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订购）

杨增岽 修政 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

　　《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是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易经》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易书，其中《连山》《归藏》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按《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周易》的形成，简单说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具体而言，就是上古时期伏羲留天地之象，中古时期周文王演《易经》之道，近古时期孔子及弟子注《易经》而成《易传》。这一过程中，经传合一，终成《周易》。

　　《周易》的形成，周文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商朝末年，周文王广施德政，远近百姓纷纷投奔，周国由此日渐繁盛。然而，这一切引起了商纣王的猜忌。不久，商纣王将周文王拘禁于羑里，并杀死了他的长子伯邑考。在被拘禁的7年中，周文王并未在绝境中沉沦，而是潜心推演始祖伏羲氏留下的天地大道，并由前者的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同时，周文王把自己对天下大势的认识融入其中，由此推演出最古老的《易经》。这就是“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最初的《易经》，主要反映了周文王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德行和思想。数百年后，出于对周文王的仰慕与追怀，晚年的孔子对《易经》最为痴迷，因此手不释卷，以至“韦编三绝”。意思就是说，孔子对《易经》爱不释手，就连串接简册的用熟牛皮做的绳子都被磨断了三次。最终，孔子及其后学阐释《易经》的著作被编为《易传》，成为《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易经》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它提出了万物生长的根源是阴阳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肯定事物运动变化永无止境的基础上，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和“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等命题，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周易》的基本原则，是观察自然规律以安排人的言行。自然规律是变化中有其不变，循环不已而永葆生机，人要学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因如此，《易经》的伟大不在于创造了或者间接产生了一系列的“算命之法”，而在于它启发我们明了人间的“贞正之道”，如果我们能沿着《易经》指明的这条“贞正之道”，人生道路必然能够“元亨利贞”。《易经》并不局限于占卜预测，而倾向于“天命最终还是靠人事”的思想，这或许也是中华民族比其他国家和民族更早进入世俗社会的原因之一。

　　天道有常，阴阳互应而刚柔相济；君子有为，自强不息而厚德载物。千百年来，古代先贤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物换星移间苦苦寻找乾坤变化、万物始终的终极规律。正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周易》在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同时，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此而论，中华民族之所以历众劫而不覆，逢畏难而不倾，与《周易》中所提倡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数千年来，《易经》高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密切地联系着整个社会人生。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如孔子所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这个角度而言，《周易》也是一部人生之书，它可以帮助人们在生活中采取正确的人生态度，并在前途命运上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的产生似乎和汉字“书”的出现有某种关系。《尚书》最早就叫做《书》。上古时代，人们把刻写在竹木简册上的政事记载叫做“书”。直到孔子在2500多年前，将其整理成教授弟子的教材，也叫《书》，称为《尚书》是汉代出现的。《尚书》的“尚”字，在古代通“上”，就是指上代、上古。所以，《尚书》其实就是“上古之书”的意思。

　　《尚书》记载了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思想传统，其内容上起唐尧虞舜，下迄春秋前期的秦穆公，涉及1300余年的历史，主要记录上古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被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其内容包括君主训令、政府公告、出征誓词以及君臣之间的谈话纪要等。《尚书》共五十八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分成四部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在介绍《尚书》时用了这样十二个字：“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即《书》的奥义充分地体现在典谟、训诰和誓命当中。这里说的是《尚书》的六种体例：典、谟、训、诰、誓、命。典是先王们用来治国的典章制度，如《尚书》的第一篇叫《尧典》，记载了尧和舜治理国家的一些事情。谟是记载古时君臣谋划治国方略的言论，如《皋陶谟》篇就主要记载了舜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大计的对话。训即大臣对君主的劝谏。诰主要是君主对臣民的告示、告诫以及劝勉。誓是在战前君主对将士的动员令或宣战令。命就是君主所颁布的正式命令。

　　打开《尚书》，格言警句俯拾皆是：谈及官吏选用，有“知人则哲，能官人”“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要做到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无偏无党。处理对外关系时，应以“睦乃四邻”“协和万邦”为最高准则。围绕为政者个人的修身立德，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要从自身着眼，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要从细节着眼，从小事做起，做到兢兢业业、慎始慎终。而“满招损，谦受益”“有容，德乃大”“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这些出自《尚书》的名句，其思想内涵更是早已超越政治的范畴，成为全体民众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

