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近出版了一本《民国笑忘书》，封面就很有点民国范儿——丰子恺先生的一幅小品画，不算华丽，却够苍凉。一个中年男子的长衫背影，两把空空的藤椅，三盏空空的茶盅搁在小桌上。聊友们都走了，这位先生得再跟谁唠嗑，再找谁来治一治“话痨”呢？我以为，只能是在枕边炕头，找那位千年修得共枕眠的“拙荆”去了。

　　果不其然，看一眼这本书的目录，竟然验证了我的胡思乱想。可以说，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看点，就是民国人物的“二人转”。首先是夫妻档，徐志摩与陆小曼、胡兰成与张爱玲、梅兰芳与孟小冬、严复与朱明丽、陈寅恪与唐筼、顾颉刚与张静秋等等，伉俪情深也罢，情深缘浅也罢；白头谐老也罢，半世纠葛也罢，基本上说的都是文艺、学术之外的、枕边炕头的私房话，却是比讲台、餐桌上的台面话要真心百倍的实在话。然后才是友情档，如胡适与周作人、王国维与蒋汝藻等；还有冤家档，如鲁迅与傅增湘、鲁迅与章士钊等等。

　　这一本民国“二人转”，好看处还是不过夫妻档。在民国的枕边炕头，听听枕头风、品品炕头话，有何不可？在民国的枕边炕头，才会听得懂大时代也有大无奈，才能读得懂小时代亦有小欢喜。民国大师们的小日子，民国小女子们的大局观，不一定能让读者感到完美，但却一定能触到真实。大道理一通，不如小酒一杯；大部头一堆，不如小书一本。作者就是以看似家常的笔法，用极其通俗的话语，让民国的枕边炕头成为一种独特史料，让读者在家长里短中感悟时代。这本书，实际上是将一种中性史观暗渡陈仓，并将这种史观缓释于一定程度的文学修辞手法之中，看似“按兵未动”，实则已“兵临城下”。

　　不知道，作者这一番“牛刀杀鸡”的手法，是否源于某种自觉的文化定位。但在这本《民国笑忘书》里，可以看到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早已习惯了的宏大叙事框架内的“历史”本身。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可以堂而皇之的为历史分段，为时代定位。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可以宣称民国既是大时代，也是小时代。一方面，中国两千年帝制终结，迎来现代文明的新生，有阵痛、有挣扎更有呐喊与渴望。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激进与保守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金融家们等竞相登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有人试图缔造新时代，也有人试图阻止新变革。另一方面，在开辟新局，同时也乱象纷呈的这一时代，还有一部份人选择了独善其身，或者说叫先成就自己的旁观者。大量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学者、文化经济人都在以一己之力成就自己的小天地。各式各样纷繁多变、五光十色的学说、文艺流派、文化阵营开始形成，几乎成为一个可以比肩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但这样的分段与定位，并不能解决我们的日常史观，我们仍会近乎急眼的追问——民国究竟是个神马时代？

　　事实上，我们现在早已把怀旧当作消费，把定义当作思想。在无论多么急眼的追问之下，我们的日常史观仍然是，也只能是在一种文化想象下的某种假象。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民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假象。正是因为国家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不断的多种因素合力，导致了民国时代政府对文化所谓的“引导力”不足，各种思想、学说、流派、阵营得以无形中滋生与壮大起来，这其实是一个没有“主旋律”的时代。从1912—1949年来看，短短37年之内产生的大师级人物，可以说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达到顶峰，21世纪的未来百年也未必能达到这个高度——这是自由的结果，也是自由的代价。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有足够强的文化引导力，可能就产生不了那么多大师级思想及亚文化，但政权会因之相对稳固，国家会因之相对长久。当然，要自由还是要“主旋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身也是个很敏感的话题。《民国笑忘书》似乎就刻意绕开了这个“大时代”问题，而执意一头扎入了“小时代”的卧室中，以一种“准风月谈”式的题材，开启关于民国的日常史观新路径。

　　当然，除了在民国的枕边炕头，找寻“小时代”日常史观的蛛丝马迹之外，《民国笑忘书》也并未全然回避那些民国大师们的正能量。章太炎、王国维、李叔同、胡适、陈独秀等，他们的思想光芒依旧炫目于大小时代的星空，他们所代表的民国文化的精髓，是任何时代也抹杀不了的正能量。该书虽然也强调“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是民国文化的精髓，但说“精髓”，也就意味着一定还有糟粕——这是该书中性史观的根本体现。在相应的人物与史料辨析中，书中明确指出，民国文化中也一样有小圈子、窝里斗；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等等糟粕，这是任何时代也避免不了的东西。但值得学习的东西，也还只能是那一点精髓——“思想自由，人格独立”。

　　思想自由，可能有人要说很难办到，写篇稿会被审查，发条微博会被删，好像思想很难自由。但自由从来就没有无所限制、任意妄为的完全自由——书中指出，民国也有报刊审查制度，禁言禁书的管制也长期存在；换句话说，民国如果有微博，也一样会有删贴和封号。虽然没有明确的延伸与比较，该书实际上也寄托了一种实事求是的自由观。这种实事求是的自由观，就要求我们把“自由”的概念充分延伸进日常生活本身，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书本上的学理与文学上的想象。这种实事求是的自由观，要求我们不要把一个人有限的精力与智慧始终用于愤怒与表演，不要把一个人有限的能力与时间始终寄托在投机与择机中，我们完全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圈层、各自的时空中，努力企及自己曾无法达到的某种高度，在这一高度之上，就可以获得相对的自由——无论从心灵还是智识上，就已经超越了曾经的自我。这种自我的超越性，是日常生活下的心灵超脱与情怀寄托，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完全理想化的学理层面去完美无瑕、去舍本逐末，去空想乌托邦式的政体与国体。

　　无论如何，《民国笑忘书》是一本可读性极佳的书。这样的可读性又并不等同于无休止的八卦、无极限的煸情和语无伦次的穿越，而是始终坚持从生活史角度理解民国人物，始终坚持换位思考时代处境与多面人性，我想，这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考。面对这样一本小书，阅读本身已是享受，阅读之后去不去再思考、去不去再反思，则也完全是读者自己的自由。李敖曾经批评钱穆的历史观，说钱先生对中国历史太满意了。我想，《民国笑忘书》里所表达的历史观，是既不满意，也不反感；在这样的中性史观中，生活感受与换位思考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样的中性史观，在日前不是满意得一塌糊涂，就是愤怒得捶胸顿足的各类文史读物里，也应当有其一席之地吧。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