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本质：没有冷战的霸权主义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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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本质：没有冷战的霸权主义

2002-12-30 14:51:27 来源：

　不言而喻，美国依据冷战型思考的残迹，依然在行使霸权，但由于冷战这一前提已不存在，这个结构正在军事同盟和国际货币体系两种格局下失去方向。这种情况使世界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陷入了混乱。

　首先，冷战一结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应对假想敌国的军事同盟存在的意义本身就令人怀疑。从中长期看，美国在地区性的集团安全保障的结构中仍起中心作用的意义也在逐步减小。在科索沃战争中，与海湾战争不同，未经联合国的同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对南斯拉夫进行了轰炸，但为什么它要在美国主导下介入这一地区的争端呢?其根据显然不足，说服力很低。谋求在欧洲主导下解决地区争端，无疑是象征性的。

　美国也在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它通过《周边有事法》(guide　line)。该法借朝鲜的存在而正当化，留有的冷战时期思维的阴影。最终，该法在未能特别规定周边地区和周边事态的模糊情况下由国会通过了。这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仍想保持军事霸权的一种尝试，它意味着军事同盟的变质。

　由于冷战的结束而迷失方向的，不仅是在政治方面存在着的军事同盟，在经济上，从制造业和贸易收入方面看，美国的经济力量从中期起也在减弱，它已经失去了留在霸权国地位上的必然性。

　1971年，在依照美国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美国单方面宣告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时，美元已失去作为基准货币(国际结算货币)的必然性。其后，只有美国享有作为基准货币国的特权。因为简单地说，美国即使出现贸易赤字，也无妨随意支付美元。当然，只要保留霸权国体系，虽然美国开放市场，出现贸易赤字，但它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供给世界，或许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容许。然而，1971年以后，对于美元的泛滥已无法制止。不能设想，在这种状况下，只有美国政府及其金融当局具有这样的“合理的”计算能力，即能够根据本国的利害关系，“自由”地而且常常在转眼之间判断出世界各国的贸易结算的必需数额，并据此供给美元。

　实际上，美国增加了巨额贸易赤字，积累了大量对外债务(对外借款)。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执政时期和90年代的克林顿执政时期，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其结果，美国的对外债务余额约达1兆6000亿美元(占GDP的二成左右)，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世界上最大的借款国的货币是国际结算货币的基准货币，无论从哪方面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从短期看，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因而不管各国是否愿意，它们都不能不保有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然而从中长期看，基准货币国的美国对外债务的积累必然危及对美元的信任。

　因此，为了使对美元的信任发生动摇的危险性有所减少，美国必须将美元用做国际结算货币以束缚各国。再者，美国为了筹资以弥补膨胀的贸易赤字，也要依靠巨额的资金流人。这样下去，只会使美国的对外债务更为膨胀。因此，美国有必要确保流人的海外资金的再投资场所，提高投资收益。这样，在包括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规模“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就成为保持美国的霸权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是说，要凭借金融自由化政策，使美元持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流通，并造成美元流回美国的模式。使之正当化的，就是前已提及的带有冷战型二分法痕迹的市场原理主义。

　可是，由于美国自己无节制排放美元所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即由于资金急剧流动，美元价格容易暴涨暴跌。因此，为了回避危险，美国金融业加强了流动性的选择，发展资金证券化。银行融资，即使是短期融资，资金也在一定期间固定化；与此相反，如果证券投资处于不利地位，投资者可以把证券卖掉，因而资金抽逃的速度更快。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和泡沫的破灭，使资金在90年代由银行转向证券。

　然而，证券化使资金移动进一步加快，增强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因此，出于回避危险的需要，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就随之发展起来。美国的大银行大幅度地改变业务。即由存放款业务变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这种帐外交易，也变为市场外衍生产品交易(OTC)。信息技术的革新支持了这一转变。但是，本来旨在回避危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本身，随同它成为投机交易的对象，导致了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间歇性冲击。这是因为，虽然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易，但如价格变动超出了预计的幅度而偏向一方，就容易产生过剩。而且，投资者一旦蒙受损失，就不仅会迅速从具有同样危险的国家资本市场收回资金，而且为了弥补损失，甚至还会在经营业绩较好的国家资本市场上进行抛售。这就容易出现所谓蔓延(contagion)。实际上，正如在“绪论”中谈到的，进入90年代以后，蔓延性的金融危机频频发生。

