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术图书为什么外国出版社不愿意出版、外国人看不懂？笔者认为，翻译质量、翻译经费是出版“瓶颈”，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是根本问题。

　　目前，中国学者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的版权输出比较困难。外国出版社总是觉得我们学者的学术观点不是主流观点、学术研究不够严谨，表述方式也与西方学者大相径庭，从而导致我们丧失了在世界学术界中的话语权。上述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图书翻译出来了，而读者看不懂，被告知翻译质量有问题。于是要求由外国学者修改译稿，翻译经费（来自中国政府的补贴和图书销售的赢利）陡增还在次要，中国学者的观点可能会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笔者建议，对于学术价值较高和有助于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图书，政府应该加大资助力度。英文版的出版要改变中国学者自己翻译、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自娱自乐”的出版方式，而是采用和外国出版社合作的方式，严格按照国际出版的规则和惯例办事，采取严格的步骤：1.国际市场调查；2.请外国学者出谋划策，中国学者修改中文书稿，以符合国际标准的学术表达方式；3.中国译者翻译和英语为母语的语言专家润色，英国专业编辑编校；4.根据国际市场规律定价、发行和宣传推广。从而，使我国图书可以与外国读者无障碍沟通，逐渐建立起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如今，数字出版已风生水起，我们的学术图书如何在数字化大潮中寻找到自己的赢利模式？笔者认为，手工作坊式的图书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纸版图书销售渠道不能照搬照抄到数字化时代。

　　近两年，图书数字版权的海外销售成为学术图书版权销售的新增长点。国外出版社的数字平台亟需“中国内容”“中国出版”。为应对数字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国外出版社都纷纷采取措施，抢占内容资源。在近两年签署的版权输出协议中，国外出版社都加入了数字版权与纸本版权一并授权的“刚性”条款，不授权数字版权，就放弃购买版权。而一些大型的出版集团则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数字产品销售平台，邀请中国出版社把“中国内容”放在他们的平台上销售。如培生建立的教学数据库，需要中国企业管理方面的案例；麦格劳-希尔的行业教学服务平台，需要了解中国、解读中国的学术研究资料；圣智学习汉化了自己的电子图书销售平台，计划向世界各大图书馆销售“中国制造”的电子图书。

　　在数字化发展机遇面前，我国的学术出版社应该联合起来，积极探索新的产品生产方式和新的销售渠道，打造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新渠道、新平台、新窗口。比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小组”经过多年的运作，团结了国内近200家出版机构，与国外5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有着丰富的组织领导经验、雄厚的出版资源、畅通的海外营销渠道，因此，笔者建议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小组”的领导下，整合各成员单位的数字出版资源，联合数字技术提供商和运营商，共建中国图书出版和销售的数字化平台，让“中国主题”“中国内容”搭上国际数字化出版的“东方快车”。

　　来源：《出版参考》2012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