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美)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 著，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32.00元。

　　1978年生，湖北襄樊人，现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有《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刑事没收研究》、《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译有《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路》等，主编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

　　“在这个Twitter、Facebook与Myspace盛行的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如何思考、办案？他们使用维基百科吗？他们有自己的律政偶像吗？他们为何在审判中扮演历史学家角色？告诉您一个最新、最In的联邦最高法院。”何帆在去年出版的《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一书中写了这么一段话。这些问题对普通读者很有吸引力，但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法官在这个瞬息万变、民情暗涌的年代，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仅仅从何帆个人身上去寻找答案，是不完全的。但作为一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的身份自然吸引了很多视线。几年前，何帆开始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写法政类专栏，谈得比较多的是美国当代司法动态。后来他翻译、撰写了一批关于美国司法的书，目前正主持编著“燃灯者”系列书系，书系中的“美国大法官传记译丛”已陆续出版。

　　今年8月，何帆翻译出版了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的《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一书。尽管美国的法律体系与中国存在不少差异，但书中涉及的司法判决内幕、法官思考问题的角度、法庭上的争锋，以及对自由言论等问题的讨论，结合当下的中国现实环境，仍然引人联想与思考。这本书也登上了豆瓣非虚构类最受关注图书榜。

　　为中国的年轻人提供智识和法律文化的营养品，是何帆主持“燃灯者”书系的初衷之一。从12年前的一名警察到今天的高院法官，从一线直面现实的经验到司法改革层面的研究，在这个时代，一名法官是如何思考的？带着这些问题，南都记者专访了何帆，这位把推广多元法律文化作为自身责任的高院法官。

　　我和其他同行没什么不同

　　南方都市报：你和大家一般印象中的法官很不同。通过你的文字，能看到一个理性而有趣的法官形象，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何帆：可能是大家生活中接触法官的机会比较少，而打官司遇到的法官，也多半比较严肃，所以会把我视为特例。其实，法官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会操心柴米油盐、子女入托，也会看美剧、玩微博、看超女，我身边有不少同事，也都是博学而有趣的人。法院是个学术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很多法官也会写书，但多是理论著作或实务指南，影响力也局限在法律圈内。而我偏重翻译，一些作品也进入过公共阅读领域，所以大家会认为我有点儿“不务正业”。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与其他同行有什么不同，机关里藏龙卧虎，比我有能耐的人多了去了。

　　南都：你主编的“燃灯者”书系有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对于这句话，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理解，与之对应的是各种面对当今社会的情绪，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何帆：近几年，不少年轻人，其中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呈现出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比较浮躁，急功近利，不愿沉下心来做事；一种是悲观失望，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消灭不了社会上那些丑恶现象，不如得过且过混日子。我没有权利对任何人的选择指手画脚，但总觉得，任何人都有职业或生活上的迷惘期，而某个人物或某部作品，或许能提供一些知识启蒙或思考角度。“燃灯者”是一套与法政人物、司法文化有关的书系，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用一些优秀作品，给正处于迷惘期、浮躁期或者焦虑期的朋友们，提供一些智识、文化上的“营养品”。

　　南都：普通读者能从中了解什么呢？毕竟美国法律体系是一个不同于中国的法律体系。

　　何帆：“燃灯者”会侧重传播多元的法律文化，所选的书目也会以适宜普通读者阅读的作品为主，如法官、律师的传记、演说、审案心得、办案实录，或者某些经典大案的决策内幕。而且，选题范围也不会局限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同类题材的优秀著作，都可能入选。但是，我们暂时不会选理论著作，基础的研究固然重要。“燃灯者”丛书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法律题材更多进入公共阅读领域，能像林达老师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那样，影响更多非专业的读者。中国的法律体系的确有特殊性，但是，只要是有政府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相似的问题和冲突。比如，言论自由的尺度如何把握？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边界应怎样界定？死刑与民意的关系该如何处理？这些是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别国的解决方法、争议过程和经验教训，对我们都有借鉴作用。

　　南都：读你翻译的美国联邦高院的书，往往有种惊叹，法官可以那样去写判词，可以那样去辩驳问题，对宪法本义的探讨可以如此细致、严谨……不过这里有个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少能找到直接描述中国，或者与中国类似的大陆法系的通俗类读物。

　　何帆：是，的确有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在中国，法官受司法伦理约束，一般不会接受采访，或主动撰文爆料，记者一般也很难知道重大案件的决策内幕。当然，也不是没有特例，比如最高法院当年办理“潘汉年案”的彭树华法官，退休后就撰写了《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谈及此案不少内情，很有历史参考价值。至于日德等大陆法系国家，也有些不错的通俗作品，而且已有中译本，如《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

　　南都：你在微博和豆瓣上都很活跃，在《大法官说了算》介绍里有一段话，“在这个T w itter、F acebook与M yspace盛行的年代，九位大法官如何思考、办案？”同样的问题你怎么回答？

　　何帆：这个问题太大了。作为法官，无论是审理案件，还是起草司法解释，当然会有各种形式的思考，如适用法律时，要考虑立法目的、预期后果；起草规范性文件时，要注重实证，考虑效果，不能闭门造车。在新媒体逐次兴起的时代，包括法官在内，任何公务部门获取信息的途径，都应当是多元的，回应的方式、语气也应更有时代气息。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注重最基本的司法伦理。比如，无论你是法官，还是法院，只要是实名开通微博，就不应随意评价下级法院的案件，或者对未经核实的案件报道评头论足。

　　南都：从你的译著和著作来看，美国联邦最高院是你近年关注的重点，为什么如此感兴趣呢？

　　何帆：受语言能力的限制，我无法阅读德国、日本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比较注重英语语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从个人偏好上来说，我不仅关注联邦最高法院，对他们地区法院、上诉法院的运作也很有兴趣。另外，考虑到文化、体系的相似性，我近些年也格外留意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情况。

