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前言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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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本主义》前言

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

2002-09-26 15:26:44 来源：

　　毋庸讳言，这本书是逆潮流而写的。人人都知道，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死了，共产主义亡了，我们也看到“讣告”了。著名哲学家、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说过：

　　对我们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得经历好长一段心理调适期，才可理解“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丧失光彩了。这个词所遭遇的命运，就像是其他许多的词，它们所拥有的光彩和力量都来自一个这样的观念，即：资本主义的替代物是伸手可及的。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术语，就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种运行起来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看来是如何如何的。[1]

　　“讣告”也许早产了。本书会证明罗蒂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一种运行起来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会是怎样的。共产主义的领导在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尽管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无相关，但并不能证实罗蒂及其他人所说的话。

　　本书要阐明一个更为有力的观点：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不仅富有生机活力，而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资本主义不再拥有一种有效的合理化证明，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伦理道德上的。如果上述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知识分子(西方出自左翼的分子和其他人)就应该停止伪称资本主义理应赢得我们对它的道德上的皈依。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眼下，我们之所以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除资本主义以外就不存在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之物，而是因为那种从现存社会秩序中获得既得利益的势力还太强大了。问题就这么简单。面对这种势力，人们要么是决定培植自己的后备力量，要么是改良现存的资本主义中粗劣的方面，要么是为激进的变革而斗争。三种选择都可以找到事例证明自身是值得做的。如果这里的说法是合乎情理的，那么下述的观点就不可能再加以坚持了：“你需要资本主义来确保商品和服务的可靠供给，保证有足够的税收盈余为社会福利提供资金支持。”[2]

　　不消说，本书所阐明的这个强有力的论点不可能以某种数学证明的或科学发现的确定性来确立，结论不可能单单以逻辑的方式从某些不证自明的公理推导出来，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可以指着它说：“在这，你看到了吧。”这里的论证更有点像法庭的审判程序：当被告人申诉自己无罪时，检举人必须一点一点地、一套一套地罗列证据，归整起来，直到提出的诉讼变得毫无疑义、“铁证如山”。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要采取的策略，资本主义处在被告席上，读者则是陪审员。

　　这种法庭式的类比并不能贯彻到底。在刑事法庭，说服陪审员相信被告确实犯了重罪就足够了。但在政治哲学领域，仅仅举证证明资本主义的缺阵是不够的，因为它大多数的缺陷是众所周知的。对如此众多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强有力的反驳如雷轰顶：“那么拿出你的替代物来!”把丘吉尔为民主所作的辩护转换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则是：“这是所有可能中的最坏的制度，若无所有其他的制度。”这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工作实打实地遭受了同样(来自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一种替代物会呈示出来，它就叫“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其体制将会得到详细的阐述，其经济活力也会获得辩护。我将借助于一系列的经济、伦理参量，把它同资本主义的众多模式进行比较，由此向世人显示它优越得多的可取性。

　　同法庭程序相比的另一个不可类比性在于语言修辞。只要是能够感化陪审团，律师可以恣意地使用他们所能掌握的一切修辞诀窍(诡计)。我所接受的正式训练是数学的、哲学的，而不是法律的。我致力于对本书论点进行合乎理性的辩护。在提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论证、确认“经济民主”可能有的弱点时，我希望做到细致周到、公正不偏。在考虑论证所诉诸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对怀有善意的人们(无论他们是保守的、自由的，还是左翼的)来说所可能有的可接受度时，我会尽力做到直率无疑。并非这里所呈现的每一个论证都会为每一个人所接受，因为，就如同将要表明的，有些论证本来就是建立在可争议的价值之上的。然而，我期待，在所有的话都说完时，即便是最保守的读者也都会被合乎情理地说服：资本主义不再具有有效的合理性。我们若不是在所有的论点上，也有足够的共识足以达成这个最终的判定。

　　本书的酝酿工作一拖再拖。22年前，我以数学副教授的身份从岗位上退下来，研究哲学，因为我确信：我们的社会沉疴累累。我逐渐确认了“问题”的一个重大部分就是资本主义，并开始从事论文的写作，力图作出论证。在阐明论点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明白，我不能回避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经济上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它不会像苏联模式所显示的那样走向反民主的权力集中吗?于是，我潜心经济学的研究，先是写出了一篇论文，尔后数年，写出了一本书《资本主义还是工人管理?——一种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评判》(Capitalism Or Worker Control?：An Ethic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3]。

