）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主任、博导）

丛书的起因：
学科“再建制”的需要

□　在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中，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发育得最为完善，产生了最成熟的学科范式。近几十年，科学的社会研究成为另一个热闹非凡的领域，但尚未产生足以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匹敌的经典文献和经典作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在我国，对科学的元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学科，一是作为理学一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史，另一是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从前叫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由于托身于哲学门下，而且是理工农医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程，所以在高等院校有广泛的基础，而科学史未在高校扎根，相形之下显得势单力薄一些。

　这两个学科在目前的中国都面临着危机，都要求一个“再建制化”的过程。对科学史而言，这个再建制过程可能主要体现在“外部”方面，即需要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比如在高校生根。而对科学技术哲学而言，这个再建制化则主要体现在“内部”，即需要对自己的学科范式进行重
整。

■　也许你太悲观了一点，至少在措词上是如此。关于科学史和科学技术哲学，这两个学科的“再建制化”，情况稍有不同。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随后又有中国科技大学等两家高校建立了科学史系。“在高校生根”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希望北大的科学史系也能够早日建立，那样形势就更好了。

　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多年来由于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个“国家队”的存在，为这一学科提供了相对比较高、比较严格的学科范式。而从前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则有“自然辩证法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样的谚语，从生命伦理到股票走势，从环境保护到量子哲学……它的研
究范围几乎是无限的。这对该学科的生存固然有好处，但同时也就使得严格的学科规范很难建立。

□　“北大科技哲学丛书”就是为着重整“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范式这个目的而诞生的。正如我在丛书的序言里提到的，科技哲学由于涉及的范围太广，使得自己长期处于失范状态。重整范式的第一步是要明确自己的学术路线和专业方向。我的看法是这个学科事实上已经大体分成了两块。第一块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各门科学的哲学问题，偏重理论，偏重哲学；第二块是新兴的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偏重现实，偏重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

　“北大科技哲学丛书”就是为明确传统的“哲学路线”而编创的。
　即使这个所谓的“哲学路线”，其研究分支和领域也是十分广阔的，课题也是多样化的。学生如何才能走在这样的“学术路线”上?为了走上这个“进路”，需要什么样的基本训练?这套丛书就是想提供这样的基本文献，使愿意在这个“进路”上奋进的学生，有一些依据。

■　从科学史专业的角度出发，我也觉得这套书非常有用。我一贯主张学科学史的研究生一定要学习科学哲学，多年来我对我的研究生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我的动机和你的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经典作品，学科学史的研究生如果认真研读，哪怕只是研读其中的一两种，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　多少年来，我感觉科学思想史、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四个分支学科应该构成这条“哲学路线”的核心和基础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基本文献和经典著作应该成为学生的必读书。打下了这些基础，愿意研究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学生，也会有一个较高的哲学视角和较宽广的知识背景。

科学思想史：
一个不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编史纲领

□　你可以看出来，第一辑推出的5本中，差不多都是属于西方科学思想史学派的作品，这些作品我们过去介绍得很少，以至于人们谈科学思想史的多，知道“科学思想史”是怎么一回事的少。这里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首要一个原因是，中国科学史界的主流即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学者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你们科学史界的事情，你们总应该了解一下西方的科学史家都有哪些成就，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　这种情况我感触太深了。因为自己开始时就是属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阵营中的。很多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做科学史，如果研究外国的事情，如何比得上外国人?只有研究我们自己古代的玩意，才能在外国人面前“站得住”。这种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即使只想以研究中国古代的玩意来立身，至少也应该了解西方的科学史研究成果，以便构成必要的背景知识。

　但这时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很多人将科学史研究视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工具，而他们心目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又竟是即便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也在所不惜的。因此任何西方的成就，都是不愿意谈到的。或者是“非礼勿视”，或者是视而不见以保证“非礼勿言”。久而久之，许多研究者对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十分隔膜，结果研究自己祖先的玩意时，也经常弄出夜郎自大的结论来。

□　话说回来，西方的科学思想史学派的纲领，的确跟中国科学史关系不
大。过去100年来，西方科学史界大体出现过3种编史纲领：实证主义、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每一种编史纲领的背后都潜伏着一套对“科学”的理解，也就是说，都有一套科学哲学在支撑着。

