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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人白话》书后

王仲远

2002-12-31 11:34:43 来源：

《中人白话》周振鹤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读完这本《中人白话》，我对周振鹤先生的学问，才稍稍有所领会，不再像从前那样如望远山，只见烟云而不辨轮廓。周先生是历史地理学的专门学者，著有《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等大著，给人一种壁立千仞、不易亲近的感觉；但其实他的学术兴趣极为广泛，读书和藏书皆贪多务杂、细大不捐，是连账簿都不肯放过的人。这从本书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在“书前识语”中，周先生告诉读者说，他这本集子所收，是一些“内容驳杂”之文，由“阅读书籍、报刊或其他文献而来”。这里所说的“报刊”，非指今天的报刊，而是专指已成历史的近代报刊。所说的“其他文献”，所指范围则非常广，包括奏摺、价目单、导游手册等等。差不多可以说，凡是有史料价值的印刷品，都在他的收藏、阅读视野之内。而周先生不择精粗、囊括无遗，并非单为猎奇搜异，主要还是想利用这些材料，来揭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的变迁”。在《书同文与广方言》一文里，周先生早就曾郑重提起，他非常看重那些为大多数人所轻的“三不”书，即商衍鎏先生所谓“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者。在这本书里，周先生又多次重申此意，说到黄永年先生曾开玩笑，说这些书就是扔在地上，也不会有谁(藏书家)去拣。但周先生认为，正是这些“三不”书，载有“理解文化史进程的”某些重要的“东西”，“足以从侧面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其历史资料价值实在不容低估。而且由于时间较近，藏书家所轻，这些书不加以收集和保存，将来恐怕就会后悔莫及了。从这些地方可以见出，周先生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深刻的史料学思想。

　清章学诚曾提出“六经皆史”，大大开拓了史学疆域，对后世影响极大；近人钱锺书先生则谓，“不知着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见《谈艺录》)，视章氏之说更进一解。周先生同样也持此见，认为“一切资料都是史料”，而尤其注重风俗史的研究。在这本随笔中，他因为世人不能重视这些史料，而兴起感慨说：“一些当时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与陈词滥调，是不大有人将其记载下来的。一两百年以后，社会的变迁已经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涤荡无遗，遂使后世人对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情景茫然无知。”从这些地方可见，周先生不遗馀力搜访图书，原有其学术上的考虑和深意，与为藏书而藏书的藏书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对中国当代学术稍微留意的人，都知道周先生早些时候专门研究政区地理，兴趣在秦皇汉武之间；后来与友人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兴趣似乎一时转到语言文化的关系上。这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也有夫子自道。而在这本随笔集里，周先生的兴趣似乎已偏到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受到的西洋文化的影响。在不少文章里，周先生都着意揭示中西文化接触后，中国近代文化所发生的深刻细微的变化。这只要看本书中一些文章的题目，如《澳门出版的世界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东南亚——中西文化接触的前缘》、《发生在菲律宾的中西文化交流》、《汉译西洋地名的两个系统》等等，就可约略知道。当然这些文章还不是全部，周先生在别的文章里，还有随时涉及这个问题的讨论。例如在介绍《东西洋考》一文中，就为我们勾勒了那时较为先进的读书人所知道的西洋知识的轮廓，并指出其书对后来中国学者如魏源、梁廷柟等的影响。在介绍《瀛寰琐纪》这篇文章里，就为我们指出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不仅朝廷的大臣有反对变革的谬论，一般人更有反对“西学”的迂腐荒谬的想法。

　一般而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两个较为热门的地方，即(一)十九世纪以来百余年间，(二)十七世纪即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东来那一时期。周先生在考察中西文化交流时，就略过这些学者喜欢光顾的地方，而将其学术触角伸到那些被人忽视的领域。如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在东南亚所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周先生认为正是在那里，西洋人“最早”“遭遇中华文明”，并“产生最早的汉学”；也正是在那里，中国“最先接触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明”，并“将这一文明扩散至中国本土”。这一见解无疑是非常独到的，可谓言人之所不能言，对于近代史专门研究者来说，实具有不可忽视的指示意义。当然，相对这些宏观的论述，周先生更感兴趣的是具体的考证。如在谈到马礼逊的词典时，他就顺手利用该词典纠正了别的学者对“面包”一词的溯源，指出这个外来词并不最早见于梁廷枘《海国四说》(1846)，在马氏词典的第三部分早有译bread为“麺包”，所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词“至迟在1822年就已经出现了”。再如葡萄牙、西班牙二国译名，一般人都因其带有“牙”字，且读音皆与西文不相对应，而大致疑惑。周先生指出此二国译名皆出自《东西洋考》，《东西洋考》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所编；所以这两个译名，当是传教士受到闽南方言影响，用闽南方言翻出来的结果。这些精确的考述，运用看似毫无价值的材料，化腐朽为神奇，且以随意之笔出之，真可谓是“摘叶飞花，皆可打人”的手段。

　不过周先生坐拥书城，埋首故纸堆中，也并非像藐姑射仙人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地，从他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隐忧孤愤。记得周先生曾引他人戏言说：“做学问只好比别人快半拍，与别人同步，没人看得上你，比别人快几拍，没人看得懂你。左右你都没有名气。”说这样愤世嫉俗的牢骚话，当然有曲高和寡、世不我知之叹。而在这本随笔集里，周先生的感慨似乎更为加深，所以月旦人物之际，就绝不肯稍稍随人俯仰，而刻意表彰学识博通而声名黯淡之士，如王士性、梁份、徐继等等，意欲拂去历史的尘埃，以还历史本来的真相。不用说，这些都显示了周先生的卓识高见，以及一个严肃学者的求真精神，但同时也不自觉地露出了他胸中的块垒。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2.12.27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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