　　1990年秋天，我决定修订这本书。起初，我以为只是一项小小的工作——无非是更新几处统计数据，修饰几个论证，增添几个注脚。但当我重读该书时，才发现，很显然，一本在20世纪90年代将要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将不能不与1980年所已出版的书有很大的不同。在里根执政的12年以后，政治气候已完全不同了。而且，自1980年以来，就我一直视之为研究资本主义替代物——工场民主——的核心所在的话题，出现了理论上和应用上研究的“大爆炸”。数学模型不断增生，对生产者合作社和参与型工场的个案研究也层出不穷。在此期间，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和德国经济在众多经济思想领域内异军突起。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在十年前可不是这样。

　　当然，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发生在东欧：1989年巨变。它紧随苏联的解体和前南斯拉夫的流血冲突，在我开始重读我的著作时，我不能不严肃地发问：那时展开的论证到今天是否还站得住脚?或者它们现在看来是否幼稚、可笑呢?毕竟，南斯拉夫一直是我的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

　　我得说，它们确实看来还相当站得住脚，即便在我重读时明显感觉到，现在就某些主题有更多的话要说，还有补充的话题要论及。我先前那本书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那本书的基本构架在这一册里仍然保留着。在第一章，针对为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非比较性辩护，作出了评判(这一次比上次的内容要多)；尔后在第二章到第五章，我着手在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次称为“经济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一种理想化的形态之间展开一种延展性的比较。像以前那样，我是从效率、增长和非经济价值三方面着眼展开比较的。在第六章，我转向了基本称之为“保守主义”理念的两大相当鲜明的“自由主义”修正“版本”，意在看看它们是如何发展的。

　　尽管一切都重写了，大量新的材料也整合进去了，但总的说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中间，论证都追随了我早期的那本书。在第六章的第二节开始，材料几乎都是新的。作为第二种自由主义的替代物，我用莱斯特·索罗 (LesterThurow)的“新自由主义”取代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后凯恩斯的“理想产业状态”，因为新自由主义已经作为凯恩斯自由主义的一种主要的自由主义的替代物而出现了。[4]这种替代要求涉及国际贸易的主题，而这是一个第一次完全被忽视了的主题。

　　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处理了先前只是草率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相应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形式。东欧的前景和教训都突出地反映到这两章里。第七章还讨论了“经济民主”同第三世界的关联。

　　第九章以某种个人的笔调总结了全书。在本章，我论及一个同本书主题相贴切的话题，考虑到我确认了“经济民主”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对此话题，我尤感兴趣。我确信，这一点对其他人来说也是有趣的。

　　由于本书是高度跨学科的，它必然会令各路专家挠头。本书既是为哲学家、也是为经济学家所写，因此，我尽量回避诉诸任何一门学科的太专业的知识，除非预先提供细致入微的解说。尽管要冒被专业人士讥为四处都不严谨的危险，但这一策略使得本书也能面向学识上的外行读者。我也真不知道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

　　本书本意就是面向广泛的读者群，但同时我也得补充提醒一句：本书缺乏修辞性，论证繁复，脚注丛生，因此，它决非一个轻松的读本。据我的经验，学生们往往发现第一章的材料尤其难于跋涉。缺乏耐心而又想急于知晓“经济民主”是何物的读者，不妨直接跳到第二章——尽管我认为，在这么做时，可能要错过某些东西。

　　本书的观点和论证一直缠绕了我大半生的学术生涯，它们得到了众多人——包括学生、同事、激进经济学家、左翼哲学家、私人朋友和家人的丰富和滋养。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的初稿是在1992年9月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比尔·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前两个月。尽管我本可以在出版前做些修改，以便在书里体现这件事，但似乎没有这么做的必要。要是书是在选举后写出的，或许在某些地方，调子会有稍微的不同，但整个论证定会一仍其旧。我得说，令我高兴(惊喜)的是，我在第六章里所分析的新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如此迅速地前移到了中心位置。

    [注释]
    [1]罗蒂(1992，p．16)。
    [2]同上。
    [3]施韦卡特(1980)。
    [4]上述术语将在第二章与第六章得到厘清。简单说来，凯恩斯自由主义是美国“传统”的民主党所奉行的经济模式，而我所称为的“新自由主义”是现在为政党提供咨询的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模式。凯恩斯自由派强调充分就业和福利；新自由派倡导结构性的革新，以强化公平和国际竞争。

摘自《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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