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季羡林口述史——大国学》将出版 - 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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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季羡林口述史——大国学》将出版

作者：罗皓菱

2010-08-24 09:55:20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

　季羡林先生仙逝一年之后，其生前学术助手蔡德贵根据季老生前口述录音整理的《季羡林口述史——大国学》即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对于那些等待“解密”的读者来说恐怕要失望了。蔡德贵说，季老做口述史的目的主要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小结，从前自传里没写到的内容“有必要多透露一些”。记者从书中看到，季老不仅生动地回忆了诸多细节，还对不少人“指名道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过去写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

　2002年，季羡林先生由于健康原因而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尤其是视力日渐减弱，导致他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因此，他也就开始酝酿以口述的形式来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其间由于种种原因，此事直到2008年才得以开始。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先生调来北京做他的学术助手，而工作的重心就是进行口述历史的录音和整理工作。

　季羡林生前在蔡德贵先生的协助下，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口述达七十五次之多，这一口述实录在季羡林逝世后经过蔡德贵的整理成为《季羡林口述史——大国学》一书。本书从季羡林的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友人交往等各个方面展开，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书中口述均以对话形式展开，蔡德贵说整个形式完全以录音重现的方式，因为这样最真实。第一次口述于2008年10月13日上午7点开始，季老在对话里谈到了自己做口述史的考虑，“我现在视力减弱，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东西，一是谈‘侠’，一篇谈‘士’，但都因为眼睛的原因，无法如愿。”“过去写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一些。”“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遗产问题从未涉及

　近日，有关季羡林先生遗产问题再起纷争，这其中到底孰是孰非，蔡德贵说对于那些希望从季先生口述中寻找答案的人来说恐怕要失望了，整个“口述”过程，季老从未谈到遗产分配问题，“这也是他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工作主要侧重在口述历史的方面。”

　至于迷雾重重的“字画门”，蔡德贵说只听季老提到过一次，是有关苏东坡的《御书颂》。“有一次季老特别想看这张字画，结果说找不着了，过了一个多月，有人告诉他找到了，在季先生木板床底下用胶带纸给绷起来了，于是他问了一下当事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怕小偷偷走，季先生当时回应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蔡德贵告诉记者，“当事人是谁，我不太清楚，他从未点名。”

　季羡林在口述中也提到了秘书李玉洁，“‘文革’期间，季羡林的孙子得了重病，他用自行车推着孙子去医院，他的学生、同事，看着他都冷漠以对，话都不说一句，季羡林感觉非常悲凉。这时，住在家对面的、当时是某印刷厂做排字工人的李玉洁不但跟他说了话，还帮忙将他的孙子推到医院。”“文革”后，季羡林做了北大副校长，他排除很多困难，将李玉洁调到研究所做工作人员，最后成为他的私人秘书。

　李玉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蔡德贵表示不方便评价，至于和季老之间的关系，他只是谨慎地说，“前一阶段关系还不错。”

　■“新诗只有一首是好的，戴望舒的《雨巷》”

　书中，季羡林回忆了多位中外恩师。中国四位恩师是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和董秋芳，其间也涉及到当时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口述对话中，季羡林首次“点名指姓”地评价了当时诸多名士及作品。

　回忆到老师胡也频的时候，季老谈到了丁玲，“我对她没什么好印象，拿胡也频当手杖”。他还批评丁玲写的《母亲》，“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啦。后来我就说她这个脑袋里边啊，就是不认爹和娘。她写的这个《母亲》挺蠢的。”

　季老还说到，因为当时批评丁玲的一篇文章还惹了麻烦，“郑振铎有一天碰到我说，文章惹了麻烦，我说谁说的，沈从文。沈从文大概很早的时候和丁玲一度有恋爱关系，住在西山。我后来还给沈从文写了封信，因为那时在中国作家中，我很崇拜沈从文。”

　谈到文艺作品，季老也是“爱憎分明”，“我对茅盾呢，很不欣赏……茅盾的那文体啊、文风啊，没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笨得很。就用这个词：笨。”但是对于巴金和沈从文，他则是推崇备至，“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拿诺贝尔文学奖金，中国唯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对于诗歌，季老也表示，“对徐志摩并不是太欣赏。”“新诗只有一首是好的，戴望舒的《雨巷》。”

　■几段感情纠葛均有提及

　在《我和父亲季羡林》里，季羡林儿子季承披露了季羡林留学德国时的跨国恋，一时间引起各界的热议。在已经见报的报道中，很多媒体说伊姆加德是季羡林房东的女儿。但根据季羡林口述，伊姆加德是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的房东的女儿。

　“田德望是公费到意大利留学，后来公费没用完，就到德国去学波斯语。季羡林去看田德望的时候，认识了房东家的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蔡德贵说，“季先生和伊姆加德的关系是后面几年发生的事情，1940年左右，当时季先生和国内的亲属音信全无好几年了，家里人到底怎么样，当时的他一点概念没有，1945年，因为季羡林的恩师去英国剑桥大学，让季先生也去剑桥，伊姆加德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去，但季羡林表示要回国看看家人的情况，到了上海，千方百计打听到家里人都非常安全，他就下决心不走了，把瑞士的两块金表当了，换了钱，寄回老家。”

　对于感情问题，季老还提到了1946年他回到北大工作，当时中文系主任马玉藻的女儿马理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汤先生就派马理给季先生当助手。马小姐也有意于季先生，但他当时碍于济南老家叔父的威严等原因，还是拒绝了。后来马理生活也并不幸福，患肺结核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季老觉得感情上有点亏欠。

　■“什么叫国学，谁也没有说清楚过”，晚年力主“大国学”

　本书取名《大国学》，蔡德贵说，这是季老晚年最关心的课题之一。“就是想阐述一个基本的原理，所谓的国学，从来没有统一过，什么叫国学，谁也没有说清楚过，胡适讲国学就是国故学，现在一般人讲的国学是汉学的一部分，季老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祖国大家庭是56个民族的，这里面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属于国学的一部分，所以他特别谈到了汉学之外，满学、蒙学、藏学，包括回族的伊斯兰学，这些都应该纳入到国学范畴里。”

　对于新儒学，季老也有自己的看法，“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啊。”他还谈到了“士”和“侠”，关于“士”，季羡林说，“我说这个中国的士，士可杀，不可辱，这个士啊，世界任何语言都翻译不了。士，不是学者Scholars。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叫做士，单纯知识分子不能叫士。Scholars是读书人，但是必须加一个Chinese scholars，才相当于士。我们对士的要求，西方完全不懂。我们的击鼓骂曹，西方就是不理解，我多少懂一点，祢衡骂曹，祢衡这种人，西方不提倡。我就说，中国的士啊，是很值得研究的。”这样的“士”在他看来，比如梁漱溟，比如傅斯年。

　谈到如何挖掘儒学的价值观，季老想到曾经建议奥运会抬出孔子，因为“六艺”里面是有体育的。但是大量报道中称张艺谋曾到301医院咨询过季老的意见，季老断然否认，“没来过。”作者提示道，“就是那个电影导演啊。”季老说，“我知道，不认识这个人，名字知道。”（北京青年报）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10.08.24

本版责编：姜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