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经济学原理》（订购）

朱晨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01

不同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选择压力

　　在欧美国家，"乳糖不耐受"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基因缺陷，携带者无法消化牛奶和奶制品，症状就是一喝牛奶就肚子胀、肚子疼甚至拉肚子。但科学家们对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发现的古人类骨骼进行DNA检测后发现，这些古人类几乎都携带乳糖不耐受基因。换句话说，“乳糖不耐受”其实是人类的常态，“乳糖耐受”才是最近几千年中出现的一种新“变异”。

　　考古学研究显示，人类是在约1万年前才开始喝牛奶的，这一时期也正是人类由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通过农业革命转型为耕种和畜牧社会的伊始。事实上，正是由于一部分人类驯化了奶牛并成为"牧民"逐渐开始畜牧生活，才使得乳糖耐受基因由最初的小小突变，逐渐一代一代地被“选择”为牧民后代（如欧美民族）中的主流基因。相反，东亚民族由于主要为农耕文明，以种植水稻、小麦和其他农作物为生，所以作为后代的中国人大部分仍为乳糖不耐受型，乳糖耐受型的比例只占10%左右。

　　对于乳糖耐受基因被选择的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在此展开充分的想象：8000年前风和日丽的古欧洲牧场中，小A和小B两个小伙子都到了适婚年龄。小A是传统的乳糖不耐受型，虽然放着牛，但和大多数村里人一样，一喝牛奶就胀气肚疼，每天只能喝一点点。小B正好携带了一个突变的乳糖耐受基因，这使得他喝起牛奶来完全没有不适的感觉，每天把牛奶当水喝，营养摄入比小A好了很多，日积月累长得人高体壮。新石器时代的婚恋市场中，强壮的小B自然比小A更受欢迎，受到更多姑娘青睐，也会有更高的概率早生孩子、多生孩子。而小B的后代中携带乳糖耐受基因的比例会比平均值更高，这些后代也会因为可以消化牛奶长得更壮更健康，生存率更高，更容易找到伴侣生小孩。一代又一代，这种“自然选择”的压力方向和作用最终使得乳糖耐受基因在牧民后代中由小众变为大众。

　　另一个例子来自有着“海洋游牧民族”之称的巴瑶族人（Bajau）。巴瑶族是东南亚的一个民族，生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海域。几千年来，巴瑶族人以木制船屋为家生活在海上，靠潜海捕鱼为生。巴瑶族人是自由潜泳的高手，能在不依赖氧气设备的条件下，潜到30米甚至更深的海域捕捉深海鱼，寻找珍珠以及海参，且一次在水下的滞留时间可以长达13分钟。llardo等（2018）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研究发现，与其他族裔相比，巴瑶族人不但有着更大的脾脏，而且这一表型差异源自巴瑙族人PDE10A基因的变异，这些都使得他们的熬气能力能够发挥到极致。正是PDE10A基因的变异增加了巴瑶族人的脾脏大小，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充氧红细胞，使得他们更加适应于所处的海洋游牧环境，甚至在不从事潜水活动的巴瑶族人中也是如此。这项研究首次报告了“潜水基因”的存在，为人类对于所处环境的遗传性适应提供了有力新证。

02

谷物耕种历史对现代人的影响

　　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看出，农业的出现虽然只有大约1万年，但却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最为关键的里程碑之一，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据考证，谷物的种植或许源自原始人类无意识的行为。生长于新月沃土地区的野生谷物一旦成熟，便会从谷穗上脱落下来。而驯化后的作物是不会掉穗的，这便利于集中收割。自公元前1万年开始，人类先后驯化了小麦、水稻、玉米、土豆、小米和大麦等谷物。农业耕种的发展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定居行为和人口爆炸让农业社会产生阶层分化，推动了社会向更复杂的形态发展。

　　从饮食结构的角度看，与狩猎—采集社会相比，农耕文化的人们由于农作物的驯化，饮食中来自于谷物的植物性成分比例显著升高，动物性成分降低。在人体内，代谢植物性脂肪和动物性脂肪的酶是不同的。有学者发现，农耕社会后代中的脂肪酸去饱和酶基因（FADS1）活性更高，这表明“自然选择”的压力很可能来源于农业社会特殊的饮食习惯：拥有FADS1基因的原始农民能够更好地消化植物性脂肪、活得更长更健康、更容易找到伴侣生很多小孩，久而久之，FADS1基因在农耕后代中携带的比例就变得高了。

　　在多种农业实践活动中，9400年前起源于我国的水稻种植又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玉米等）的种植具有显著差异，如水稻种植所需劳动投入时间更长、对集体协作要求更高等。Zhu 等（2021）的遗传经济学研究报告了水稻种植和特定表型相关基因之间的联系。作者构建了包括身高、体质指数（BMI）、抑郁症风险、时间折扣率、生育意愿、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和酒精耐受相关的9个多基因评分或基因型，研究它们与中国水稻栽培历史的关联。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表明，水稻种植历史在基因层面上与较高的生育意愿以及较低的酒精耐受性显著相关。这一研究结果说明水稻种植活动很可能在较短的历史进程中（几千年）影响了人类进化；并且表明了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文明转型事件虽然对基因影响很小，但仍然可以检测出来。我们将在第10章详细介绍这一研究。

　　水稻种植影响特定人群的文化和行为差异并不是一个新想法。Talhelm 等（2014）以水稻种植为主要解释变量，提出了解释中国南北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差异的"大米理论"。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水稻种植与其他各种特征之间存在联系，如职业道德、合作、合群性和关系稳定性等。虽然早期的论文倾向于关注围绕水稻种植而建立的文化资本和生产习惯的需要，但最新的遗传经济学研究已表明，这一现象可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现象，而是有着基因层面的基础。

　　利用农业来改变群体行为的做法自古以来被人们所熟知。古代封建制度的倡导者倾向于从道德和仪式的角度来描述利用粮食生产系统建立政治控制的过程，但权力实际上是通过将每个人与特定的土地捆绑在一起而实施的。以西周（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为例，它是一个有两个阶层的社会：拥有土地的封建贵族和没有土地的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井田制”来构建的。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作“井田”。井田制的实质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在井田制下，所有的土地都归当地贵族或地主所有，但由其佃户耕种。佃户以八户为单位，每个单位负责九块田地，以“井”字的形式布置。每家每户都耕种外围的一块田地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共同耕种中央的田地作为向地主缴纳的税款。农业耕种除了满足生存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加作用，就是使民众更容易被管理。

　　商鞅《商君书》中有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纯纯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说的便是通过农业耕种活动使民众专心务农，那样民众就朴实好管理。

　　粮食、生存、文明和社会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谷物中甜美的碳水化合物的激励下，人类在事实上重组了社会，改变了我们的生物学特征，消灭了其他不重要的竞争物种，以满足对于十几种特定谷物不可阻挡的征服或是被征服。在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故事《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这句话对于人类与谷物的关系而言也十分适用。

　　本文节选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遗传经济学原理》。

　　相关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推出《遗传经济学原理》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