　若干因果关系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恶性循环。第一，如果不以相对高的利率维持美元价格，并确保从其他国家流人资金，美国的股票价格就难以维持。确实，凭借随同股票价格上涨而产生的资产效果，消费增加了。同时，在面临许多国家货币贬值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由于美国的利率和美元价格相对地说都比较高，其进口品价格也受到压抑。而如果是那样，美国的贸易赤字就会增加。

　另一方面，向美国输出商品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所获得的外汇，只要美国以相对高的利率保持美元价格，就会投向美国的证券(主要是国债)，从而流回美国。如果美国的股票价格和美元价格由于资金回流而上涨，就会有更多的资金集中于美国。但是，这种循环不会持久。因为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隐含着对美元的信用迟早会发生动摇的种种潜在的危险性。间断性的美元价格暴跌所造成的调整局面将会出现。

　因而，第二，如前所述，如果不将流人美国的资金用来再进行海外投资(资本输出)，增加投资收益，美国就不能维持庞大的对外债务(来自海外的借款)。如果那样，遇到国际收支的障碍，美元的信用问题就会再次出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美国要求贸易盈余国“开放市场”并实行金融自由化，强迫它们采用世界标准名义下的美国标准。这种现象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扩展到了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90年代出现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指俄罗斯和东南亚各国的快速增长市场)就是如此。

　然而，证券化导致抽逃速度愈益加快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并且，如前所述，它频繁地将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卷入蔓延性的金融危机。首先，如果某一国家显示出良好的经济业绩，超出该国的贸易结算必需额和设备投资必需额，短期资金就会流入。流入的这种短期资金投放于土地和股票，使土地和股票的资产价格上升，就将该国卷入了泡沫经济。其次，如果若干经济指标(例如贸易收支和物价上升率)恶化，出现政局不稳定的形势，抽逃速度加快的证券化的国际短期资金，就会在转眼之间流出。其结果，被抬高的股票价格和土地价格急剧下跌，致使大量的不良债权积累起来，破坏了该国的金融体系。这样，美国就以证券投资夺取了以制造业为重点增长起来的落后国家的成果。

　每次国际货币流动造成的蔓延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会产生如下的恶性循环，即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为中心，重复进行特别的“国家公共资金”的投入和进一步的金融自由化，从而又酿成新的危机。结果，在泡沫经济和泡沫破灭的浪潮吞噬世界的过程中，只有美国的泡沫经济保存了下来，出现美国独自获胜的情况。

　确实，进入1999年以后，常有亚洲各国景气的恢复已见征兆的报道。然而，这是过分依赖出口的“恢复”，失业率仍然很高，不良债权额的增加迄今尚未停止。就是说，亚洲各国同日本一样尚未摆脱严重的金融资产贬值。由于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的优先加强外汇储备的“处方”，除依赖出口以外已无其他可用以恢复经济增长的选择。可是能够接受来自亚洲的输入的，目前只有处于泡沫经济鼎盛时期的美国。这就形成了如下微妙的结构，即，为了增加恢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出口，各国不能不支持美国的泡沫经济。

　这样，全球化的本质不在于市场在世界规模上扩大，从而无国界化的这种表面现象。冷战虽已结束，而美国依靠冷战型意识形态的残余，仍想继续强行充当霸权国的这种强权行径，也导致了现今的全球化。它表现为在一极(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消失的同时，另一极(市场原理主义)飞扬跋扈。没有冷战的霸权之所以还要以市场原理主义为依据，是因为它最好地代表了美国自身的刹益，即要求开放市场以抑止贸易赤字的扩大，并强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虽然原来的时代坐标已成为过去，但由于新的不久的未来社会的构想力没有显露出来，还没有摆脱旧的坐标轴的束缚，矛盾仍在不断扩大。这种情况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是时常发生的。问题在于，整个世界由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这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摘自《经济全球化与市场战略——市场原理主义的批判》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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