　我的看法是，“中国科学史”这个学科在创建的时候，秉承的就是一套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编史方法论，因为只有实证主义才能提供一种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的科学观，而正是这个科学观支持了“中国有科学”、“中国的科学能够纳入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之中；’等观念，才使得“中国科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成为可能，赋予这个学科以合法性。

　80年代以后，少数科学史家尝试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科学史，比如你的《天学真原》，试图开创新的编史纲领。我一直高度评价这一成果，认为它是社会史纲领在中国科学史领域的成功范例。事实上，你的编史纲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的社会史，我觉得名之以“科学文化史”更为合适。但是正如你已经意识到的，你的“文化史纲领”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编史纲领”提出了挑战，比如，重新挑起了或至少助长了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再讨论。

■　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3种研究纲领难免有相互渗透的情况。比如，实证主义的研究纲领，恐怕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被彻底放弃。难道对于“中国科学史”这一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实施“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没有可能吗?

□　尽管可以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引进或创造新的编史方法，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科学史中运用“科学思想史”方法似乎不太可能，这是由“科学”这个词的严格规定性带来的。西方的科学形上的因素与形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有科学思想的“历史”一说。中国形上的东西与形下的东西都有，但没有结合在一起以形成“科学”。对中国“科学”史使用“科学思想史”方法基本上没有可能。当然这里要区分作为编史方法和编史纲领的“科学思想史”和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后者总是可能的。最近席泽宗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出版，我觉得就是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

■　你刚才说，了解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本来应该是你们科学史界的事情”，这我当然同意，我们应该为此努力。比如最近我和两位同事合作翻译了《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也算是在这方面略尽绵薄的表现。在这方面其他同行也做过工作。但是——听起来像是我们在相互推卸责任——科学哲学界不是也应该关心科学史的研究吗?

□　这正是科学思想史纲领不为中国学界熟悉的第二个原因，即中国科学哲学界不注重自己的科学史基础训练。本来科学哲学家应该天然地关注西方的这一部分科学史工作，因为它们可以为科学哲学的立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我们都知道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其实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的案例研究，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来自他对伽利略的案例研究。我以为，中国的科学哲学界至今没有摆脱翻译、引介命运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科学思想史案例研究。

■　国内也有人做你所说的“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但是确实未能进入“作为编史方法和编史纲领的科学思想史”。以前有一位中国科学史界的前辈，曾取笑国内一些同行的科学思想史工作是“靠序言做科学思想史”一意思是说，那些人仅仅读一下某人著作的序言，就写一篇“某某(人或书)科学思想初探”之类的文章，也就算是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了。难怪科学史界流传着一段极为刻薄的名言：“搞不了科学的去搞科学史，搞不了科学史的去搞科学思想史”，自尊心脆弱的同行闻之，无不痛心疾首。

□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半后叶里，西方科学史界产生的经典作品大部分属于科学思想史学派。近10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了解这些人的工作。我在1994年编了一本《科学思想史指南》，这几年翻译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名作。比如由刘兵教授主持的“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1999年推出了科恩的《牛顿革命》、吉利思俾的《(创世纪)与地质学》、鲍勒的《进化思想史》，2002年推出了诺夫乔伊的《存在巨链》、柯依列(即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由任定成教授主持的“剑桥科学史丛书”共11本，其中多数属于思想史。目前这个领域的翻译引介工作尚处在早期，许多书名、人名、专业术语都没有统一，但总的趋势不错。

■　你那本《科学思想史指南》，对于中国的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来说，都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好书，我经常推荐给研究生研读。但是20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代，科学史界有些同行，极力要和科学技术哲学划清界限，强调“我们和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还有将科学技术哲学贬称为“自然变戏法”的。科学技术哲学界看不起科学史的当然也大有人在，比如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不过“翻翻古书而已，其实不懂科学”，或者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只不过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余绪而已。

　希望今后我们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能够更加亲近，我们系的全名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除了“与国际接轨”之外，也是因为对于上述亲近有厚望焉!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3.4.25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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