　　南都：你最近翻译的《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讲的是“《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这起案件交织了复杂的美国法治进程背景，法律体系根植于体制、文化的土壤。翻译时，你会联想当下中国的现实吗？

　　何帆：当然会有联想。前面已经说过，不同国家总会存在相似的问题。比如，这起1964年的案件，涉及到不少有意思的法律争议：“公共人物”的身份到底该如何界定？批评官员是不是讨论公共事务的方式？不实报道是否属于诽谤？批评某个政府部门能不能视为对某个主管官员的批评？你觉得这些问题与中国现实脱节吗？美国法官用上百年时间才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我们依旧被某些问题困扰着，或许能从他们的思考中，获得一些启示。

　　迷恋“吃力不讨好”的翻译

　　南都：你提到自己在翻译时会有种兴奋感，对这项工作也特别迷恋。

　　何帆：我对翻译的理解是多元的。首先，翻译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过程。翻译本身就是精读，通过逐字逐句的深入解读，查询相关文献，撰写译者注释，可以深入一个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译者在智识上的收益是最大的。当然，选书也很重要，精读一本优秀的作品，才能事半功倍。另外，翻译也是一个传播司法文化的过程。最近几年，许多人都不愿去读译著，一是因为大家外语功底普遍提高了，可以直接读原文；二是因为目前许多粗制滥造的译著充斥图书市场，“败坏”了大家的阅读口味。其实，如果能选中一本优秀作品，用准确、平实、通顺的语言译介给大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毕竟，在国内法学界，能够兼顾知识性和通俗性的作品实在屈指可数，译介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时间去啃原著。

　　南都：同样是法政类题材，写和译对你有什么不同？

　　何帆：翻译必须要忠实于原文。译者的发挥空间，是如何斟酌字句、确定文意，但基本内容、逻辑和结构是万万不能擅自增删的。有时你未必赞同原作者某个观点，或者谋篇布局的结构，但翻译时还是要如实反映。如果是自己的作品，当然就不一样了，只要注重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你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之所以说短期内会只译不写，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因为觉得现在对许多重要问题还没想清楚，或者说没想通透，还是想通过翻译，学习高手们行文、架构的本领。如果以后条件成熟，而且足够自信，我可能会结合中美两国的典型案件，写一本关于“沉默权”的小册子。

　　南都：但翻译很可能“吃力不讨好”？

　　何帆：简单说两点吧，一是“吃力”，翻译对知识结构、文字水平要求非常高，稍有不慎，就可能闹笑话。翻译界的普遍说法是，翻译就是“为他人作嫁衣”，你译得再好，别人会说是因为原作者写得好；你译得再精彩，类似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的低级错误只要有一处，就足以否定你的全部努力。所以有些人会想，既然如此，还不如东拼西凑，把别人的原著，组装成自己的作品呢。但是，这样的话，搞不好就构成“抄袭”。

　　二是“不讨好”。在多数高校里，译著是不能评职称的。我自己在机关，也不会因为译著多而获得提升。另外，目前国内译酬普遍偏低，多是千字六七十元的标准，而且没有版税，不像报社专栏稿费那么高。所以，如果不是兴趣使然，翻译实在不存在什么名利上的诱惑。

　　当兴趣和事业合二为一

　　南都：12年前做警察的经历被你写进了一本小说里。那时候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何帆：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的难题，不在于他下一步要做什么，而是他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做警察不是我当年的第一选择，甚至可以说，我当年是因为考研失利，阴差阳错成为警察的。但是，这个职业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复杂的社会现实，真正进入司法实践领域，了解书本上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是怎么运作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先成为一名警察，而非其他行业。

　　南都：当年在警队理想是什么？

　　何帆：做一个内心丰富而又强大的人吧，不能因为穿上制服，就对是非对错失去自己的判断，更不能随波逐流。

　　南都：从警队出来，是怎么成为一名法官的？

　　何帆：2003年考上人民大学的博士，决定辞职好好读书。2006年博士毕业，最高法院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考审判人员，按正常程序考上了，很简单。

　　南都：那时候喜欢写文章吗？你爱读的书是什么？

　　何帆：读大学时除了情书和作业，几乎不怎么写文章。我读书一直挺杂的，历史或传记类多一些。现在还记得大一通宵读完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后受到的震撼。后来陆续读过不少类似题材的书，现在回想起来，本科时代，黄仁宇、房龙、胡适、苏力、刘军宁、钱理群的著作对自己影响都挺大。

　　南都：你的本职工作和业余创作怎么安排？

　　何帆：现在工作比较忙，经常要外出开会、调研，案头事务也很多。但只要合理规划安排，时间还是能挪出来。我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是，每个月写一篇点评外国判决或司法制度的文章，每天大概翻译2000-3000字，当然，多数是利用晚间或周末。有时出差途中，也会搞搞翻译，有意思的是，我在飞机或火车上翻译效率特别高，《九人》的很多章节，都是出差时翻译出来的。不过，我并不想让这些事务影响生活质量，还是会腾出大量时间陪伴家人、外出交际或组织饭局。

　　南都：2004年写《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时，你说“如果你习惯了一种生活，就上了它的当”，2010年写《大法官说了算》，你又引了“匆匆与生活讲和，岂非负了少年”，一股不妥协的劲，这些年都没变？

　　何帆：是啊，这些年渐渐想清楚了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争取成为一名专家型法官，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建树。又比如，做一个司法文化传播者，组织并亲自参与翻译一批优秀的国外著作，影响更多的人。当你的兴趣与事业合二为一的时候，一些诱惑或难题就不是障碍了。（摘自：南方都市报　采写：南都记者 陈举）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