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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读书梦

姜华

2005-08-17 11:35:07 来源：

由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教授编选的“漫谈文化”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是一套非常有趣的文化读物。丛书按内容分为十种：《男男女女》、《父父子子》、《读书读书》、《说东道西》、《闲情乐事》、《事故人情》、《乡风市声》、《生生死死》、《佛佛道道》、《神神鬼鬼》。作者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弘一法师李叔同、鲁迅、徐志摩、叶圣陶、许地山、丰子恺、柳亚子、朱光潜、汪曾祺、宗璞、贾平凹……据陈平原教授说，为了编选这套丛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三位翻阅了无数旧期刊，遍览了图书馆的藏书。开始时是纯粹为编书，随着工作的深入，这项有意义的工作竟然成了三位教授撰写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副产品”。虽是“副产品”，但是丛书专题划分之独特与雅趣、选文之广泛与精到还是颇引人注目。况且，以学者的眼光、按学术的标准来编选谈“文化”的书，对于读者而言，也是颇值得期待的事情。

丛书中的《读书读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完此书，“中国人的读书梦”这个题目一下子跃入了我的脑海。

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读书首先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能够读书的人把通过读书获得知识看成一种获得权力的方法，“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是社会的普遍法则，也是人们希望读书，希望通过读书获得权力的指导思想。那些有条件读书的人，通过读书获得了知识，从而也就有了“治人”的权力。在处于集权统治的封建社会，读书成为少数精英人物能够统治大部分不能读书的普通百姓的良方。为了读书入仕，读“圣贤书”成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无法选择的选择。也正因为此，读书活动变成了一件政治色彩浓厚、功利思想明显的痛苦事，毫无乐趣可言。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为了入仕，千百年来，数不清的读书人，手里捧的是亘古不变的“四书”和“五经”；千百年来，数不清的读书人，不变的动作是苦读“圣贤书”时的摇头晃脑。经历一番“头悬梁，锥刺骨”的痛苦折磨，好不容易中举了，却也给后人留下“中举之人竟不知《公羊传》为何”的笑柄（林语堂《读书的艺术》）。这也难怪，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状元举人多如牛毛，而像张衡、郦道元、沈括这样涉猎广泛的大家却少之又少。

中国人的读书梦真正得到释放是在20世纪。科举制度废除了，洋学堂出现了。读书再也不是被动的枯燥的事情，自由自在的读书成了潮流。周作人当年在江南水师学堂读的是土木工程，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作品上；老舍读书则更具个人色彩，“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三字经》便可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以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老舍《读书》）有一次，一位朋友推荐《相对论原理》给他看，老舍只与《相对论原理》“相对”了两个钟头，就再也不理会了。对于读书人而言，此时的读书生活变得无拘无束，没有了科举制度的高压和束缚，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选书读，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字、国家正史与乡野杂闻一同进入读书人的视野。

“贾竖藏货币，儒家惟此尔”，20世纪的文化人把读书当成了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为了读到想读的书，他们往往想尽办法，宁可缺衣少食，也会省下钱来购买自己喜欢的书。流连书肆搜寻典籍也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必修课。当他们发现喜爱的书时，就像文物鉴定专家看到了珍稀文物一般，往往会倾力而为。郑振铎喜欢旧书是出了名的，每当发现自己喜欢的书，就“喜欢得弗得了”：“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倾囊只有此数，那末，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郑振铎《售书记》）无论是读书治学，还是读书怡情，20世纪的文化人追求的是读书的乐趣和心灵的充实，而不再负有“功名”之累。“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叶灵凤在《书斋趣味》中的这段描述道出了读书的境界与快乐！

在读书人实现自由读书梦想的道路上，书业经销商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书业从业者们有着非常好的职业素养和相当高职业热情。他们中许多人是很有见地的图书专家，许多人对于目录学、版本学都是很精通的。他们是读书人的好向导。黄裳说“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传的故事和知识。”（《姑苏访书记》）又说，琉璃厂书铺的“掌柜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唐弢在《书林即事》中也提到中国书店营业部的老店员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还一度在书店为读者讲解目录知识。想想当前书店里动辄数万种的图书品种，而营业人员往往连起码的导购服务都做不到，更别提为你提供选书意见了。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的读书人真是一群幸福的读书人。

而作为图书经销环节的书店积极开展与读书有关的活动，对于提高国民的阅读兴趣和鉴赏水平也大有助益。朱自清在《三家书店》中讲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的福也第书店曾开辟专门的美术馆，意在吸引读者，也为提高读者阅读兴趣；而另一家彭勃斯书店则经常举行展览，1931年就曾举办剑桥书籍展览和牛津书籍展览。中国书业走到今天，可谓繁荣，但是像伦敦那样的书店还很少。印象中，台湾的金石堂和诚品书店在这方面做的算是好的，大陆却很少听说有如此品味的书店。

然而，在中国，读书毕竟是少数人的事，即使是自由读书风气浓厚的20世纪也不例外，全民阅读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全民阅读对于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看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们谈读书的文字，不仅想到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尼尔·波兹曼教授谈美国媒介发展的文章来。波兹曼教授说，19世纪以前的美国，是印刷机和印刷文字统治下的国度。在当时的美国，阅读成为一种风尚。无论美国的城市还是乡村，都有数以千计的图书馆，农民们白天在田里劳作，晚上则到乡村图书馆阅读。1640年到1700年的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文化普及率竟然达到了89％～95％，想想当时的中国，人们也许还在文字狱的泥淖中胆战心惊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近200年的全民阅读成就了今日美国的辉煌，而数千年的愚民政策也导致了中国的迟滞不前。

大而化之，如把读书当成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当成一个国家国民修养提高的媒介，而不仅仅把它看作个人的事情，那么图书出版及经销活动就应该有高水平的指引。正如冯至在《读书界的风尚》中所言：“所谓一般的读书界多半是盲目的，他们不大能够区分真假，他们需要旁人的指点；他们买一本书，看一次电影或一出戏，跟吃一次馆子没有多大分别，或是自命有经验的人能够给他们一些指点，他们就觉得可靠了。”的确如此，书海茫茫，几十万种的图书，叫人如何选择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术业有专攻”的专家编选图书或者指导读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由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教授编选的“漫谈文化”丛书正暗合了这样的主题，其作者都是依靠读书成就一番大事业的20世纪文化名流，相信以他们的独特眼光集成的文字能够为我们的阅读生活指明方向、增添色彩！

也许，对于中国人而言，全民读书是一个尚难实现的梦想，但若能在有限时间里挤出一小点时间读一两种自己喜欢的书，或许我们还能够品味到20世纪中国文化名家们笔下的那份闲适、那种惬意和那心灵的充实！(摘自上海新书报2005年第859期
)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网站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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