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巴比伦与亚述文明——评《巴比伦与亚述文明》于殿利 著 杨共乐 编

　　汉谟拉比的青铜雕像。约公元前1750年。

　　《巴比伦与亚述文明》 于殿利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巴比伦与亚述文明》虽早有期盼，但一口气读完此书，仍有震撼之感。于殿利的这部心血之作，是亚述学诞生150余年来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学术专著，揭示出与国内外学术界传统上完全不同的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的全新图景，对于重新勾勒世界文明史的总体发展脉络具有启迪意义。

　　一

　　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又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最伟大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人云，不了解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就不了解西方文明的源头。在这一地区，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诞生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人文观，第一部法典，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溉农业，开展了人类最早的对外贸易，最早的科学知识，最早的史诗与神话……

　　《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专题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勾勒出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发展的轨迹，反映了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的基本面貌，揭示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全局性特征和本质特征。

　　于殿利在本书中注重方法论的创新，重视多学科间的整合，同时将系统的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史研究，所论述的观点和结论大量地采用了历史学、语言文字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法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为基础，并注意把历史现象纳入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以“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伦理和价值观来考查和考量。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既开阔了研究视野，也使研究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得出的结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从而能对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提出相应的全新诠释，使得散落、隐藏在古老楔形文字文献资料背后的历史事实逐步清晰起来，具有定性研究的理性色彩。

　　二

　　翻开世界文明史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的篇章，几十年不变的“专制统治”“等级制度”“奴隶制”和“灌溉农业”等论述早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作者对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探究，对于国内外学者在某些问题上的理论观点或“成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通过锐利而独到的剖析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在诸多具体的历史问题上甚至完全颠覆了传统观点，有很多新的材料、新的内容和新的提法。

　　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尤其是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两大主流观点，即“奴隶制说”和“封建说”。中国学术界一直奉行“奴隶制社会说”，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而西方学者大多坚持“封建说”，争论很大，莫衷一是。作者通过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结构——国家、城市公民共同体和家庭三位一体的分析，认为至少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是复杂的，表现为国有经济的封建租佃性质、私人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家庭奴隶制。国有封建制、家内奴隶制和私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混合经济模式的提出，打破了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一直以来关于“奴隶制说”与“封建制说”的僵硬对立，颇有新意。

　　关于古巴比伦时期的经济性质问题，传统上一般认为王室经济（包括神庙经济）与私人经济并存，但王室经济居主要地位。作者根据新的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认为：总体说来，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上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即王室经济、神庙经济和私人经济，它们的比例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是神庙经济逐渐下降，王室经济或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呈上升趋势，尤其是私人经济的发展。作者通过分析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商品经济以及农业经济性质，发现巴比伦文明不是学术界传统上所说的农业文明，而是属于商业文明，与传统的“成说”形成鲜明对比。

　　三

　　于殿利是国内第一批接触和学习楔形文字的少数几名学子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师从著名学者林志纯先生并在外国亚述学专家指导下系统学习楔形文字（阿卡德文）。作者从词汇学习、语法学习到楔形文字原始文献释读，尤其对《汉谟拉比法典》的楔形文字版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学习、研读，这就使得该书的相关研究，充分建立在研读楔形文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在许多章节和具体问题分析上，充分借助于阿卡德语词源学和语法学等语言文字工具，从根源上分析传统，并从根源上树立新说，使之言而有据，十分精彩，展示了作者深厚的亚述学的功底。

　　28年前，笔者曾与于殿利一起在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试办班学习亚述学。那时，我国对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的了解刚刚开始。我们看到一本名叫《古代伊拉克》的书，非常兴奋，曾将书复印并相约有朝一日把此书翻译出来，只是以后一直没有行动。现在看来，这已不再是那么需要了，因为中国学者自己撰述的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史的专著已经面世。（郑殿华）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