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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特色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广东高教社《中国语言文学通史》

曾昭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副教授）

2004-01-14 11:27:18 来源：

　中国语言学发生很早，而对它进行系统整理则是很晚的事。笔者近年来翻阅了各种语言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各有其优点，其中，班招先生所著的《中国语言文字学通史》，是一部简练而富有特色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
　《中国语言文字学通史》，全书共25万字，分八章，即：(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语言学的萌芽：诸子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二)秦汉时期——训诂学、文字学的兴起及《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重要著作的问世；(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文字学、训诂学的继续发展，反切注音法的发明，韵书的出现及其发展，少数民族语言若干重要著作的问世；(四)宋元明时期——音韵学的继续发展；(五)清朝时期(上)——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全面发展；(六)清朝时期(下)——国外语法学理论的传入和汉语语法学著作的产生；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七)民国时期(上)——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传入，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八)民国时期(下)——现代汉语修辞学、方言学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古文字学的继续发展。
　从上述章节的主要内容已经可以看出，该书的特色之一即是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绩。
　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史著作都称为中国语言学史，其实这是名不副实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之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在语言研究方面也有自己的突出成绩。这一点，往往为语言学史的研究者们所忽略。在这一方面，《中国语言文字学通史》是真正无愧于“中国”二字的著作，它不仅注意到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伟大成绩的汉语研究的历史，同样也注意到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例如，关
于中国语法学的产生，各语言学史著作都一致认为是19世纪末期，其标志即《马氏文通》，其实这一说法是极不妥当的。班著在第六章《国外语法学理论的传入和汉语语法学著作的产生》一节中简明扼要地指出：“事实
上，中国人写的最早的语法著作应是图弥三菩札所写的《授记根本三十颂》和《字性缀联法》，时间是公元7世纪。图弥三菩札是藏族学者，曾留学印度，他所写的《授记根本三十颂》和《字性缀联法》是关于藏语语法的最早的著作，也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语法著作。比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早约1200年……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图弥三菩札的语法著作不但比马氏的语法著作早得多，其理论来源也不一样：马氏的语法著作是受了西方(欧洲)语法学的影响(马氏所谓‘仿西方葛郎玛而作’)，而图氏的语法学著作则是受了古印度语法学(梵文语法)的影
响。”(175页)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对中国语言学史有全面了解的话，就不能再继续忽略中国少数民族学者的早期著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我们只能说《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学的第一部专著，而不能说它是中国的第一部语法学专著。
　该书的特色之二是中外对比。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史著作中只谈中国的汉语言研究历史，不谈外国同一时期的语言研究情况，这往往会使读者知道祖国语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而不知道如果与外国有关研究相比究竟强在什么地方。相应地，国外学者往往也由于对中国语言学史不甚明了而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例如前些年美国的梅祖麟对王力先生的攻击和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成果的非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想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并不真正了解国内的语言研究成就。同样，我们在学习中国语言学史时如果能同时了解一点国外同一时期的研究状况，既可避免妄自尊大，也可避免妄自菲薄，并可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国乃至世界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在这一方面，班著已经为我们做了重要的工作。该书在每一章的后面都有若
干附录，而其中第一个附录都是《同时期国外的语言学研究》。例如，在第二章《秦汉时期》之后的附录中，作者说道：“本时期的文化学术中心之一古希腊有不少学者研究语言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语法学家狄奥尼·特拉克斯，他的代表作《希腊语语法》。……其后，另一个学术中心罗马受希腊语法学的影响，出现了拉丁语语法学，著名的首推瓦罗，代表作是《拉丁语语法》。……”(52页)从这一简明扼要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与中国秦汉时期同时的外国语言研究集中于语法研究。语法研究固然是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弱项，但有更多的强项足以与外国语言研究相媲美。例如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第一部方言著作《方言》、第一部词源专著《释名》等等，不但都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第一部，同时也都是世界语言学史的第一部同类性质的著作，其学术价值与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作者在正文的叙述中也时时表现出中外对比的史家眼光。例如在论及汉代扬雄的《方言》一书时，作者说道：“按理说，像《方言》这样具有开创性的伟大著作应该能够引起重视进而带来方言学的蓬勃发展，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就像先秦诸子的那些很了不起的语言学理论后来没有获得发展一样，《方言》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间只有郭璞为其作过注，然后就一直等到清代的戴震等人才开始重视它(但清人仅是从训诂的角度加以借鉴而不是据以发展方言学)。可以说，《方言》已经叩开了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方言学殿堂的大门，然而却后无来者，这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令人遗憾的不幸。直到本世纪初，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后，人们才发现，《方言》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与现代语言学不谋而合。”(36页)平实的叙述话语之下涌动着作者对祖国语言研究的深厚感情，也让我们看到传统语言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中外对比和古今对比表现出来的，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
　该书的特色之三是重视原典。原典是我们从事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于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同时，从原典中抽绎出理论，总结已有的成绩和不足，并用以指导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班著在这一方面的特色也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作者所做的关于中国语言学史上有关著作的评介都是从对原典的阅读中总结出来的；另一方面，作者在每一章后面都有若干附录，这些附录除了前面说到的同
时期国外的语言学研究这一内容之外，更多的是每一章正文中所谈到的著作中的纲领性文献。例如第六章《清朝时期(下)》后面就有十九个附录，除了第一个之外，其他的都是有关文献：如顾炎武《音学五书》叙、后叙、答李子德书，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钱绎《方言笺疏》自序，宋翔凤《尔雅义疏》序，段玉裁《广雅疏证》序，王念孙《广雅疏证》序，陈澧《切韵考》序、条例，刘淇《助词辨略》自序，阮元《经传释词》序，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王引之《语词误解以实义》，章炳麟《王伯申新定助词辨》，马建忠《马氏文通》
自序、后序、《例言》、《正名》，《清史稿·马建忠传》，马相伯题马建忠著《东行三录》。这些文献的价值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班著把它们列在书中，既有议论与材料互相印证之作用，避免了空发议论，抵制了浮躁学风，又为阅读使用这部专著的人提供了莫大的方便。因为，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手头未必能有这么齐全的古籍资料；而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些文献更是为学习语言学史的有关基础知识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中国语言文字学通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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