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

    众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可面对一个简单的追问“徐悲鸿是谁？”恐怕脑海里的骏马已经脱缰而走，徒留一片空白。

    徐悲鸿是中国美术史上极负盛名的重要人物，是国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在个人创作、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

 

    杨先让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 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杨先让不仅得到了老师徐悲鸿的亲切教导，而且对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杨先让与徐悲鸿一家始终保持着联系。1999年，杨先让在美国做了一次主题为“徐悲鸿的才情与际遇”的演讲，此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搜集整理材料，构思写作框架，几易其稿，终于写就《徐悲鸿》一书。

    《徐悲鸿》

    在本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因家境贫困而不得不与父亲游走他乡，以替人写春联、刻章、画山水和肖像为生。父亲去世后，他独闯上海滩，四处碰壁、几近绝望时，得到贵人相助，结识了康有为、陈三立等人，甚至有机会东渡日本学习，眼界大开，画艺精进。在上海，他还与蒋碧微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1918年，徐悲鸿携蒋碧微奔赴北京，结识胡适、鲁迅、黄宾虹、陈师曾等社会名流，并获得留学欧洲名额，远赴法国。从1919年到1926年，留学欧洲八年间，徐悲鸿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经典艺术作品，努力攻克西方绘画的造型理论问题，沉浸于写生、创作之中，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生活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亲赴新加坡办展卖画，以养家糊口。1927年，徐悲鸿甫一归国，即投入到艺术教育中，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上海、北平、天津、广西、重庆等地，一面挖掘培养艺术人才，一面专注收藏古今画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甚至以举办义卖画展的形式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不畏强权，以艺术家的力量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在当时，美术界对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传统与创新都存有不同的见解，倡导革新的徐悲鸿时常陷入“论战”之中。而今，徐悲鸿的马已成为经典，《愚公移山》《九方皋》等创作也成为绝唱，他开创的美术教育体系业已成为典范——时间证明了一切。同时，书中也披露了徐悲鸿与蒋碧微、廖静文的爱情，与孙多慈暧昧不清的师生情，揭开了徐悲鸿跌宕坎坷的感情世界。

    学生记忆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校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从乡村到上海，从北京到欧洲，一个穷苦青年何以成为一代艺术巨匠？肩负重振中国美术的使命，在战火纷争中颠沛流离，徐悲鸿绘就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徐悲鸿》一书将逐层揭晓。

    徐悲鸿曾将“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也多少继承了这种精神。杨先让是科班出身的版画家，很长一段时间里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0年，江丰重任美院院长，提出创建“年画、连环画系”，让杨先让组系并担任教学工作。杨先让不但没有推辞，后来还“舌战群儒”——和学院的校长教师进行辩论，坦陈成立民间美术系之种种必要，成功把系“升级”为“民间美术系”！听闻六十多岁的杨先让要搞民间美术，几乎没有朋友理解，黄永玉说他“总跑到人家‘地’里折腾，自己的‘地’都荒废了”。可是杨先让却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定大干一场。

    没有别人的强迫，可以说，杨先让是自己把自己“捆”在民间美术这条绳上的。当时，中国民间美术研究刚刚起步，而作为一个专业，更需要完整的理论基础、科学的课程设置等。当务之急，必然是亲自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以获得第一手的材料——深入民间考察学习刻不容缓。在一次闲谈中，中央美院的老院长吴作人说：“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中国民间一书大有研究学习的必要。” 他还为民间美术系题词：“从无到有，积少成多。”这给了杨先让很大的信心。1986年，杨先让在靳尚谊等校领导的支持下，以“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的名义成功申请到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的赞助，并组织了一个七八人的小队伍，踏上了黄河考察的征途。

    中国这么大，有长江、黄河、珠江、雅鲁藏布江、松花江，每个流域都有民间艺术，为什么偏偏选择黄河流域呢？杨先让有自己深远的考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方面，黄河流域可以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从时间维度看，这里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清晰；从地理文化角度看，黄河流域西至青藏高原、东至海边、北有草原，包含了苗藏文化、东夷文化、草原文化、中原文化等丰富的文化圈，古代帝王多建都于此…… “考察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很可能获得打开中国其他地区民间艺术的一把钥匙。”从杨先让及考察队所获得的丰富材料来看，事实也确实如此。