　　“民本”这一概念即萌发于《尚书》。在《尚书》多篇中均可看到，为政者们不仅提出了“民惟邦本”“民心”为重的思想，并且也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有所体现。翻开《尚书》首篇《尧典》，文中对尧帝的颂扬是同百姓密切相连的。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自《尚书》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和伟大力量。当世界各个文明都还匍匐于神与鬼的脚下时，中华文明最早发现了天地间的黎民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体。这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可谓石破天惊。后来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源于这里。这是中华文明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伟大飞跃。

　　《诗经》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典籍之一。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仅反映了商周贵族、国人等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也以“国风”的形式展现了华夏文明在地域层面的多样性特征。同时，周代贵族对于《诗经》的多种展演方式及其演变彰显出周人礼乐文明的兴衰起落，因此孔子感叹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风，此谓国风的来源。3000多年前的周朝，专门设置“采诗之官”。每年春天，就会像采摘花果一样，会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作为施政的参考。采诗官行走于田间阡陌，将其听到的民谣小调，看到的风土人情，体味到的人间疾苦，采集成了一支支田园牧歌，构筑起先民们最淳朴的精神世界。因此，《诗经》写的都是我们熟悉的生活：瓜果蔬菜、花木鸟兽鱼虫、男女情感、夫妻相处、农耕生活、军旅情愫……真实、生动、清澈、温暖，质朴得可爱。草木之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衣着之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情感之美，“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季节之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诗经》还有一个来源，庙堂之上，天子听政，公卿、列士献诗。这样的政治，亦风雅如诗，故《诗经》中，便有了大雅、小雅。而颂，则是庄严的祭祖歌。诗歌内容的采集、诗歌音乐的谱写、诗歌形式的演奏，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某种程度上说，吟唱诗歌是一种高级的教育形式。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乐教”，因为它关乎人的品德品行，关乎乡土社会的风气风俗。一旦“乐教”出现混乱，人的品质也会随其败坏，“礼崩乐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诗歌虽属文艺的范畴，但在当时承担了教化育民的作用。《诗经》是周代诗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礼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要途径。孔子谓“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周人通过建构“诗教”“礼教”“乐教”体系而逐渐形成了“诗礼文化”，经由历代王族宗子、公族宗子与家族宗子的大力倡导而不断完善，进而经由历代上自庙堂下自民间的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逐渐成为华夏礼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从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中国先民就这样“诗意地栖居”。诗源于歌，歌源于谣，谣是对生活最原始的描写。鲁迅先生曾经比喻说，中国文化第一首歌谣就是先民们抬木头时发出的“吭唷吭唷”的声音。歌谣是生活的提炼，诗赋是心灵的呼喊。《诗经》里的诗就是中华民族先民们最早的心声。先民在诗里，向我们倾诉文明初曙时的欣喜和恐惧。

　　从春秋到今天，两千五百多年间《诗经》一直处于儒家经典中数一数二的地位，成为古往今来读书人必读之书。《诗经》解释了几千年前中国人为何会这么想、这么做，也解答了今人如何借祖先的智慧，让自己过得更好。爱情、生活、战争、饮食、文化、志向、生死问题，都能从这里找到答案。三千年前的古人，“诗意地”创造了今天中国人的情感逻辑和思维方式。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易经》《尚书》和《诗经》，每一页文字，都昭示着先人圣贤的智慧。两千多年文明典籍的传承，数万字的经典著作，是历代先人为民族复兴、为国家建设、为天下生民追寻的精神传承。读《尚书》，方知“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伟大壮举、“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华传承。读《易经》，方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为人之道。读《诗经》，方知中国的文字有多美，多有力量。《易经》《尚书》和《诗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哲学。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传承不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这些作为先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典籍，它们是中华民族无论面对什么艰难处境都可以栖身给养的精神家园。

　　本文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历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书。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