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简”述中国丛书。目前该丛书已出版《文书皇皇——简牍中的诏令文书》《行役戍备——河西汉塞的日常生活》，并将陆续出版丛书中的《长毋相忘——一封来自汉塞边关的家书》《三尺律令——河西汉塞的司法生活》等。

　　该丛书由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总主编，旨在深入挖掘简牍这种特殊的文字载体的内涵，以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图文并茂的形式，为大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

　《文书皇皇——简牍中的诏令文书》（订购）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文书皇皇——简牍中的诏令文书》分生态保护、任免升迁、民风民俗、禁止之事、乘守边塞、官司纠纷、宦海浮沉、地湾往事、出入金关共九个板块，介绍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名物知识，如应书、除补、腊祭、四时禁、方相氏、铸私钱、塞天田、守御器，以及秦汉时期的军功封赏、官员升迁途径、吏卒请假程序等。

《行役戍备——河西汉塞的日常生活》（订购）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行役戍备——河西汉塞的日常生活》分汉塞边关的生活日常、汉简里的岁时节庆、汉塞边关的文化教育、边塞的军事生活、汉简里的人间四味五个板块，介绍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名物知识，如帛鱼、刚卯、渔网、出火具、蹴鞠、竹笛、社祭、秋射等，并通过递送文书、屯戍劳作、衣食住行、候望烽火、编织衣鞋、砍伐茭草、畜牧马牛、秋射考核、精神信仰、文化学习、汉塞月令等方面相关简牍的延伸解读，翔实地记录了当时边塞吏卒的屯戍日常生活。

总　　序

“简”述中国

甘肃简牍博物馆  朱建军

　　简牍是纸张发明前中国古人最重要的文字书写载体。中国古人将竹木削成薄片，研墨笔书，如《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早在商朝时期，古人除了以甲骨契刻文字外，还将竹木简牍编联成册，记载国家政令典章。《墨子·兼爱》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说的就是古人通过书写竹木简牍，刻琢金石盘盂，把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保存下来，留传后世。

　　在中国古代先后有两次比较重要的简牍发现，一是西汉时的孔壁中书，二是西晋时的汲冢竹书，人们将其称为“孔壁汲冢”。这两次出土以先秦时的典籍为主，这些古文典籍的发现对中国古代学术史产生过重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初迄今，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历年历次出土的简牍约30万枚，包括楚简、秦简、汉简、三国吴简、晋简等，其时代涵盖了先秦战国至汉晋。简牍记载的内容从大的方面而言，主要包括文书和典籍两大类。文书类包括各种体裁和形制的官私文书，属于实用文体；典籍类则包括各种思想文化的作品，属于艺文典籍。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形成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民族交融等发展的重要时期，因这些政令文书和艺文典籍文献主要记载于竹木简牍之上，故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简牍时代”。

　　甘肃是近世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区，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A.Stein）第二次中亚探险期间在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掘获700多枚汉简（不包括2000多件残片）以来，至1990—1992年敦煌悬泉汉简的发现，历年历次在汉代敦煌、张掖和酒泉郡的长城烽燧遗址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数万枚简牍，这其中汉简占绝大部分。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有近4万枚秦汉魏晋简牍，本丛书中统称为“甘肃简牍”或“甘肃汉简”。

　　与南方墓葬出土的以先秦典籍为主的简牍不同，甘肃汉简内容丰富，以日常书写的方式，多角度体现了汉塞边关吏卒们的政令文书、屯戍生活、书信往来、天文历法、农事生产、交通保障等。这些不曾为史书记载的历史细节，真实地重现了汉代河西边塞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丰富了古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以简牍为主要藏品的专题博物馆，这要求馆里的每一位员工都要熟悉馆藏的近4万枚简牍，以便更好从事各自岗位上的工作。讲好简牍故事，让文物活起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数万枚甘肃简牍是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献，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自不待言，在学者们整理研究的基础上讲述简牍故事，弘扬简牍文化，是甘肃简牍博物馆在新时期的重要课题，也是甘肃简牍博物馆所应承担的使命和工作。讲好简牍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简’述中国”丛书就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和努力。

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