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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探寻人物与社会互动的力作——评《张謇与近代社会》

沈继成

2002-09-27 11:13:31 来源：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过程中，由于国情的特殊性，导致某些有力人物从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以“状元办厂”闻名于世的张謇就是其中之一。自1899年通州大生纱厂开车出纱始，张謇在江苏通海地区办实业、办教育的大举措即受到广泛关注，学术界研究其人其事的兴趣也经久不减，成果丰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举行了三次，收录论文231篇，可见，张謇研究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学术魅力。

　　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张謇研究专家，他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出版)两部专著及《论张謇的矛盾性格》、《辛亥革命后张謇和袁世凯的关系》等多篇论文，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张謇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2001年9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謇与近代社会》则是章先生与田彤博士合作撰写的又一部力作。

　　正如书名所示，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张謇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关系。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是张謇言行的基础，而张謇的言行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近代社会，张謇与近代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互相制约、互相促动的关系。这是全书立论的宗旨所在。为此，作者从“以产业结构为核心”与“以人为本”两个方面对张謇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加以具体考察。所谓“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的考察”，即围绕张謇所从事的纱织、盐垦业，对其工农业的发展、资本积累、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及其企业发展的保障体系等各方面加以详细分析。这是全书1—5章的内容。所谓“以人为本的考察”，即从张謇与社会历史的走向、张謇与国家的关系、张謇自身的转变及其人格和思想观念诸方面加以论述。这是全书6—9章的主线。笔者认为这部50万言的新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注意思想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的对流，即以人为本剖析张謇的心理活动与精神世界时，关注其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以产业结构为核心对其经营的事业进行考察时，则又关注其潜在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环境。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如此，个人与自己厕身的某个小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对人的考察必须首先从社会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以获取合于逻辑的解说：但仅从历史背景加以诠释，则又不免忽视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而考察主观能动性则必须审视其人格特征和思想意识。张謇乃性情中人，其精神世界如同其事业一样多彩多姿，内容极为丰富，如果没有进入其精神世界，就很难真正理解张謇其人。只有通过对其人其事两方面的解析，才能加深对张謇的理解，使主人公不仅呈现出历史性，而且也富有人性和个性，如果单独重视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无疑都是割裂了历史的本身。

　　第二，注意将张謇置于士人群体、江南工商业资本家和立宪派等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加以铺陈和讨论，既写张謇，也写张謇所处的社会群体。本书的主人公是张謇，大量笔墨用于写张謇是理所当然。但是，仅仅写一个张謇还是不够的。作者认为，如果仅考察某个领袖人物的个体行为，历史的解说可能会显得有些苍白单薄，但当把领袖人物作为一个群体考察时，历史解说的可信度就会因此大为提高。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过渡型社会，而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过渡性人物。他从一个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成员，又从士人群体的低层逐步上升到高层，然后再从士人群体向企业家群体转变，进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与此大体相应，其政治营垒也由守旧到维新、到立宪、到共和以及回归立宪。本书特别注意刻画张謇由于社会身份的变化，由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如何接受这一个小社会的熏陶并逐步得到其认同，又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为这些小社会增添了活力并渗入自己的风格。在着力阐析张謇的社会身份的“适应性”和观念意识的“模糊性”的变化轨迹时，对不同时期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群也进行了考察，从而不仅反映了张謇，而且反映了张謇所处的群体，即本书中所议的“乡里精英”、“东南精英”、“全国精英”对近代中国走向的深远影响。

　　第三，注意场景的变换，充分展示张謇在南通、江苏以至全国舞台上的活动，既写张謇与南通，也写张謇与江苏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变革。重视发展南通地方事业，是张謇一生的追求和实践。他进士及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经营乡里活动。创办大生纱厂后，其经营乡里的活动逐渐融入了更多的包括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地方自治为主干的现代性内容，从而赋予经营乡里以现代色彩。经他多年苦心经营，他摸索出的依托本地资源和市场，开发工业，以工带农，以农援工，以点带面，由近及远，城乡一体的发展之路，在南通地区已卓有成效。但是，张謇以“村落主义”标榜的地方自治事业，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自己所居“村落”的一隅之地，其志是“建设一新世纪雏形”，闯出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进而把这种地方自治的“南通模式”推广扩大到江苏乃至全国更多地区。所以，大生纱厂及其地方事业从诞生之日起，便不仅仅属于张謇和南通，而是属于中国近代社会，已经具有普遍的符号意义。因此，本书对张謇随着社会活动的不断拓展，逐步走出南通、走出江苏，成为登高一呼，各界景从的头面人物的过程，对张謇及其事业对当时与后世的冲击、先导和示范作用都作了精辟的论析。

　　第四，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张謇和他从事的事业，“勿爱其长而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张謇评孙中山语)。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不时有研究者落入好则钻皮出羽，恶则洗垢索瘢的窠臼。注意人物评价的客观性是立论的最基本的要求。史学界流行“同情地理解”一说，其意为具体地、历史地品衡历史人物，既不求全责备，也不迁就和美化历史人物。张謇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实业、教育与地方事业上取得的卓越成就，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都备受瞩目。本书高度评价了张謇对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贡献，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张謇以外，我们确实很难发现有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方天地，成就如此众多的事业”。作者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这位艰难跋涉、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当之无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本书在充分肯定张謇及其事业的同时，也不护其短，对张謇的某些作为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如大生集团的后期运作，通海实业公司的经营，甚至为作者十分赞赏的地方事业上的某些不足之处，本书都做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恰如其分的评论。
(本文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历史学硕士)

摘自《中国图书评论》9/2002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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