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第三版）》（订购）

谢维和 文雯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在本书修订版出版15年后，本书作者谢维和教授再次对图书进行了修订，并以《教育社会学》冠名。谢维和教授等结合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国内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种新变化，改进了以往教育社会学理论对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论述。创新性的尝试，拓展了教育社会学的内涵，使得本书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更大的突破，同时对实践有了更强的解释力。今天让我们跟着谢维和教授的文字，一起来进一步了解这本书吧。

　　作者简介

　　谢维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教育社会学家。现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评价专委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未来教育与评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教育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和青少年研究等。

　　编辑推荐

　　本书是《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一书的第三版。该书已经成为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本书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活动”这一立论出发，分别论述了教育活动的各种要素和形态，如教育过程、教师与学生、课程与教学、学校与班级、教育制度、教育结构等，构建了教育社会学的基本学科理论框架，形成了对教育社会学独具特色的认识。在本次修订过程中，作者对教育活动的不同形态与社会的关联进行了更加专门性和具体的分析，改进了以往对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论述，从而在理论的深度上有了更好的拓展，同时在学术的前瞻性和引领性方面有了更大的突破。

　　精彩试读

“反求诸己”之不易

——第三版修订后记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此话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以及中国人道德修养的基本方式，也道出了一种做学问的境界。然而，真正要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反求诸己，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我在本书第三版修订过程中非常切身的一个体会。

　　中国有这样一句谚语：“文章是自己的好。”言下之意是，要想对自己的文章狠下杀手，包括做一些删除、修改、完善与精简，都实属不易；甚至文章中的错别字或笔误，自己也很难发现。这次对《教育社会学》的修订，是最难的一次，由此我也对做学问与写书，特别是修改工作有了一点点深入的体会。我把它概括为“三难”。

　　其一，精简难。

　　第三版修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删减第二版的篇幅，尽可能让书薄一些。实事求是地说，在补充自己的某些新认识与新观点时，笔头是顺畅的，往往一气呵成；而在精简与订正过去的某些表述与论证时，笔头则常常迟滞难行，甚至有一种割肉的心痛。其中最难的是删除那些“不太干净”的叙述与论证，唯恐自己没有说清楚，或者担心别人看不懂，每一个字都舍不得放弃。原计划是把第二版60多万字压缩15万字，现在看来也只实现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二。有的学者认为，“人第知落纸淋漓，顷刻数百言为至乐，而不知从事剃剪，顷刻数十行，亦为至乐”。可我却没有这样的境界，常常感到删改过程并没有那么快乐。这的确反映了自身学识修养的阙如。

　　这种精简难的现象，好像还有点普遍性。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常常是写起文章来动辄洋洋洒洒地数万言，好像不把世界上的词汇用完不罢休；参加学术会议或论坛，往往是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甚至得意忘形地充耳不闻主持人的提醒。如果说以往的时代人们缺少信息，那么如今社会的信息往往是too much（太多），甚至让人们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以至于在阅读时找不到北，抓不住重点。其实，写多比写少更容易。真正要写短小的有内容的文章，以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道理说明白，那才是高水平。能够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知识与信息中进行筛选，在不断更新迭代的知识发展中抓住那些关键的核心观点，这是信息社会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学术能力，也是高质量论著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药灵丸不大，棋妙子无多”（唐代徐仲雅《赠江处士》），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把那种冗长的文章比喻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我过去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有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的李老师在这个方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期末考试卷中名词解释的答题做了一个规定：一个名词解释不能超过25个字，否则就要扣分。这真是难为了那些不能真正把握名词概念的要义，把名词解释写成一篇小论文，让老师在其中找答案的学生。当然，这也提高与锻炼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注重精炼准确的意识与能力。由此，我想说的是，删改与精简自己的文章其实就是一种学术上的反求诸己。

　　其二，“顺应”难。

　　第三版对第二版的某些观点与论述进行了比较大的删改，也补充了自第二版出版以来我对相关问题与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全书各个章节的题目进行了系统的调整，采取了一种新的表述风格，更加具体生动地说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在修改与订正的过程中，我也征求了一些同行和编辑的看法。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赞许的、认可的，真正提出意见的不多。而我发现，在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时，自己常常不由自主地会采取一种“同化”的认知模式与思想态度，即总是将这些意见与看法纳入自己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框架中，以自己原有的知识系统与认知结构去解释它们，而不能自觉地采取一种“顺应”的认知模式与思想态度，切实地根据某些有价值的新观点，修改与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或理论体系。这真的是一种思想固化的现象。

　　“同化”与“顺应”是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人的认知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同化即认知结构不发生改变，将外界刺激直接纳入原有认知结构；或者说，这是个体利用已有图式把新刺激纳入已有知识结构的过程。同化是认知结构的一种量变的过程。顺应是改变认知结构接受知识，或者是，个体改变已有图式或者形成新图式来适应新刺激的过程。顺应是认知结构的一种质变的过程。简言之，同化是客体对主体的适应，顺应是主体对客体的适应。相比较而言，顺应往往代表着一种不断的进步与成长，而同化则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停滞，至少是一种迟缓。在这次修订中，我便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同化”取向。其实，岂止是这次书稿的修订，自己平时与同行交流以及与学生讨论问题时，“同化”的取向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这难道不正反映自己的学术生命已经呈现出一种“老态”了吗？！需要警醒啊！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学术的变化推陈出新。我非常希望自己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年轻”一点，少一点同化取向的认知模式，多一点顺应取向的认知模式。