    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在1986年春节至1989年9月的四年间，杨先让率领考察队伍十四次出入黄河流域考察民风、民俗、民艺，足迹遍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八个省（区）。在考察中，队员扛着录像、摄影器材，口袋里揣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介绍信和各省联络人的地址，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随地记下所见的民艺品和民俗风情。考察完一地，赶紧挤火车、长途汽车赶赴下一个地点，东奔西走，风尘仆仆。有时候，为了赶上某个民俗节日，队员不惜数次前往同一个地方。在那个交通落后、通讯不便、物资短缺的年代，考察队一路走来，拍摄了近千张图片，整理出二十多万字的文本，可谓奇迹！

    《黄河十四走》以每次考察的时间为章，以每地典型的民艺品为节，详述了诸如陕西安塞腰鼓、陕北画像石，陕西、山西、山东的剪纸，陕西农民画，石刻，山东、河北的木版年画，山东泥（面）塑等民间技艺，分析了其艺术风格、地域特色、反映的民俗风貌、折射的文化内涵等，并记录下当时优秀的民间艺人（如刘兰英剪纸、苏兰花剪纸、潘京乐皮影等）。本书即为世人揭开了黄河流域民间美术的神秘面纱。

    黄河之行固然艰苦，但是对杨先让来说收获是巨大的——对庞杂深厚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探索，从望洋兴叹、不知所措，转而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了。在考察中，杨先让们屡次被眼前的民艺品或民俗所震撼，既有的认识不断被重新书写。他们发现，生活在偏僻农村的妇女，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母女传承，无意中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民俗技艺。如民间妇女的剪纸、刺绣图案，竟然与新石器时代彩陶、史前岩画、汉代画像石上的相差无几；民间庙会上售卖的泥泥狗、儿童的耍货，其蕴含的生殖繁衍观念与原始时代的生殖崇拜一脉相承；还有年画、春宫画、石狮子等辟邪之物，都能从原始社会的巫术或宗教情结中找到源头……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是歌颂生命、生殖繁衍，且均采用意念造型的方式，这些与中国的本源艺术（原始艺术）如出一辙。而本源艺术中的鱼、娃、蛇、鸟、日、月、山等纹样，无不成为民间艺术的素材。经过时代的发展，专门从事艺术品制作的工匠出现了，如制作版画、石刻、石雕的作坊。可以说，民间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存在，其主体是由妇女创造的“母体艺术”，其上承先民创造的本源艺术，下开专业化的工匠艺术，正如如杨先让在书中所言：“民间艺术是一个庞大的造型世界，实实在在与广大平民共存了数千年，并自始至终沿着自己的规律去进行创造，发展成一深厚而丰富的艺术体系”“正是这些典籍不载、正史不论的民间艺术，在很大范围内支撑着一个民族的元气和凝聚力。” “中国民间艺术，放在整个世界范畴去看也是最丰厚、最变化万千的，那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宝藏，将会为中国和世界艺术家提供无限的灵感，给予他们极大的启示。”

    经过了数代人、几百年历史传承的古老民艺，鲜活地存在于黄河流域人们的生活中，犹如五彩斑斓的宝石，散落在古老的黄土地上。民艺固然美丽，却也脆弱。“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历史上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却又极其坦然地与平民百姓相伴共存，从来未炫耀过自己的辉煌。”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封闭的乡村走向开放，一方面民艺品脱离生存的环境，转化为符号化、商业化的产品；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的消失，使民俗、民艺品的载体逐渐消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发现了一个，就毁了一个”，这是民间艺术保护面临的困境。杨先让早在80年代就已预见了民艺的危机，未敢有丝毫懈怠。如果说他创立民间美术系是一意孤行，那么率队考察黄河流域的民艺则是对传统的不懈追问；眼前这本厚重的《黄河十四走》以真切的文字和鲜活生动的图片，记录下80年代黄河流域的民艺，让古老的民艺品得以传唱至今……

    此次新书发布会，将邀请书画界、出版界有分量的嘉宾到场，各界嘉宾将围绕徐悲鸿、中国民间美术各抒己见。活动结束后，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纪念馆赠书环节。

    来源：凤凰文化2018年0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