　　其三，平和难。

　　第三版修订一个十分重要的初衷，是尽可能将原书中某些比较抽象、晦涩的话语与言辞修改得通俗一些。虽然还难以做到“大俗大雅”，但力求写得平和一点。由于我自己的学科背景是哲学，所以总是习惯于思辨的分析，并且在叙述中常常比较理论化。本书第一版的读者曾经跟我反映，书比较难读，有些地方看不懂，还有些地方好像没有说透彻，等等。对此，我有时还在心里想，现实社会与教育本身就是如此的复杂，甚至也存在许多看不懂的地方，反映现实社会与教育的研究成果怎么可能太简单呢？！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自己对现实社会与教育的认识不够透彻，还不能达到一种简约与通透的程度。其实，读者还是喜欢看朴实平和的文章。朴实指的是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不追求某种气势磅礴的大话，没有什么晦涩艰深的词汇，也不见某些标新立异的字眼，更不用某些故弄玄虚和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平和指的是叙述心平气和，循循善诱，没有某些激动人心的排比，或者那种咄咄逼人的质疑，没有什么居高临下的说教，或者是辛辣刺激的嘲讽，也看不到哗众取宠的煽情。这样的语言和叙述读起来爽口悦心，容易入眼入脑。这也是我在这次修订中对自己的要求之一。朴实平和的教育文章一定是比较好看的，它能够让人们喜欢读、容易懂，看起来不紧张，而且能够很愉悦。可以说，这是教育研究的基本功之一，也是教育研究的一种专业要求。如果说文学作品追求更多的是峰回路转、起伏跌宕的情节与“噱头”，哲学论文讲究更多的是鞭辟入里、反复诘难的思辨与沉思，自然科学论文追求更多的是严谨缜密、重复验证的实验与数据，那么，教育研究的文章则一定要有教育性。这种教育性在文字上的表现与特征之一则是朴实平和，甚至可以是“大白话”，是有乡土与生活气息的话语，由此形成非常有效的可接受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谈到社会交往中语言的有效性时，第一条原则就是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仅说的是语言内容的客观性与实事求是，而且强调能够得到交往双方彼此之间的理解与领会。不能被语言交流的双方所理解的语言，又何从谈得上真实呢？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真诚性原则，更是进一步突出了语言的感染力，将语言交往中相互之间的可接受性作为语言交流有效性的重要条件。教育研究的文章想要达到有效的教育意义，就应该特别重视这种真实性和真诚性的原则。

　　朴实的语言与平和的叙述，并不意味着教育研究的学术文章没有水平。恰恰相反，能够用某种朴实平和的语言写出有思想的理论文章，能够用简单明了的文字表达深刻的道理与观点，能够明明白白地写出人们心里朦朦胧胧但无以言表的想法，以及将教育实践工作者丰富的实践感受与直接经验相结合，提炼与概括成通俗易懂的理论，直观地反映了学者和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水平。正如中国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唯得道之深者，然后能浅言”。这样的文章不仅从现实走进了理论，而且从理论中走出来，回到了现实，达到了一种学术与实践的融合，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一种包含了特殊性的普遍性。同时，我在修订中越来越发现，如果没有能够全面地理解和领会教育的某些问题，写出来的文字往往也会让读者一头雾水。

　　著名思想家布伯曾经非常通俗地表达了人与人对话的理论。他认为，真正合理的人与人的对话，就是一种“我与你”的对话，而不是“我与它”的对话。前者将对话者看作一个人、一个与自己同样的主体，而后者则是把对话者看成一个物、一个单纯的客体。这种“我与你”的对话是一种朴实平和、能够彼此共情的语言交流，一种相互尊重和惺惺相惜的平等叙述。所以，能否写出朴实平和的好文章，关键还在于研究要到位，学问要到家。其实，国内外许多非常有名的教育家和学术大师，如陶行知、叶圣陶、晏阳初、丰子恺，以及杜威、苏霍姆林斯基、蒙台梭利等人，他们的文章都是非常朴实平和的。

　　在第三版的修订中，尽管自己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但还没有能够达到这种平和的程度。说到底，仍然是自己的学术修养不够，对教育的认识与理解有差距，对实践的体验与提炼没有从抽象回到具体。更重要的是，朴实平和的写作风格与长期扎实的学术训练息息相关，也与在教育实践领域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正所谓文如其人。我想，做教育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是朴实与平和的人，能够看懂教育的实际，体会教育的内涵，了解教育领域的人们在做什么、想什么、烦什么、苦什么、难什么、要什么……，能够彼此尊重和相互学习。这样，才能够写出朴实平和的文章来。

　　第三版的修订对我而言是一个重新认识与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反求诸己的过程。我越来越感到，对于从事教育学术写作的人来说，反求诸己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学者的自我革命，是提升自身学识修养的重要途径，需要坚韧与毅力。

谢维和

2022壬寅年冬月于清华园荷清苑

　　文章内容节选自《教育社会学（第三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来源：教育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